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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初期作家启蒙认同困境
王 金 胜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随着“写真实”话语蕴涵的调整和“人学”话语的浮现,“新时期”初期小说家初步确立了启蒙者身份,在创作中接通和张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主题.但其对“人学话语”的艺术表现,无法超脱于以“人民话语”为关键词的“新时期”想像,无法绕过既是其展开叙事的“前史”同时又在“新时期”发挥现实功能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时期”初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是个体启蒙认同和人民认同之间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新时期”小说； “写真实”；人学话语；人民话语；认同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1-0022-07
一、“写真实”话语蕴涵的转换与“人学”话语的浮现
按照一般的文学史描述,“”的结束开启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大幕.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潜伏了近三十年后,重新成为“新时期”的回归对象.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普遍出现的“写真实”的思想、艺术倾向和对“人”的呼唤、塑造,则通常被视为启蒙意识“复归”的重要表现.
如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类型一样,“写真实”也并不仅仅意味着作家对现实生活、情感的写实性表现或“对创作的某种艺术要求或艺术倡导”[1]（P260）,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它可以视为一个“超级能指”,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有力构成.从“写真实”话语所指的历史错动中,可以一窥现代意识形态建构和嬗变的历史.因此,“写真实”不仅是一个作家的思想、艺术追求,不仅是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纯艺术范畴内的事物,也并不仅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叙事类文学的内在成规,它在百年中国文学历史中,构成了一个涵盖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的巨大的“话语场域”.对它的理解,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而需要将其作为一种“话语”措置在历史和话语谱系的变易中,寻绎其间隐含的意识形态.从这点上看,“新时期”初期“写真实”话语的生产和内涵,同样受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流话语的主导与规范,它所针对的是盛行于“”“十七年”文学（“当代文学”）中的所谓“写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瞒和骗”的恶劣倾向.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说,只有在现实主义文论中,“真实”才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艺术范畴.即便在现实主义论域中,对于“真实”的理解和阐述也存在众多差异.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中,艺术真实最核心的内容便是超越表层细节和生活自在自然状态的“典型化”.这样实际上就是将作家描写的人物、人物关系（即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与作品所要反映的现实本质、历史规律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两者结合、统一的程度也即“真实性”或“典型化”的程度.“真实性”或“典型化”意味着一种对普遍性（“本质”“规律”）的追求.问题的关键在于阶级话语的强力介入根本上改变了普遍性、一般性和特殊性、个别性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平衡.“写真实”被镶嵌在一个强大、坚硬的政治话语框架中,这也就意味着文学要写阶级观念、写共性、普遍性,从而取消、牺牲了人的个性具体性和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与丰富性,而所谓的“现实”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某种既定理念的显影,而带有程度各异的象征化色彩.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写真实”的具体含义依赖于对此特定“现实主义”形态的具体理解.按照《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性表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已经和“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结合起来,成为整体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被确立为最高创作和批评原则,成为执政党文艺方针、文艺政策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中,“现实”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党性原则”“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或“政策观点”①的物质化的形象载体,“写真实”只是一种用描写“现实”来达到宣传政党党性原则和政策性话语的目的与手段,“现实主义”则失去了其作为一种客观、“科学”地揭示现实的艺术方法之独立性,而变成了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更具体地说,“写真实”逐渐演变为政党阶段性政策和行动的文艺镜像,而且这一实践并非镜子式的反映、描写“现实”,更重要的是引导现实、改造现实.此种“现实”作为一种革命话语的构造物,其实质为形象化的“本质/规律”.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或可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组织纲领）的监控和规训下,文学中的“生活”失去了其必备的客观实在性和直观体验性,成为一种本质化的“整体现实”.革命的纯洁化、圣洁化的统一要求使日常生活的一切——生活气息、生活细节、生活场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成为一种非法的存在,而对生活原生形态的真实表现则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立场、情绪或小市民趣味的反映.
“新时期”初期的“写真实”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学话语的糅合,从哲学观上看,它或主要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话语,或主要是一种左翼人道主义话语（如王若水）,或主要是一种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从创作方法上看,它或倾向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或倾向于“五四”现实主义传统,或倾向于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或倾向于重新浮出水面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各种话语力量的交错中,浮现、游荡着“新时期”初期独特的“人学”面影.可以说,“写真实”话语的重释与“人”的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建构相伴而生.
在超量负荷的整体性政治文化语境中,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日常生活受到持续的警惕、蔑视和批判,“人”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化、政治化要求,成为表现“现实”的工具.阶级感情、阶级身份、阶级关系将“人”胶固在特定的地位和位置上,“人”以戴着阶级脸谱的“角色”粉墨登场,个体的生活感受、生命体验等私人领域的微观感性因素被视为非革命的“杂质”,成为改造“旧我”、生产“新我”的“手术”切入点和叙事出发点.
恰如吴义勤先生指出的：“可以说,只有到了‘新时期’,‘写真实’和‘真实性’问题才具备了理论上归位和还原的机会.”[1]（P271）对于“新时期”初期作家来说,“真实”并非一个作家们所理解的“心理”感觉甚或幻象（如“意识流”和“先锋”作家）,并非一种具有超强的稳定性、顽固性的“现实”（如“寻根和”“新写实”作家）,也非一种叙事营造或语言编织的效果（如马原、余华等以“虚构”替代“真实”,使前者成为小说/文学的带有本体性色彩的认定）.他们确信“真实”的存在,他们有着把握、书写“生活真实”的主体自信,把握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干预生活”,书写人性,塑造人的灵魂和精神.②因此,对于“新时期”初期作家来说,“真”,是现实、生活的“真”和情感、心灵的“诚”的遇合,是“真实”的外部世界和“独立”的精神个体在艺术文本中的融合.“写真实”,既是对外部现实的客观书写,又是内在心灵的本真写照.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心灵的遇合,是获得对生活与自我的真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关键,也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精髓.尽管此时的理论批评界对“现实主义”和“真实性”尚存争议,对于“现实主义”往何处“回归”尚有不同的意见①,但毫无疑问,就在这论争和探讨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思想、精神、文化资源在不断地拓展,并进一步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人道主义”建立了愈加深刻的联系,最终使关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探讨深入到一个更为宏阔的思想、文化启蒙层面.在“新时期”作家看来,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新时期”已经揭掉了蒙在“真实”上的假面,铲除了“写真实”的一切政治障碍,“写真实”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他们重新确立自己“人民代言人”身份的必须,也是充当历史的见证人、书写者的必须.“新时期”小说中“人学”启蒙话语由此逐渐穿透“写真实”话语而得以凸显.
以“个体”和“人”为核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新时期”初期小说启蒙叙事的重要前提和表征.小说家操持着“自己”“自我”“个性”等人学话语,进入各自的创作之中.此时频频出现于作家笔下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生活”,一个是“人”.
先看关键词“生活”.“新时期”作家通常将自己定位为历经历史磨难和挫折的生活的思考者.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思想和认识不是先验的、给定的,它们来自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是“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和思索”[2]（P10）,因为“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没有思索,也没有文学”[3]（P456）.在“新时期”作家精神结构中,“生活”仍占据重要位置,其中仍残存“唯一源泉”论和“深入生活”论的思想印迹,但不同的是,“生活”所指由“工农兵生活”转向了“普通的实际生活”②.其背后则是“日常生活政治”对“工农兵/无产阶级政治”的替代.
再从关键词“人”的角度看.“新时期”初期作家理解的“人”是“生活”中的“人”,而非超验的人格神或神的人格化.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主题、题材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人物的独特个性和心灵世界更应是小说文本的主要艺术目标和审美价值所在.“我认为文学是人学,应该全面地理解人,反映人.主张文学干预人的灵魂……”[4]（P276）“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秘密,是文学（小说）的一个使命.”[5]（P33）其背后则是“人道主义政治”对“阶级/政党/路线政治”的替代.
一言概之,“生活”是“人”的而非“神”的生活,“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而非某种“工农兵生活”的观念化生产和既定话语规范中的齿轮,它有着本身所固有的内容,有着康德式主体的特征,又有着对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承担.正因如此,“人学话语”才会与“写真实”话语同步而起,倡导人道主义的作家才有反映现实矛盾、“突破禁区”的热情,并将个人的责任内化为创作的冲动和,将关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察、思考,置于“个人”的支点上,从“个性”出发,建构一种以“个体”为基准的启蒙认同.反思—批判型的写作显示出知识分子作家对历史、现实和世态人生所具有的较高的认知判断能力和较为清醒的自审意识,一种呼唤自由、个性,强调“自我”作为人之存在的普遍性价值的启蒙认同叙事逐渐成型.
二、人民话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新时期”想像
“新时期”初期小说以人道主义话语为主导的启蒙叙事,它所由产生的语境,以及它承继的话语传统并非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回归‘五四’”.它运行于“新时期”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规范之内,并且通过对盛行于“”与“十七年”的“”政治学和“阶级论”实践的批判与清算,最终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断口”的修正、弥补和延续.不管如何评价,有一点难以被忽视,就是：“新时期”所面对的传统,既包括“五四”,又包括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①.它阐扬的人道主义、“人”与“个体”话语,始终也与社会主义“人民”话语相纠缠,并形成了悖论性的张力.
“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对“人民话语”的持续关注和热情赞颂,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许.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积极肯定了“新时期”初期小说在历史（“打破林彪、‘’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和现实（“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两个方面的作用.[6]（P208）高层的肯定既是对“人民”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渊源和流脉的话语谱系的重新认定,也是对“新时期”文艺在人民性立场上表现的认可,更是对“新时期”文化空间重建中“人民话语”维度的不可缺失性的引导和规范.
但显然,“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历史叙事,也是历史的重构,是一种基于当下的现实需要而对历史的梳理、筛选、评判和清算,它服从于在“新时期”得以重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化”总体想象,并服务于经由“现代化”话语重构的“现实”需要.
“新时期”构筑自身合法性的基本策略是将“”作为自身的“他者”和“历史”.作为“他者”的“”,是一个需要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对手；作为“历史”的“”,是一个需要彻底告别的阴影和痛疽.无论是主流话语、精英话语抑或大众话语,无论从合法性（政党执政）、合理性（对历史规律的意识形态论述）还是从合情性（基于普通人情感体验和文学的情感功能）上来说,“”都是一个亟需清理的“奥革阿斯的牛圈”.但深层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一种话语层面的论证,或者说,如何藉助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论述和情感的统合力量,来重构关于“新时期”的共同体认同.藉由这一新的认同,填平历史断裂（包括民众哲学认识论、政治信仰和情感认同等）的鸿沟,并从根本上重新论证和保障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合法性和文化领导权.
对于“新时期”初期作家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当主流话语宣告其为“历史”时,也就意味着同时展开的对“”和“新时期”的“政治定性”.对于民众来说,这一定性,意味着“”在被“封闭”和“封存”的同时也获得了其可理解性,——它不再是延续至今乃至将来、始终缠绕着我们民族和个人的鬼魂般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定性,也是主流话语关于“历史不再重演”和“走向美好明天”（“新时期”） 的一个庄严承诺.但是1976年10月的历史事件毕竟不同于1949年10月的历史事件,前者不是后者的改朝换代,后者是在长期的革命历史实践和革命故事讲述中逐渐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的,但前者仍需在宣告“历史终结”的同时,发掘被“终结”所掩埋的、持续不断地延续至今的“现代化”戏剧.这出戏剧从晚清开始上演,至“五四”至建国至“十七年”至“”至“新时期”,草蛇灰线,源远流长,是一个民族执着的历史诉求,也是一个民族进入“世界”的必由之路.而这出戏剧的最杰出的导演、最优秀的编剧,无疑是历经苦难、百折不挠的执政党及其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信仰.在这出历史壮剧中,最优秀的演员无疑是“人民”,它接受信仰及信仰者的领导,自觉地将个体的偶然的存在纳入必然之规律,将个体存在的断裂性、创伤性体验,纳入“新时期”的现代化规划,在一种总体性历史感中,实现个体/国家/民族的价值.这是藉助正面立论的方式展开的、对“历史”和“现实”的肯定性叙述.同时展开的是一种批判性、否定性的叙述,也即,主流话语在选择性叙述“历史”时,驱逐、否定、排斥和掊击另外一些不能被有效进行意识形态整合的其他“历史”.
在将个体经验历史化/必然化/规律化的实践中,话语通过其引导、规训、说服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否定充斥着各种语言暴力的“”话语的基础上,主流政治对“新时期”的阐释祛除了其多义性,赋予了它稳固的语义,将“历史”和现实中的个人化的经历、体验整理为历史的经验,形成一个“语言—情感—认识”共同体.“新时期”作为一个主导符号体系,在“”后充分发挥了其“整合”“选择”和“排斥”的功能.“人民”无疑是“新时期”主导话语中的关键词之一.从文艺的归属和创作源泉上说,从文艺的表现内容和服务对象上说,从“新时期”之确立自身合法性上说,都是以“人民话语”为意识形态论述核心.
第四次文代会的“二为”方针,取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绝对律令,拓展了文艺的服务对象、描写范围和功能,作家获得了更多的精神自由和创作自由,更重要的是,作家也由被教育被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上升为“人民”.阶级属性的转变意味着思想、文化身份的转换,这样“新时期”作家充当“人民代言人”角色就顺理成章.
三、“个人”?“人民”之龃龉与融合：“新时期”初期启蒙认同的独特性及困境
在“新时期”初期作家看来,以“自我”为核心的人学话语和以“人民”为核心的群体话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可以较完满地重合.只要属于“人民”中的一员,作家的真诚言说所传达的无疑就是人民的心声.对于“新时期”初期作家来说,自我的个体主体并非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体,在“新时期”的特定历史话语情境中,此个体主体的历史性蕴涵包括：其一,作为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核心的“五四”人道主义话语蕴涵；其二,由左翼文艺延续下来,并最终以“当代性”形态出现的阶级/国族话语蕴涵.他们“所认同的人民、党和社会主义,不仅是完全同一的（即所说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最基本的原理’）,而且,这些认同对象之间还互相确证着对方的合法性,并且赋予对方以强烈的道义色彩.”[7]戴厚英的《人啊,人！》借小说人物之口确凿地传达出对“个人”在“人民”中艰难处境的焦虑：个体的、具体的、感性的生命的“人”,被抽象宏大的“人民”话语抽空.但在以“人学话语”反思“人民话语”的同时,她又表示：“但我决不是只为了自己而写作.我知道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我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我用我的笔为祖国人民摆脱穷困和愚昧而斗争.”[8]（P369）
实际上,无论是对于王蒙、李国文、张贤亮等“归来”作家来说①,还是对于张承志、孔捷生、史铁生、叶辛等“知青”作家来说②,“人民”以及与之相关的话语都是其创作的立场、出发点、动力源泉和代言对象.张承志为自己在草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受到身处底层的“人民”的滋养和教育,并进而塑造其独特而执着的“人民意识”而感到自豪.其《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诸作中的思想与美学无疑流贯着“人民”记忆的血脉.“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9]他坚持：“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他直言：“我奉劝凡是有志于改革中国现状的,都要积极加入中国,只有加入中国,才能改造这个国家.”[10]（P466）
“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启蒙话语,本身就包含着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内在张力,甚或包含着隐约的存在主义因子.进一步说,在“伤痕”“反思”?“改革”?“知青”直至“寻根”小说中,在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共同主导的“现代化”设计与想象中,包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族认同,而在此时的国族认同建构中,适应历史形势而做出调整的“人民话语”,作为一种开放型或改良型政治话语,有效地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侧重其现代政体建制）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想象的共同体）相连接,从而使得启蒙认同（内含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张力）/国族认同/人民认同三者之间,取得了为时不是太久的短暂平衡.
此平衡的历史后果,需做辩证分析.一方面,它使得参与“协商”的三方——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能在历史的大转型/大断裂中,彼此协调呼应,成功地跨越历史断裂地带,成为现代化工程的积极设计者或有力参与者.关于“历史”的伤痕、痛苦和噩梦般的记忆,在最短之间内被清除出理想化的历史主义叙事范畴.另一方面,对于“新时期”初期作家来说,其以个体主体为核心的启蒙认同建构,既受着“人性”“人情”“爱”等普泛的人道主义话语的约束,以免被目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等道德反面镜像,又受着国族话语、人民话语的强力牵引.因此,从总体上看,“新时期”初期作家,正如此时文坛的八面来风、暗流涌动,稳健派、改革派、开明派、激进派、保守派诸番话语力量你来我往彼此交错一般,基本上处于人道主义话语/个性主义话语/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人民话语的交锋对抗、妥协退让等犹疑暧昧状态.他们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个把卑贱当作自我超越的崇高、把苦难当作合理的锻炼的问题”[11]（P511）,张贤亮的小说在这点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是“新时期”初期小说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也是现代以来,中国作家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自我认同悖论的当代延续.①
“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文艺思想以及据其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中,“人民”并非一个单纯的复合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结构,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政治语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动,其最终阐释权归属于最高权力话语的执掌者.“人民”（“我”）或“人民的敌人”（“敌”）的二元对立选择,使“人民”成为无可置疑的“元话语”,具有政治上的绝对正确性和道义上的神圣性、崇高性.身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惟有不断地改造、不断地学习,争取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其文学文本能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大小,都取决于“人民”这一终极标准.
在“新时期”初期小说家的文化身份中,既有作为知识分子启蒙认同的一面,同时也包含历史、时代和社会等方面的复杂成分——一种经过“改良”而趋向实际的、缓和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主流政治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12]（P171）另一方面,它在承认“无论马克思、列宁和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的同时,又进一步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3]（P42）
随着主流话语的调整,“新时期”作家的政治身份也顺利实现了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的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不仅与“五四”启蒙一代一样,面临着对“非人”?“反人”等“专制”的批判,同时又与时代政治、社会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启蒙作家整体性的“反传统”态度,使他们自己成了传统的叛逆者和历史的孤儿,而“新时期”作家则有“历史”可以选择,有“传统”可以继承,他们在“新时期”的归来只是“重回人民的怀抱”.在“告别历史”之后,他们及时地得到了党、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承认和支持,并期盼这个“大写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充分的成长与展现.因此,“新时期”作家的选择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新时期”内涵的阐释和任务设计大体一致.由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作家的主体启蒙认同和人民认同就在历史的必然性中、真实地结合在主客的统一中.
如上所述,在“新时期”初期作家主体文化心理中,存着着诸种矛盾性因素,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混杂性、矛盾性并未从根本上导致主体内在撕裂的痛苦与绝望.恰恰相反,那个在今天看来,如此匮乏、贫困、饥渴却又肤浅的年代,如此多的作家却怀抱着、热诚、天真,有着对思想、历史、文化、知识、哲学的近乎疯狂的渴望,他们的作品充满着一种反叛与创造的,一种对真理、启蒙的火辣辣的信念,喷发着一股股浪漫的人文主义和精英的理想主义热情.何以如此？
深究这个问题,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其中,“新时期”初期作家的个体文化认同建构是一个有效的视角.个体文化身份来自个体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对某种群体生存方式的认同.当作家进入“新时期”思想和文化状态时,他们所面临的并非“五四”式的需要乃至必须要全盘否定的“传统”,他们在重构历史、表现现实和想象未来时,也非“五四”式的取借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不仅异于“五四”,也不同于全能政治时代的“人学”内涵、叙述形态.无论如何评判,“现代中国”“当代中国”“革命”不仅是他们的历史/现实,更构成了其文化意识或无意识.而且,“新时期”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能够协同一致,更内在的原因或许是,首先,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现代化”信仰,以及支持这一信仰的一元线性历史观和历史目的论.其次,将个人主体从革命乌托邦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塑造一个“大写的人”即重建人的主体性.这是一个关联着主流、精英、大众三方力量,关联着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不同区域的超级议题,一个有着明确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指向的多方协议.“新时期”初期作家的个体文化认同建构,就在此驳杂而谐和的场域中进行并得以有效地完成.而这一认同进入困境或危机,则初步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溃败、解体,其中有外部因素的刺激、诱导,也有其自身内在根源.
总体上看,借助主流话语对“”话语的批判和否定,“新时期”初期作家极力张扬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学主题.但是,产生、成长于“新时期”初期历史语境中的“新时期”小说在接通“五四”启蒙传统时,没有也不可能绕过既是其展开叙事的“前史”同时又在“新时期”发挥现实整合功能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它的关键词之一——“人民”.“新时期”初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是个体启蒙认同和人民认同的统一,一种并不全然矛盾但却有着内在缝隙的统一（在一些作家看来二者甚至是密合无间的）.这一短暂的平衡和统一,在经历了一个由“人民文学”向“人的文学”不断倾斜的过程之后,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打破,完成了后者对前者的替代.因此,“新时期”小说的启蒙认同与人民认同之间的和合、纠葛和裂隙是如何在具体叙事中展开和呈现出来的,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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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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