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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
闰华芳
摘 要：古代日本教育的基础是八世纪初借鉴唐朝的太学制度建立的大学制度,其中《学令》规定了学生入学的年龄、学习的内容、考试的方式、出仕的条件等等.降至平安初期,天皇们对贵族的教育都很关心,几次对入学的范围进行增减,但核心思想都是想让贵族子弟成为可造之才.释奠于8世纪初传入日本,到平安初期已经制度化,与此同时,尊孔之风也在日本兴起.自天皇以下的皇室成员,与才高俊逸者为伍,积极学习唐风文化.太子和皇子都有老师和伴读,连天皇也要听老师讲课,其内容大都是中国的经典,并且在每部经典读完以后,都要举行盛大的结课仪式,并给老师奖赏.天皇对于通儒、秀才待遇优渥,共同创造了平安唐风文化时代.
关键词：日本平安初期；唐风教育；文章经国
中图分类号：G64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2-0062-05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项目编号：132400410746.
收稿日期：2015-09-22
作者简介：闰华芳（1979-）,女,山东德州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讲师,从事日本史研究；洛阳,471934.
日本研究本国古代学制的著作有桃裕行《上代学制的研究》,［1］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的研究》.［2］华人研究古代东亚教育圈的先驱,当数台湾学者高明士,著有《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3］244-264等书,是古代东亚教育研究的高屋建瓴之作.从720年至901年,日本模仿中国正史,陆续编撰了《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6部正史,是为“六国史”.六国史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此外,编撰于9世纪上半叶的《令义解》是对《养老令》进行解释的书,里面记录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平安初期,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皇族和贵族,深怀对唐朝的仰慕和眷恋,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文化,形成了日本唐风文化的一个高峰.关于这一时期的唐风教育,王海燕《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有所涉及,［4］但仅限于贵族教育.本文以上述日本古代史料为中心,探讨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
一、贵族教育
(一)大学制度
日本文武天皇时,在还没制定《大宝令》（701年）之前,便已创设了学校,名曰大学寮.《大宝令》以唐《永徽令》为蓝本,故在《学令》中规定了学校制度.元正朝编纂的《养老令》（718年）,到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九年（757年）五月开始公布实施.一般来说,仍踏袭《大宝令》.日本古代学制到《大宝令》、《养老令》制定后,其制度大致已经确立,而成为以后学校教育发展的母胎.［3］244-245《大宝令》、《养老令》、《学令》的相关规定有：“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之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令者为之.”［5］129
学生初入学,要对其师行束脩之礼.“博士、助教皆取明经堪为师者”,束脩七分之三归博士,助教两人各七分之二.博士、助教都分经教授学生,每讲授一经,一定要讲完,否则不得改业.博士和助教都要计算当年授业量的多少,以定考课等级.［5］129学生主修《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兼学《孝经》、《论语》.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者,是为通二经；通大经、中经、小经各一者,是为通三经；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孝经》、《论语》兼通.［5］130
学生先读经文,熟悉后,然后讲义.每旬放假一日,放假前一日,由博士对学生进行考试.试读经文者,博士在每千字遮住某处的三字,让他回答；讲义者,博士在每二千字内问大义一条,一共三条,通二条者为及格.不及格者要进行处罚,受笞捶之痛.每年年终,由大学头（大学寮长官）、大学助（大学寮副长官）对讲义者进行考试.前者针对后者一年所学问大义八条,答中六条以上为上,答中四条以上为中,答中三条以下为下.三年成绩为下,或在学九年不堪贡举者,都辞退.［5］131
学生每年五月放“田假”,九月放“授衣假”,路途遥远的依其情形多给几天假.学生请假得向大学头陈牒,由后者裁量给假.学生在学时,不得作乐和杂戏,但弹琴、习射不在此限.若不受正业、好为杂戏,或者一年之内违假满百日,都辞退.辞退学生时,大学寮呈报状给式部（礼部）,说明辞退的理由,然后放回原籍.［5］133
学生通二经以上求出仕者,要对其进行考试,对其询问大义十条,答中八条以上者则送太政官.也有的学生讲不好、背不好,但是文藻很好,也可以举送.五位以上子孙到了二十一岁,都呈报给太政官,准荫配色.［5］132-134
依据《学令》,大学生一般取五位以上子孙,但看来未必执行.所以在平城天皇大同（806-809年）初年,敕“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十岁以上,皆入大学,分业教习”.［6］114这道敕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原来《学令》规定的入学年龄是十三岁至十六岁,此处降到十岁以上；二是,《学令》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再次敕令重申.但在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年）,敕［6］114：
（平城天皇敕）庶使拾芥磨玉之彦,雾集于环林；吞鸟雕虫之髦,风驰乎璧沼.而朽木难琢,愚心不移,徒积多年,未成一业.自今以后,宜改前敕,任其所好,稍合物情.
也就是说平城天皇下敕的目的是好的,把贵族子弟招进大学,但是这群贵族子弟并没有好好读书,所以嵯峨天皇认为平城天皇之敕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很无奈地放弃了.如此看来,平城天皇敕的重点是在让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上学,而不是把入学年龄降低.
嵯峨天皇本人是极好学之人.或许嵯峨天皇是容不得大学里有不学无术之辈,所以修改了平城天皇的敕,缩小了入学的范围.到了淳和天皇之时,又有人建议让贵族子弟入大学习读经史,然后量才授职,淳和天皇同意了,又放宽了入学的范围.
(二)释奠
释奠一词原出自《礼记》,是指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7］汉代是释奠礼仪的前夜,可能已经出现了仪式,但是释奠礼仪到魏晋才系统化.［8］魏晋时期,太子每通一经之后的祭祀和大学开学时的祭祀对象开始转向儒家先圣先贤.唐宋时期州县学宫都开始建有孔庙,于是释奠祭孔与孔子庙祭合二为一.在学校内置圣庙,并在圣庙兴行学礼,是为庙学制.自从唐朝普遍推广庙学制以后,庙学之制遂成为传统学制的基本形态.［9］唐时,释奠传入日本.
闰华芳：日本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日本史书最早出现释奠是在大宝元年（701年）,但日本释奠的完备是在称德（即孝谦天皇,重祚后为称德）女帝之时,其推动者就是曾两次入唐,在唐前后居20余年的吉备真备.称德女帝于神护景云元年（767年）二月上丁,“幸大学释奠”,［10］340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参加释奠.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尊孔子为“宣父”.受唐朝的影响,所以日本的《大宝令》、《养老令》通称孔子为“宣父”.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神护景云二年（768年）,大学助教正六位上膳臣大丘上言［10］357：
大丘天平胜宝四年随使入唐,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国子监有两门,题曰“文宣王庙”,时有国子学生程贤告大丘曰：“今主上大崇儒范,追改为王.”凤德之徵,于今至矣.然准旧典,犹称前号,诚恐乖崇德之情,失致敬之理.大丘庸闇,闻斯行诸,敢陈管见,以请明断.
即膳臣大丘入唐,见唐朝称孔子为文宣王,上言本国亦当如是称之,于是称德女帝敕号“文宣王”.
《大唐开元礼》规定：“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11］唐代释奠常祀制度得到很好的执行,少有不按时举行的情况.日本释奠制度承袭中国,《学令》云：“凡大学国学,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其馔酒、明衣所须并用官物”.［5］129在平安时代,释奠当日,朝廷公卿及大学博士、学生等皆集于大学寮,礼拜先圣（孔子）、先师（颜子）及九哲.再于都堂院讲论.第二天,大学寮还要把释奠用的肉献给天皇.同时,博士、学生等还要在天皇面前论义,一般天皇还要给他们赐禄.释奠地点一般在大学寮,但也有例外,如仁明天皇承和二年（835年）八月,释奠于后朝,可见仁明天皇对释奠相当重视.［12］41时间方面,在现有的7条释奠史料中,八月上丁有4条,占57%.其他3条中,2条在八月,1条在2月,就现有的史料看来,平安初期,日本释奠多在八月进行,并尽量在上丁.日本的祭祀文化中,很少直接使用鲜活的动物做牺牲,而按照中国古代礼法,要割鲜升供,两种祭祀文化存在矛盾,但总的倾向是尊重中国的祭祀文化.［13］
平安前期释奠的情况见表1：
二、皇室教育
(一)太子与皇子的教育
关于太子,据《职员令》,太子有傅一人,“掌以道德辅导”；学士二人,“掌执经奉说”.［5］70学士都是一时秀才.如平城天皇为太子时,菅野真道、贺阳丰年为学士.菅野真道曾与秋篠安人等人编撰《续日本纪》,贺阳丰年是个博学而耿直的人.小野篁号称“诗家之宗匠”,曾为仁明天皇、文德天皇两代天皇的学士.
除傅和学士之外,还有春宫大夫、亮、少进、大属、少属等属官.藤原常嗣与其父葛野麻吕都曾任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少游太学、涉猎史汉、谙诵《文选》、又好属文、兼能隶书、立性明干、威仪可称”,弘仁年间曾任春宫亮（管理的副职）.［12］101淳和天皇时,藤原岳守“侍于,应对左右,举止闲雅,太子（后来的仁明天皇,嵯峨天皇之子）甚器重之”.［14］31文德天皇龙潜之时,清内雄行侍读奉讲《孝经》.［15］
关于亲王,据《家令职员令》有文学一人,“掌执经讲授”,但内亲王（公主）无此职.［5］75嵯峨天皇本人在藩时,就由南渊永河、朝野鹿取、小野岑守、菅原清人等侍读.即位后,对于皇子的学业也很在意,为他们挑选好的侍读.史载［14］118：
（田连）春城年十五入学,依未成人,于堂后听讲《晋书》.后嵯峨太上天皇欲令皇子源朝臣明成大业,而求大学生志学者将为同学.时春城应征,与明同房.阅览诸子百家,遥授丹波权博士,为勉学之道.
田连春城年轻时极为好学,所以被嵯峨天皇选为皇子的侍读.由此春城也接触到了更多的书籍,最终成为大学助,史书说他“颇得儒骨”.而源明后来也当上了大学头.
如前所述,内亲王（公主）府无文学,但是,也有的内亲王文学水平很高,有智子内亲王就是其中翘楚.有智子内亲王是嵯峨天皇与幸姬王氏所生,而王氏是百济人的后代.那么有智子内亲王也应该有家传的渊源,所以她“颇涉史汉,兼善属文”.她的文学水平高于其他的内亲王,甚至是亲王,从而获得嵯峨天皇的宠爱.史书记载她与嵯峨天皇的唱和,弘仁十四年（823年）春二月,天皇幸斋院花宴,命文人赋春日山庄诗,各探勒韵.有智子内亲王探得“塘光行苍”,于是提笔云［12］201：
寂寂幽庄水树里,仙舆一降一池塘.
栖林孤鸟识春泽,隐涧寒花见日光.
泉声近报初雷响,山色高晴暮雨行.
从此更知恩顾渥,生涯何以答穹苍.
天皇非常感叹,当即授三品,而内亲王时年十七岁.天皇也赐诗于她云：［12］201
忝以文章著邦家,莫将荣乐负烟霞.
即今永抱幽贞意,无事终须遣岁华.
(二)天皇的教育
平安初期是日本吸收唐文化的炽热时期,各位天皇都以吸收唐文化的忠实实践者.史载平城天皇“玄鉴宏达、博综经书、工于文藻”；［6］61嵯峨天皇“博览经史、善属文、妙草隶,神气岳立,有人君之量”.［16］260这些天皇即位后,仿效中国的帝王,让大儒们为自己授课,基本情况见表2.
从表2来看,仁明天皇时有5例,文德天皇时有3例,嵯峨天皇时有2例,似乎是嵯峨天皇最少,其实未必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记录嵯峨天皇的史书《日本后记》卷帙多有散逸,所以事例多未流传.从读书的内容上看,前四史和《文选》出现得较多,老庄也受欢迎.从书籍的出处来看,中国的经典占压倒性多数,日本的经典只有《日本纪》（即《日本书纪》）,说明平安初期是热烈接受唐文化的时期.
有时天皇还让他人陪自己一起听,如文德天皇听滋野安成讲老庄,就令文章生、学生等一起听.每次读尽,对教师都有奖赏.如勇山文继授嵯峨天皇《史记》结束后,进位阶一级.春澄善绳授仁明天皇《庄子》结束,仁明天皇举行隆重的“结课仪式”,对春澄善绳行束脩之礼,并赠御衣两袭.帝师之荣,世人仰羡.当然,也有没有读完的情况.如菅原清公陪仁明天皇读《后汉书》,未竟而辍,这主要是因为菅原清公当时已经66岁,年事已高,未能尽业.
三、对名士的尊崇
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造就了一个崇唐学唐的贵族精英阶层,而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天皇的优渥待遇.境遇最好的是小野篁.小野篁是岑守之子.嵯峨天皇在藩时,小野岑守曾侍读.小野篁早年好习弓马,被嵯峨天皇讽劝,于是立志向学.仁明天皇为太子时,小野篁曾任学士.仁明天皇即位后,小野篁曾任遣唐副使,后逡巡不行,还作《西道谣》讽刺遣唐使,引起嵯峨上皇的震怒.承和五年（838年）十二月,“以捍诏除名为庶人,配流隐岐国.在路赋《谪行吟》七言十韵,文章奇丽,兴味优远,知文之辈,莫不吟诵.凡当时文章,天下无双.”［14］43又精通书法,“草隶之工,古二王之伦,后生习之者,皆为师模”.［14］43承和七年（840年）被诏还京,八年叙本位,任刑部大辅,此后又一路升迁.文德天皇仁寿元年（851年）因病辞官归家.仁寿二年（852年）,文德天皇数遣使者至其家探病,并赏赐钱谷.［14］43小野篁因任遣唐副使不行而废为庶人、配流隐岐,一年以后又奇迹般地诏回,叙原官位,仕途宏达.由此可见,仁明天皇和文德天皇尊崇名士并待之优渥.
四、结语
自奈良时代末期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开创了灿烂的唐风文化.而这种唐风文化的开创,是以唐风教育为基础.而唐风教育的核心,是以大学寮为中心的贵族教育制度,日本的《学令》是以唐《永徽令》为蓝本.天皇们对贵族的教育都很关心,几次对入学的范围进行增减,但核心思想都是想让贵族子弟成为可造之才.释奠也于8世纪初叶传入日本,在8世纪中叶得以完备,并在平安初期常态化,与此同时,尊孔之风也在日本兴起.
日本平安时期唐风文化的创造是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成员主导下进行的,上至天皇,下至太子、皇子,都以俊逸秀才为师为友.其中以嵯峨天皇为代表,他主张“经国治家,莫善于文,立身扬名,莫尚于学”,［6］114他积极吸收和运用唐风文化,以达到文章经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天皇对于俊秀之才也给予优渥的待遇.自平安初期以降,诗宴相当兴盛,特别是在正月、上巳、重阳等岁时节日,君臣常一起诗赋唱和,深深地沉浸唐风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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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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