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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打断尧运动式治理和科层组织的应略
倪 星 黄佳圳
摘 要：从时间分配角度来看,运动式治理是对科层组织常规工作的一种打断.选择基层组织为研究对象,运用工作日志法考察上级临时指派任务对其常规工作的打断情况,以及基层组织的应对策略,可以发现：科层组织通过内部制度设计吸纳了运动式治理带来的冲击,并将其传递到具体的组织成员身上,体现了重塑科层治理稳定性的制度抗争；组织成员则通过策略性的自主行为,消解了转嫁于他们身上的运动式治理压力,实现了个体工作负荷的长期均衡.这为更好地理解运动式治理与科层治理两种模式间的关系提供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视角,拓展了组织时间分配研究的范围.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科层治理；工作打断；组织时间分配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05－0033－07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综述
我国的政府组织体系采用了典型的科层体制组织形态.一方面,科层体制有其自身固有的组织设计和行动逻辑——追求高效、稳定、可控；另一方面,在我国集权管理的大前提下,每一个层级的公共部门都嵌入到更宏观的公共组织系统之中,层级嵌套、条块结合.周雪光认为,科层制是我国特定的国家支配方式：官僚组织中的权威关系建筑在特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而官僚制组织形式及其合法性基础构成了官僚制国家的基本元素,折射出了后者运行的历史渊源和内在机制.① 然而,这种科层制国家支配方式却面临着来自运动式治理机制的冲击,其特点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其常规机制,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② 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彼此交替,贯穿于我国各个公共治理层面和历史时期,反映了两种治理机制间的紧张关系——运动式治理是针对科层治理的常规机制失败而产生的（暂时）替代机制或纠正机制,而科层治理出于自身组织稳定性、效率性和可控性的诉求,必然对运动式治理产生抵制.这两种模式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公共行政领域的热点之一,各学者从两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关系,运动式治理的发生机制、宏观效益、运作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③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运动式治理视为对常规科层治理的“工作打断”,试图从组织时间分配的角度出发,为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组织层面的新解读,并进一步探视基层科层组织的行为逻辑,同时也进一步丰富组织时间分配研究的实证素材与理论主张.首先,从时间分配和资源调动来看,运动式治理毫无疑问是对常规科层治理模式的工作打断.在现有的组织时间分配研究中,工作打断现象被普遍认为是组织无序的一种典型体现.④ 第一,工作打断造成了时间挤压：应付其他组织（成员）的工作打断请求使得本组织成员超负荷工作,进而导致“时间荒”的恶性循环.⑤ 第二,工作打断打乱了组织工作模式与节奏⑥,破坏了组织协同性和计划性⑦.第三,工作打断导致组织注意力的碎片化⑧,造成了信息过载的组织非效率现象⑨.可以看出,在组织时间分配视角下,工作打断研究更多地从被打断者的角度,分析工作被打断的组织后果.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探索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科层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面对运动式治理的工作打断,科层组织是如何应对额外的工作负荷和避免组织无序的.
其次,在研究层面上,组织时间分配视角更加聚焦组织内部微观层面的特定成员群体,分析工作打断对组织决策者⑩、软件工程师、调度员等组织微观成员个体的行为影响.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理解运动式治理对科层组织成员造成了何种影响,组织成员又是如何应对的.
最后,从研究的组织类型来看,工作打断研究主要集中于商业组织研究,对公共组织鲜有关注.公共组织有着与商业组织不一样的组织目标与结构体系,从而具有区别于后者的组织过程.运动式治理模式在我国有其自身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高压的态势和卓越的成果便是典型的例证.将运动式治理纳入组织时间分配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审视和分析工作打断现象对组织过程的效能影响和策略性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将运动式治理视为对科层治理的工作打断,从组织时间分配视角考察公共科层组织如何进行应对.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在组织层面,科层组织如何应对运动式治理对其常规工作的冲击；在个体层面,运动式治理对组织成员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组织成员又如何应对.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科层组织工作时间的均衡条件
在科层组织中,假设组织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为Wi小时,每一位组织成员每小时的劳动贡献是无差别的,设为常数1,则每日每一位组织成员的工作贡献为Wi ,组织每日的产出水平等于组织成员的数量N与Wi的乘积.对于任意一项组织工作任务X（Wx代表该项工作所要求的整体组织生产输入水平）而言,其工作完成时间Tx由以下公式（1）决定：
该公式适用于组织成员个体、组织中的部门和组织整体三个层面,不同的Wx有不同的NWi与其对应.在中国具体语境下,科层组织的决策者通常控制了等式两边的三个变量,体现为制定决策目标（Wx）、规定执行期限（Tx）、指派决策执行者（NWi）.决策者必须作出理性决策,综合考虑三个变量的实际情况,努力实现等式平衡.对上述公式（1）作等价转换可得以下公式（2）：
公式右边体现为组织时间分配特征——工作目标和完成周期,公式左边体现为组织工作执行者具体的工作时间分配特征.对于组织及其成员而言,工作打断意味着在Wx的执行过程中,增加了新的工作Wy,因此打破了公式的平衡.若维持NWi不变,公式平衡需要通过增加Tx（提升至Tx+Ty）,即延长工作完成周期来实现；若维持Tx不变,则需要增加NWi——增加工作人数N（增加至N+Y）或（和）增加个体工作时间Wi（增加至Wi+y）来实现平衡.在中国具体语境下,拒绝工作打断,或者延长工作周期（将Tx提升至Tx+Ty）,虽然可获得公式的平衡,但在压力型体制和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制度环境之下,这种组织策略显然不是我国公共组织决策者的首选.另一方面,公共组织人员编制具有制度刚性,若为应付工作打断而向组织内部或其他组织争取人员（将N增加为N+Y）,必然影响其他组织工作的进度.因此,在Tx和N都不具备提升可能性的情况下,提升Wi——延长工作时间,增加组织成员的工作负荷强度成为等式平衡的首选策略.
(二)工作打断的发生机制
从工作打断的来源与行动者对打断的考量两个方面出发,可将工作打断的发生机制归纳为四种类型,如表1所示.其中,主动性表征打断事项的来源,优先性是指打断事项与被打断事项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考量.
具体而言,“主动—高优先型”的工作打断主要表现为组织（行动者）出于自身本职工作的考量而决定的工作调整,其本质是对原工作安排的一种再确认、修正和调整.如向上级汇报请示,争取上级关注；根据工作进程渐进调节后续的工作安排；及时处理潜在隐患,防范于未然等.通过主动打断原来的工作进程,组织（行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上级关注、工作效率提升、规避危机等.
“被动—高优先型”的工作打断主要表现为来自组织之外的工作干预.最为常见的是来自上级的临时任务安排,更高科层等级的任务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和打断合法性,成为组织（行动者）不可规避的工作选项；另一种常见的工作打断是来自其他组织（成员）的紧急求助,由于求助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得原先的工作安排被搁置,如单位间经常出现的相互警力支援.
“主动—低优先型”的工作打断主要体现为对现行工作的一种改良优化,组织（行动者）发现原工作计划可以更加完善,以达成更好的工作效果.这一类型的“打断”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延长工作时间,在确保工作安排顺利执行的前提下进行锦上添花式的工作“打断”,对工作予以修正和完善.
“被动—低优先型”的工作打断主要表现为具有合作关系的组织（行动者）间的协作请求与响应.通常情况下,协助者会在保证其本职工作安排顺利完成的前提下响应协助请求.同时,此类打断还包括其他重要性较低的非预期工作打断,如偶遇式求助、弱关系求助等.
应该指出,公共组织间的工作协调配合是我国科层条块体系之下常见的工作打断来源,部门的内部改革和管理创新也是组织层面自发突破工作常规的重要表现.而运动式治理则属于典型的“被动—高优先型”工作打断,来自上级政府或者主管机构的临时工作任务,经常要求下属机关单位的全员体制配合,从而对组织常规工作造成了打断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G省F市S区局为研究对象,运用工作日志法考察运动式治理作为“工作打断”对基层组织及其成员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根据S区局提供的组织文本数据,明确其下属大队、派出所、职能处室的组织目标、内部岗位设置、职责规范和工作流程.其次,在组织文本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深警员的深度访谈,归纳各单位的常规工作职责框架.最后,以该工作职责框架为指引,通过各单位汇编和局领导核实的方式,自下而上填报汇总岗位工作事项,由本研究进行编码处理,形成工作日志的填答系统.
经上述三个步骤,本研究最终形成五级工作日志数据框架.第一层：S区局的内设单位（12个大队,6个职能处室,10个派出所）；第二层：各单位内设岗位（284个）；第三层：各岗位职责大类（35项）；第四层：各职责大类下所含具体职责（428项）；第五层：各具体职责所要求完成的工作事项（6179项）.通过内嵌于内部办公OA系统的工作日志软件,本研究于2013年7月15日至8月4日,对F市S区局除正副职外的在编警员共3381名进行了为期20天的无缝隙工作记录,共收集有效工作记录25万余条.每一条工作日志数据均包含以下数据：警员ID,警员所属单位、任职岗位,每一工作事项所属具体职责、职责大类,每一工作事项的起始与结束时间（以天为周期,按照发生先后顺序）,工作事项简要描述等.
三、主要研究发现
机关职能定位的特殊性,使得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其重要的组织目标.因此,机关需要经常性地承担上级指派的安保任务、维稳任务.然而每一次任务的执行周期、工作重点、具体对象和措施等信息均超出了本级机关的预知范围,体现出“能有大估计,难有细安排”的工作特征.对于组织而言,安保维稳任务成为运动式治理模式对其组织常规工作的主要打断形式——F市S区局既面临着通过正式组织结构设置和制度安排维持常规警务输出的科层制运作要求,又面临着服从上级安保维稳任务安排的运动式治理要求.
(一)安保维稳压力之下的S区局
1. 工作打断的组织应对
在工作日志记录期间,F市S区局共参与了四次全局性的安保维稳工作,分别为：2013年7月17日“F市城市管理升级考评”S区当日安保工作；2013年7月22日RX村维稳工作；2013年7月28日F市S区纪委维稳安保工作（内容涉密）；2013年8月3日F市S区世纪莲体育馆“群星演唱会”大型安保工作.
“（安保维稳）问题的定性不由我们,都是上级指派、我们全局配合；一般是区府办和纪委下达的多.工作压力是很大,因为这是敏感工作,上级领导十分重视.安保工作相对好一点,因为有明确的期限；维稳工作不确定性太多,有时会耗费很多警力,但可能最终一事无成.规律性是有,但能有大估计,难有细安排.九月份开始直到春运结束是（安保维稳）工作高发期,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是安保还是维稳,是要控制还是防范,是要抓捕还是威慑,这些我们只有等到通知才知道.”（F市S区局副局长）
可见安保维稳任务对于F市S区局而言,属于上级临时指派的重要任务,却又具有不可预测的任务要求和执行标准.这对于遵循理性、稳定、可控原则构建的科层组织而言,造成了不可预期的工作打断和对常规警务工作的冲击.而在组织的应对策略上：
“的分工是很明确的,而且本职工作压力也大.S区长期少编缺编,（安保维稳）任务一来,我们也要‘看菜吃饭’.正常警务不能停,但又需要有警力储备来应对这些突发任务.国保（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目前是全职负责安保和维稳,主要是维稳工作,算是常设机构.所以他们人员不多（28名）,平时的工作以情报和重点对象监控为主,只是到上级来任务了,他们才牵头来做这个安保和维稳工作.不能因为这个工作占用太多的编制,必须保证常规警务输出.所以办法就是（派出所）巡警中队作为机动力量进行补充,因为他们平时的工作弹性较大.”（F市S区局副局长）
F市S区局通过“常设+机动”的警员配置模式——在常规工作时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负责安保维稳工作的上级对接和日常情报、防控工作；在安保维稳工作期间,则由其牵头,派出所巡警中队警员作为机动配合力量,承担具体的警务输出——来平衡常规警务输入需求和安保维稳任务的警力需求.
2. 工作打断的组织影响
在工作日志20天的记录数据中,派出所巡警中队的日均工作时长在派出所各中队中并不突出.除JA派出所、RG派出所略高于平均数之外,其他派出所巡警中队的工作时长均低于派出所平均工作时长.但如表2所示,在四次安保维稳活动当天,各派出所巡警中队警员的工作时长均有大幅度提升,远高于其平均工作时长,且基本都保持在日均680分钟左右,说明安保维稳任务对其工作负荷有非常明显的、同步性的提升影响.
与派出所其他中队相比,巡警中队在执行安保维稳任务期间工作时长均有大幅度提升,LL派出所和LG派出所甚至增加了50%以上,而派出所其他中队的工作时长相对于平均时长变化并不显著,属于日常波动的范围.（如表3所示）
从全局层面考察同样可以发现：四次大型安保维稳活动中,派出所巡警中队工作时间的增长幅度同样远高于其他单位.（如表4所示）国保大队因为安保维稳是其本职工作,因而工作时间增幅最大（28.16%）；巡逻大队因为特警中队待命,从而提高了其人均工作时间（增幅为12.67%）；交通大队、110指挥中心因为承担必要的交通控制与后台监控协调工作,故增加了值班备勤人员,因而工作时间有所提升.其他单位工作时长变化并不明显,属于正常波动范围.
综上,由于组织内部职能分工的专业性和警员编制的稀缺性,使得常规科层治理逻辑下F市S区局不可能为应对不可预知的安保维稳任务预留过多警力.而安保维稳作为上级指派的重要临时性任务,运动式治理逻辑之下F市S区局又必须在其来临之时确保足够警力去落实执行.由上述工作日志后台数据统计可见,“常设+机动”的警员配置模式缓解了常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对警力资源配置的矛盾要求,成为F市S区局灵活应对上级安保维稳任务的警员资源储备手段.
“我们这里有个开玩笑的说法,巡警中队是‘老弱病残’：年龄偏大退下来的到我这里；文化水平上不去,做不了刑侦、经侦、技侦的来我这里；身体有疾病的、因公负伤的也安排在我这里！这是我们局人员结构安排的一个办法,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F市S区局DL派出所巡警中队中队长）
通过上述警员结构调整策略,确保了巡警中队这一单位作为机动力量被抽调去执行安保维稳任务时,不会影响其他单位的常规工作,从而有效地吸纳了运动式治理模式对科层组织常规工作的打断冲击.上级临时指派的安保维稳工作,打破了上文公式（2）的平衡,增加了Wx值却没有增加Tx值——正常的警务工作不可能因为临时的安保维稳任务而搁置或者延迟.所以,F市S区局必须通过提升NWi值来重新实现等式平衡,派出所巡警中队的介入和他们在安保维稳活动期间工作时间的大幅增长就是实现NWi值提升的方式——既增加了人员（N）又延长了工作时间（Wi）.
（二）“忙里偷闲”的派出所巡逻
从表2可见,虽然安保维稳任务对派出所巡警中队造成了显著的额外工作压力和负担,但从平均数据而言,警员们的日均工作时长并不突出.由此可以推断,在常规工作期间,派出所巡警中队必然存在着某种工作负荷的减压策略,以平衡安保维稳期间的超负荷工作.
根据工作日志数据,F市S区局10个派出所巡警中队的工作事项平均耗时占比如表5所示：前5项工作事项的耗时占比已经超过80%,表明了其主要的工作时间分布情况.
其中,“值班备勤工作”与“执勤巡查”为巡警中队固定任务,每一警员每周必须承担48小时（连续）的值班备勤任务和8小时（两次,每次4小时）的执勤巡查任务.而占比最高的“巡逻防控”和位列第四的“预伏”则是自主性较高的任务,成为了平衡工作强度的主要手段,而这种平衡也是通过“工作打断”来实现的.
“巡逻防控的意思就是根据判断,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对可疑的人、车进行盘查,必要的可以扣车扣人,拉回派出所录指纹等；预伏就是配合刑侦,布眼线,情报人接头,路面踩点,看看有没有嫌疑人的线索.总之,除了值班和巡查,你要出去还是要在所里自己把握.”（F市S区局JA派出所巡警中队教导员）
“安保维稳是没日没夜,但不经常.我们不是机器,要懂得调节.你再多给我十个人,我也不会嫌多,照样可以把他们的工作排满；你给我减掉一半人,我也可以保证基本工作照样轮转.所以我说要灵活调节,工作压力太大了,那你就手头工作放一下,该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巡（逻防）控和（）预伏并没有什么指标,但你又不能说没收获就等于没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不重要.”（F市S区局RG派出所巡警中队中队长）
根据表1的分类,“巡逻防控”可以归为“主动—低优先性”的工作打断类型,通过外出布卡设哨和随机盘查,在没有明确工作产出考核标准的前提下,警员在工作和休息间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预伏”则可以归为“被动—低优先性”的工作打断类型,配合协助刑事侦察中队、经济侦察中队等其他单位的嫌疑人线索收集活动同样具备“可遇不可求”的工作产出性质,因此工作和休息同样可以被灵活界定.“安保维稳”则属于“被动—高优先性”的工作打断类型,必须全力执行.而基于本职工作的特征,巡逻随时面临着“主动—高优先性”的工作打断,如突发警情勘察、主动响应110的支援指令等.因此,通过低优先性的两个工作打断类型的时间储存,巡警中队的警员可以为高优先性的工作打断预留足够的工作时间,以此达到工作负荷上的整体均衡调节.（如表6所示）“巡逻防控”这一本职工作是自主工作打断的主要形式,而通过选择响应时机,本职工作“预伏”同样成为工作打断的策略行为——这两者都为警员“出去走走”提供了合法性.
综上,派出所巡警中队在相对模糊的工作结果衡量标准之下,通过灵活的工作事项选择,降低了工作负荷强度,储存了工作时间,并将其投入到由他们主力承担的安保维稳任务中去,实现了工作时间和负荷的总体均衡.科层组织的常规工作强调职能分工、各司其职,运动式治理强调全局体制、人人配合；运动式治理模式对科层治理模式常规工作的打断和冲击,被派出所巡警中队这一科层结构所吸纳和消解.组织关注目标达成,执行者关注工作均衡；巡警中队警员通过常规警务工作中的策略性工作打断,释放了安保维稳工作中累积的工作负荷,实现了工作强度的总体均衡.这两对紧张关系的微妙平衡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科层组织在不同治理逻辑和不同组织层次之间的张力和消解应对过程.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组织时间分配视角出发,以工作打断为切入点,探索了运动式治理模式与科层治理模式间的关系,提出了组织工作时间均衡的条件和工作打断的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结合我国具体语境,研究了上级政府临时指派的安全保卫任务和治安维稳任务对下级机关常规工作的影响和机关的应对策略.以F市S区局为案例,本研究揭示了科层组织如何通过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两方面的组织设计,策略性地缓解了运动式治理对科层组织常规工作打断的干扰和冲击,说明了中观组织层面对这种冲击的吸纳是如何通过微观组织个体层面的自由裁量行为而最终实现的.从运动式治理被动接受者的立场,从组织行动者的微观层面,本研究为运动式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与现有组织时间分配相关文献的普遍结论不同,运动式治理模式之下的科层组织应对过程,说明了工作打断现象并非总是带来负面影响,而作为工作被打断的一方,也并非只能忙于应付,造成组织非效率.一方面,运动式治理模式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历史渊源和合法性,其对科层治理模式的工作打断,就组织层面和我国科层体系而言,并非组织时间分配视角之下的组织无序,而是一种必要的国家治理手段.另一方面,派出所巡警中队警员的自主工作打断行为,在个体层面也并非管理学视角之下的非效率行为,而是制度默许之下的一种博弈手段和自由裁量策略.运动式治理模式对科层治理模式的工作打断,其发生机制之根源并非组织流程、任务分配、合作分工等组织协同性的设计缺陷,而是与我国更为宏观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支配方式相关联,具有更为深刻的存在合法性.
围绕职能专业化、照章办事、按部就班等原则构建起来的科层制组织,追求的是理性、效率和稳定可控的组织过程.而我国压力型体制之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对公共科层组织造成了常态性的冲击,在上级临时指派任务不能拒绝（Wx必然增加）,本职工作不能耽搁（Tx无法增加）的前提下,提升工作负荷（增加NWi）是实现工作时间均衡的唯一解.因此,延长工作时间（增加Wi）和预留机动人员（增加N）成为科层组织应对上级临时任务指派的普遍做法,如本研究中F市S区局“常设+机动”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是科层组织对运动式治理模式冲击的一种制度抗争,也是试图重塑科层理性的组织努力；同时,这种制度设计也必然将工作打断压力传导至处于公共组织基层的街头官僚（如本研究中的巡警中队）,所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就是对这种压力传导的形象表述.因此,处于科层组织基层的街头官僚只能通过降低常规工作的强度（Wx）来抵消其承担上级临时指派任务而显著提升的工作时间（Wi）,使得从一段更长的周期看,其工作负荷（NWi）均值趋于一个可接受的均衡水平.詹姆斯·Q·威尔逊认为：公共组织工作人员的工作更多的是由自然发生的动机而不是由机构所提供的动机所决定的,这些自然发生的动机包括实际情况和同事的期望.换言之,在缺乏明确任务衡量标准时,组织行动者之间自发形成的工作默契将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组织行动规范,组织成员倾向于共同遵守以保持彼此间的行动合法性.在本研究中,该默契体现为巡警中队警员策略性地降低“巡逻防控”和“预伏”这两项常规工作的强度,以实现工作强度的总体均衡.
运动式治理与科层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特有现象,本研究以组织工作打断现象为切入点,呈现了两种治理模式的内在张力,分析了两种模式共同作用之下我国科层组织的运作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工作打断现象的组织意义,拓展了从组织整体层面到微观组织成员层面的行动关联,从组织制度设计和个体行为策略两个角度阐释了工作打断对公共组织研究的新意涵,也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
注释：
① 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②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③ 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社会》2010年第3期；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杨志军：《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陈家建：《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徐岩、范娜娜、陈那波：《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④ Q. R. Jett & J. M. George, Work Interrupted: A Closer Look at the Role of Interruptions in Organizational Lif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3).
⑤L. A. Perlow, The Time Famine: Toward a Sociology of Work Tim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1).
⑥ H. Mintzberg, The Manager’s Job: Folklore and Fac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68(2); A. R. Thomas & J. Ayres, A Principal’s Interruptions: Time Lost or Time Gain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1998, 12(6).
⑦S. L. Kirmeyer, Coping with Competing Demands: Interruption and the Type A Patter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8, 73(4).
⑧ M. Czerwinski, E. Cutrell & E. Horvitz, Instant Messaging and Interruption: Influence of Task Type on Performance, in Australasia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Conference 2000, pp.356-361.
⑨ C. Speier, J. S. Valacich & I. Vessey, The Influence of Task Interruption on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An Information Overload Perspective, Decision Sciences, 1999. 30(2).
⑩ A. R. Thomas & J. Ayres, A Principal’s Interruptions: Time Lost or Time Gain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1998, 12(6).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6页.
C. Camerer, L. Babcock & G. Loewenstein, Labor Supply of New York City Cabdrivers: One Day at a T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2); V. P. Crawford & J. Meng, New York City Cab Drivers’ Labor Supply Revisited: 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 wi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Targets for Hours and Inco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5).
作者简介：倪星,男,1969年生,湖北随州人,法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黄佳圳,男,1983年生,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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