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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斗争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以三反运动建设阶段为中心的考察
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进入到巩固前一阶段工作成绩的新阶段和目前学界对于“三反”运动建设阶段的研究存在盲区的现状,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斗争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包括在思想建设中既重视干部教育,又重视阶级教育；在组织建设中既注意清除旧的腐败分子,又注意吸收和提拔新的优秀分子；在制度建设中既瞄准日常工作的规范,又聚焦内外监督的加强,可为今天顺利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事业提供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三反”运动；建设阶段；巩固成果；系统性方略；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４３－０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正纲肃纪,铁腕,初步营造了“不敢腐”的清明政治环境.在此阶段,学界响应党的号召,注重从古今中外建设的历史中汲取智慧,不仅考察我国古代政权兴亡的递嬗轨迹,分析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治理腐败的利弊得失,而且清醒地认识到继承和发扬中国自身优良传统的极端重要性.在后者方面,有学者致力于挖掘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的经验资源,为今天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目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进入新阶段,构建“不能腐”和“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巩固前一阶段的斗争成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适应发展的实践需要,学界关于“三反”运动斗争艺术的阐释不应再局限于发动阶段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斗争阶段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以及处理阶段的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而应更加关注建设阶段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运动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党在结束运动时曾特别指出：“‘三反’运动必须经过建设阶段,才能完满结束.‘三反’建设阶段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于‘三反’运动的总结,这是巩固‘三反’成果、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觉悟程度和工作效率的重要关键.”［１］２９可见,研究“三反”运动,决不能忽视对于建设阶段工作的探讨,尤其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它更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论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局安定的和平建设时期,掌握思想领导都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２］当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党一如既往地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适时做出胜利结束运动必须反对草率收兵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建设阶段系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以使运动成果在思想上得到完全巩固.［１］２５－２６响应党的号召,全国范围内的党和国家机关相继开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育实践活动.其中,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９日,河北省委下发关于开展牢固“三反”运动思想成果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教育内容,并将思想建设的目标细化为三个方面,即弄清三年来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性质,领会党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基本政策和斗争策略,批判党内在对待资产阶级关系和执行相关政策上的右倾思想,［３］为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５月２０日,华南分局宣传部做出关于“三反”运动中思想建设的学习通知,除划定有关正确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基础性文件外,注意运用运动前期暴露出来的、为本地人民所熟知的鲜活案例,将左洪涛、杨奇案的情况说明和处理结果列为参考文件,［４］帮助党员干部联系日常工作进行学习和检查,督促其提高警惕和增强规矩意识.６月５日,湖北省委报告省直机关“三反”运动思想建设阶段的情况,着重揭露和批评工作做得一般和做得较差的单位的问题,包括某些党员干部害怕暴露思想、担心不能提拔,某些新学生干部自高自大,逞个人英雄主义,某些留用人员自暴自弃、丧失信心,以及某些积极分子以“打虎功臣”自居,闹地位、闹待遇,［５］有力地克服了因教育活动而来的暂时的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经过这次活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从认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中,具体分析什么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我们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所必须反对的；什么思想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是我们必须树立的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国家的各种建设”,［６］并在实际工作中批判应当批判的,坚持应当坚持的.然而,思想上的正确坚定不是仅靠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就能够轻易获得,它必须在前者的基础上经过刻苦扎实的理论学习才可以真正巩固.在这方面,东北地区的工作最为突出.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东北局颁布《关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度东北区在职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规定》,不仅明确提出利用“三反”运动中党员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充满热忱的有利条件,建立正规的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工作方针,而且详细制定有关学习内容与学习重点、学习领导与学习骨干培养等方面的具体方案.［７］以此为基础,全区特别重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法,要求每位东北局委员既是东北局学习小组的成员,又是其主要负责部门学习小组的领导,使各部门有争议的问题能够及时反映到上级机关,也使上级机关的指导意见能够及时传达到下级单位,切实地提高了工作效率.［８］工业部突出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既警惕只学习技术而不钻研理论可能导致工作发生偏向的现实危险,重视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９］又坚持学用一致,有的放矢,反对死扣名词概念和在字句上打圈子的教条主义倾向,避免一切政治空谈.［１０］沈阳市尤其注意总结创办夜党校的典型经验,指出夜党校要办起来,就必须加强党的重视和领导,激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夜党校要坚持下来,就必须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过硬政治素质的讲习教员,建立一整套包括升学、转学、休学、降级、考试、毕业在内的制度规范.［１１］诚然,理论学习的成效不会立竿见影般迅速而直接,但是,在掌握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思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问题,无疑为大多数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重要帮助.
这里应当指出,在思想上巩固“三反”运动的胜利成果,不仅要重视干部教育,而且要重视阶级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１２］另一方面,只有对无产阶级的全体成员而不只是其中的先进分子进行有效的教育,才能为整个社会的移风易俗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在国营工矿,为使广大工人更加容易地理解所学内容,各单位积极探索新颖的教学方法.例如,上海工人政治学校除了采取“先正面启发,再补充解释、分散讨论,最后总结提高”的反复教育的步骤外,还采取新中国与旧中国对比、先进与落后对比的比较的方法,配合教学内容放映电影、组织图片展览的形象化的方法,以及典型诉苦、老工人报告阶级斗争事迹、曾到苏联访问的劳动模范汇报苏联建设情况的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１３］在私营厂店,为使广大店员真正树立新中国主人翁的责任意识,党和政府牢牢抓住要害问题,公开阐明无产阶级的立场：店员和老板并非温情脉脉的亲友师徒的关系,而是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是辛勤劳动的店员养活不劳而食的老板,而非不劳而食的老板养活辛勤劳动的店员；店员的前途是跟工人阶级一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而不是沿着老板自求发财的道路拼命往上爬.［１４］的确,此次对于公私企业中工人阶级的教育不是毫无缺陷的,也不能期待它解决所有问题.可是,它至少使广大劳动群众充分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本质,为其在将来实现彻底的转变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同时需要注意,“三反”运动的实质是“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１５］３因此阶级教育的对象不应只限于工人阶级,而应同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唯有如此,才能为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所以“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的尺度去要求他们”.［１６］按照这一原则,中国建国会总会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反思过去对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工作做得不够的问题,号召全国工商业者“领会共同纲领的精神与实质,而不以文字的了解为满足”,以充分提高生产经营积极性,为迎接国家经济建设而奋斗.［１７］在具体部署上,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提出学习共同纲领的四个要点,即掌握新主义的科学内涵,认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明确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发扬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确定学习组织和学习方法,主要是在各地政协委员会下属的学习委员会成立工商界学习分会,按程度高低进行编级,并定期举办演讲会和座谈会.［１８］通过此次学习,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客观看待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贡献与不足,正确理解自己将来的前途和使命,既不灰心丧气,也不骄傲自满,只希望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努力发挥进步作用而不致辜负这个人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
（二）
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继续领导大家踏上“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建设新中国的宏伟征程,一方面确是因为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它在组织上具有显著区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强的严肃性和纪律性.［１９］配合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１５］１６３以由内而外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首先,应该明确,整顿党的组织不是对一切犯错误的人实行无情打击.诚如所言：“人总是有情的,何况是对同志呢？‘无情打击’只会在党内造成对立,闹不团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打来打去弄得大家不和气,党的事业不兴旺、不发达,同志们大家都不高兴.”［２０］因此,党在处理犯有“三害”错误的人的时候,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那些虽然犯了错误但还可以教育的人,力求严查宽办,留给出路.在处理贪污分子时,综合考虑涉案金额、情节轻重和认罪态度,对于其中数目不大、情节较轻且真心悔过者,或不以贪污分子论处,免予行政处分,且不予追赃,或不予刑事处分,而代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且只酌情退赃；就是其中数目巨大者,只要能够自动坦白、积极退赃,并在运动中检举立功,也可免予刑事处分,改以适当的行政处分.［２１］１０８－１０９在处理浪费问题时,审慎判断超支程度,对于其中合理的超支不算浪费,只需补办手续或修订制度；半合理的超支中仅不合理的部分算作浪费,且只作检讨；铺张性的浪费也只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开批评,并不涉及处分；只有挥霍性的超支接近贪污的性质,应酌予行政处分,并对其中情节特别严重者酌予刑事处分.［２１］１１０－１１１截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已处理的部分中,免予处分者占７５７％,给予行政处分者占２０７％,判处刑事处分者仅占３６％；而在受到刑事处分的人中,判处机关管制但仍给以学习机会和保障必要生活供给者多达４４７％,判处死刑和死刑缓刑者仅占０１４％.［２１］３８６－３８７这表明,建设阶段组织工作的重点在于由严厉斗争转入宽大处理,在纯洁党的组织的同时稳定党的队伍,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献身革命工作.
其次,也应该清楚,对可以教育的人帮助改过,并不意味着对不可救药的人姑息纵容.党在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中明确讲到：“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１５］４８－４９根据指示精神,党员如果在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能达到八项标准,应给以严格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党员如果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刑事处分,应一律开除党籍；党员如果勾结私商,和资本家站在一起,不论是向国家进行盗窃和资本家分肥,替资本家充当坐探出卖情报,还是接受资本家贿赂,掩护资本家向国家进行盗窃或欺压工人,都应一律开除党籍；党员如果集体贪污,情节严重,应开除党籍；党员如果以贪污所得放,或向私人企业入股,或雇人经营农工商业牟利,应从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党员如果敲诈勒索,枉法,应从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党员如果堕落蜕化,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变质,无法挽救,应一律开除党籍；党员犯有“三害”错误,情节严重,且拒不坦白而逃跑或自杀,应一律开除党籍.［１５］１６４－１６５由此可见,在“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２２］８９８的问题上,我们党没有丝毫畏惧和迟疑,因为敢于正视自己队伍中的腐败因素并善于清理它们,正是我们这样一个以健康向上的先进力量作为根本依靠的党的成熟和自信的表现.
当然,在毫不留情地清除旧的腐化堕落分子的同时,还应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吸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新的优秀分子.对此,形象地比喻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２３］遵循这一思路,党决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计划一年之内,在党、政、民各级机关６０万青年团员和其他优秀分子中吸收２０％的人入党；在工矿企业中吸收１０％的产业工人和３％的职工店员共４０万人入党；在大、专院校１５万青年学生中吸收１０％的人入党,在大、中、小学１５０万教职员中吸收３％的人入党；在新老区乡村吸收将近１００万人入党,［１５］３７５－３７８由此密切党和各界群众的经常联系,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可以看到,这个计划是积极主动而非畏首畏尾的,它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普遍提高觉悟水平和工作热情因而愈加追求进步的客观形势.但也需要注意,这个计划必须是慎重稳妥而非盲目草率的,它应当符合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成熟一个接收一个”［２４］的发展党员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既要防止由于将党员八项标准教条化或神秘化而打击群众入党积极性的错误倾向,［２５］转而采取选择典型人物进行具体分析以增强把握标准实际能力的正确做法；［２６］同时又不能把反对关门主义、积极完成建党任务误解为大胆放手、拉夫凑数,［２７］而务必把接收新党员看成是对积极分子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培养的结果.［２８］这样做,将避免过去某些地方出现的党员质量严重下降的问题,以永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本色.
此外,和接收新党员一样,考察和提拔新干部也是吐故纳新的重要内容.曾精辟地阐释领导和群众的辩证关系：“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２２］８９８所以,在坚持群众路线这的根本工作路线的前提下,也要重视领导的作用,反映到组织建设中,就是要重视选拔干部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反”运动建设阶段,全国六大行政区共提拔干部８８４００余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即有５６４９人（缺华北）.［２９］这样就不但在相当程度上补足了因处理阶段撤销或调整一部分犯错误的人的领导职务而造成的干部缺额,而且为即将到来的国家经济建设储备了亟需的人才资源.毋庸讳言,在提拔新干部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一些错误观点.例如,有人迷信资历,有人轻言技术,还有人习惯性地依赖上级.［３０］应当看到,革命经验固然宝贵,但决不能将其等同于我们党选拔干部所最终依据的品德和才干；“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而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实践,“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２２］８１５在全国都缺干部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等、靠、要的做法都将陷入空想.正是因为坚持同错误观点作不懈斗争,提拔新干部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在组织上巩固“三反”运动胜利成果的目标也才得以圆满实现.
（三）
目前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味将群众运动作为反对腐败的有效手段,因而忽视了能够经常起作用的制度的必要建设.应当说,运动和制度只是方法上的不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必然冲突,不能因为在全局采取运动的模式,就断定没有在特定阶段进行制度的努力.事实上,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党曾明确提出,在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改进运动中发现的工作上的各种缺点,以全面巩固运动成果.［１］２６基于此,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动作,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第一,机关支部工作制度.应当看到,机关支部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党性的锻炼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机关支部的工作尚有诸多问题,如缺乏对党内外思想情况的经常了解和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够,领导上存在较严重的官僚主义等,［３１］５０５－５０９使其难以胜任教育、培养和提高所属党员干部的艰巨任务.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全党重视健全机关支部工作制度,希望以此筑牢党的最关键的战斗堡垒.这里以北京市为例.关于机关支部的任务,《北京市委直属机关党的支部工作试行纲要》明白规定,机关支部的工作是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紧密结合,具体包括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组织机关全体人员进行理论、文化和时事政策的学习,进行各项党务工作,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参加各种有利于实现党的主张的政治活动,关心机关全体人员的生活福利,协助行政进行保卫保密工作,以及领导机关青年团和其他群众团体的工作.［３１］５１３－５１５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北京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的支部工作试行纲要》特别强调严密机关支部的组织,要求各单位严格根据党员人数和党章规定成立总支或支部,设立书记和组织、宣传、纪检、生活福利、保卫、青年、妇女等委员；机关支部应在党组或机关首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定期向其反映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和要求；而为顺利进行前述各项工作,可协助行政或工会组织各种群众性的委员会,如俱乐部委员会、生活福利委员会等.［３１］６８１－６８２依照以上制度设计,机关支部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得到充分彰显,党的组织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也得到有力保证.
第二,宣传网制度.的确,伴随“三反”运动的不断深入,党的宣传网工作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往往把它当作一部分人的临时性的工作,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使它成为全体党员的经常性的工作.［３２］要知道,“员的天职之一,就是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向一切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想与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启发和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３３］为了忠实履行这一职责,必须着力建设宣传网制度.在巩固提高现有宣传网方面,需要领导重视,即把宣传员看作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而加以经常的指导、帮助和教育；需要充分酝酿,营造“大家拥护宣传网”“人人愿当宣传员”的良好气氛；需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动员全党力量；还需要加强督促检查,促进经验交流.［３４］在继续发展宣传网方面,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华东新区的农村,需要结合整党建党、互助合作等中心工作,逐渐使这些地区宣传员的数量达到总人口的１％；在代表新中国工业化方向的国营工厂,需要使宣传员的数量达到全体职工的１０％左右,做到每个车间和小组都有宣传员的活动；基于目前报告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党的各级负责人应当直接成为报告员,并经常向人民群众做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经验的系统报告.［３５］当然,建立宣传网制度以获得宣传工作的骨干,决不是要把宣传工作限制在这些骨干的范围内.正确的做法是以宣传员和报告员为主导,团结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工作,从而在特定的目标下形成最广泛的宣传队伍.第三,财政监察制度.不错,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侵蚀和危害是遍及全国的,并不为某一地方、部门或单位所专有.但是,如果就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而言,财经部门无疑首当其冲.１９５２年７月８日,中财委党组提出请示意见：“接受‘三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应加强财政监察工作,要求各级党委给以重要的支持,调配一批比较强的干部,从上到下将财政监察机构建立健全起来.”［１］７９在编制安排上,“财政部应设财政监察司,编制五十人；大行政区财政部设财政监察处,编制二十至三十人；省（市）财政厅（局）设财政监察科,编制五人至十五人；专署财政科设财政监察员二人；县财政科设财政监察员一人”；在干部条件上,除必须吸收一部分精通查账技术的人员外,还必须挑选一部分党性原则较强的老干部,“省级以上机构,至少须配备半数以上的县委级干部和一定数量的地级干部”.［１］７９考虑到经过运动处理阶段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各地并没有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形式主义的办法来完成任务,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结合提拔新干部的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各级机构.当国家经济建设行将到来之际,财政监察制度的日臻完善将有助于克服本位主义、随意开支等违反财政纪律的混乱现象,以堵塞贪污浪费之门,确保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使用得当.
第四,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不可否认,初具规模的人民监察通讯员队伍已在“三反”运动的发动和斗争阶段担当起重要任务.但其现有人员的数量、质量都和实际工作的需要相差甚远.为了推广这一组织,并加强其领导,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５日,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包括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各该级政府机关及企业部门与人民团体中发展人民监察通讯员；大中小城市和县的监察机构还可在所属的城镇及乡村中有重点的发展人民监察通讯员；各部门的监察机构,应于其本机关所属企业单位内发展人民监察通讯员”,［３６］以此弥补该制度在直接面对广大群众的地方基本没有设立或者虽然已经设立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不足.至于发展的方法,除由单位领导提名推荐并报人民监察委员会审核批准外,尤其应当注重选举,［３７］从而方便搜集群众意见,启发群众觉悟,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另外,选拔人员只是制度建设的第一步,对所选人员的后续培养同样不容忽视,以使工作的开展更加具有针对性.以上所述,正是对列宁所讲“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坚持性来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自下起来批评,自下起来监督,这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解毒剂”［３８］的最好实践,它为党和政府树立新型工作作风提供了坚强保障.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切实做好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改进‘三反’运动中所发现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１］２６今天,当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进入到巩固前一阶段工作成绩的新阶段,当我们的任务不再只是揭露和惩处各类腐败分子,而且包括加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严明钢铁般的纪律,以及弥补“牛栏关猫”的制度漏洞的时候,总结“三反”运动建设阶段巩固斗争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即在思想建设中既重视干部教育,又重视阶级教育；在组织建设中既注意清除旧的腐败分子,又注意吸收和提拔新的优秀分子；在制度建设中既瞄准日常工作的规范,又聚焦内外监督的加强,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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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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