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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在干部待遇问题上
供给制的基本原则是平均供应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如果说绝对平均,却又是不确切的.延安时期,供给制已经出现不同级别的差异.职位的高低,虽然在伙食费和着装上没有多少差别,但在津贴上已有差别,尽管差别不大.按照当时的规定,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 元的津贴；各厅、处、院级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 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亦有1.5 元,最高于最低之间相差3 倍多一点.当然,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享受高津贴人员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在津贴上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固化下来.到了1941 年,伙食待遇和着装标准也有了差异,即大、小灶的不同.按照新规定,各级干部一般仍吃大灶,边区一级和军队每人每日一律3 角,分区及各县一律2 角,而各主要机关首长则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1 元”.不久,因为引起不好的议论,又增加了一个中灶待遇,并细划了所获待遇的级别界限,把原来较为含混的“各主要机关首长吃小灶”,改为“凡区党委部长以上干部可设小灶,地委级则应设中灶”.中灶标准为：凡有10 年革命历史,现任边区级各部门局长、处长、科长级干部,或有同样历史曾任县级的部长、科长5 年以上,或从事革命专门事业（如文教、医务、机要等）8 年以上且有相当贡献的各中学校长、大学系主任、教授与名医和高等技术人员,均可享受此等待遇.县级不设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标准.
供给制在1942 年形成固定的制度以后,边区政府对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采取的是工作生活经费和办公用品的平均分配制度,“衣食所需以及办公用品一部分发给经费,一部分改以实物供给,其中不足的部分由各机构部队学校生产自给”.但不论是统一供给部分还是自给部分,都有相应的规定.
可以说,供给制确保了的纪律和干部的相对廉洁,这也是长期引为自豪的最重要的革命资本之一.断言说：这就是因为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是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由此判断,他更预言：中国只有靠的这些既廉洁又的干部才有希望.朱德在1948 年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当口,也曾讲过类似的话：“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伙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
但供给制也不全是好处,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供应链加长,易于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这还不是最大最难的问题.最大最难的是,随着党政军机构的不断膨胀,资源浪费数额十分巨大.因为供给制没有将实际需要与有效供给有机结合,人与人的需求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等量齐观,却必须保证提供每个人同样数量的生活用品及日常消费品.同时,机关不论大小,为保障供给,必须保持一支专门的后勤队伍,完成从生产、采购、运输到最终分配的全套程序化供给,这中间同样产生浪费现象.那么,为了解决供给制的弊端,有必要实行薪金制.
为此,政务院于1954 年6 月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包干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命令》,再度调整分配标准,来提高供给制人员的待遇标准.
1955 年8 月31 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供给（包干）制待遇办法,在过去革命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已不符合‘按劳取酬’和‘同工同酬’的原则.因此,国务院决定自1955 年7 月份起,将现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而利社会主义建设”.“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据此,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最高工资为560 元,最低工资为18 元,再乘以地区物价津贴的百分数就是工资总额,最高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有31 倍多.
当时的定级标准的评定依据是职务,参考的是德、才和资历.大致为正部级3 至5 级,如当时茅盾是部长,定4 级；副部长5 至8 级,周扬当时是副部长兼副部长,定6 级；正局级8 至10 级；副局级9 至12 级.
而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仅增加0.23 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却有95.67元.这样的等级差距,自然引起了一些诟病.
面对这种情况,1956 年6 月实行的全面工资改革中,国务院再度对1955 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将原本只享受少量补贴的大批乡一级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干部系列,也享受工资制待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 元提高到20 元,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略微降低,为28 倍.但是,考虑到各个级别中的等级差,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别反而是拉大了,为36.4 倍.
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生目标的,一向反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森严等级”.实际上,他更习惯也更喜欢供给制的生活,本身就对实行等级工资制并不热心,甚至对苏联强调“物质刺激”,即靠拉开等级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来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办法表示怀疑.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1956 年调整后的工资标准较之前仅有细微的变化.对此,当然无法满意.在随后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现行的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水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不仅提到薪金的问题,而且对实际上存在的特殊待遇,提出了意见：“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可惜,这些话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他自己则表示,不接受最高级别的工资待遇,只同意拿404.80 元的工资.仅凭这一点,他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深深怀念.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批评声音之后,虽然1956 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但国务院还是很快出台了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10 级以上的干部全面降薪.“各级降薪的比例是：1 至5 级为10%,6 至8 级为6%,9 至10 级为3%.”降薪后,行政1 级由560 元降为504 元；行政2 级由505 元降为454 元；行政3 级由450 元降为405 元；行政4级由400 元降为360 元；行政5 级由360 元降为324元；行政6 级由320 元降为301 元；行政7 级由280元降为263 元；行政8 级由250 元降为235 元；行政9 级由220 元降为213.5 元；行政10 级由190 元降为184.5 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与最低工资差,由28 倍降为25.2 倍.
这个差别,在看来仍太大,何况行政10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仍享受着“特供”.比如,几级以上可以享受多少平方米的住房,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等等.他在1958 年《读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中质疑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
1959 年2 月,明令降低1 至3 级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将1 至3 级工资合并,统一发给460 元.1960 年10 月,又下令减低17 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1 至3 级再降12%,4 级降10%,5 级降8%,6 级降6%,7 级降4%,8 级降2%,9 至17 级降1%.降低后的1 至3 级工资标准为404.8 元,正好是坚持的标准.亲自修改审定的“苏共的公开信”中,就不乏这方面的内容：“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在50 年代》 作者：孟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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