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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港台人讲心声：我们究竟是不是中国人？
编者按：2016年,两岸关系遭遇重重考验.随着民进党执政台湾、蔡英文回避“九二共识”,“”势力愈益活跃.从旅行上贴“台湾国”贴纸,到“去孙中山化”的相关提案,再到修正“公投法”,“独派”小动作不断.再看香港,梁颂恒、游蕙祯在立法会议员宣誓时刻意加入辱国和“港独”字眼,“本土前线”发言人黄台仰狂言“夺回主权,建立国家”,“港独”不断制造杂音.“”与“港独”奋力刷存在感,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他们宣扬的始终不是所有台湾人和香港人的“中国观”.《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台湾和香港居民,他们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生活背景迥异,但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能够感知,大陆与台湾、内地与香港有着太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无法切割.
20后：“如今两岸都丰衣足食,要好好珍惜”
“港独绝对不可行,只会害死香港！”当年英姿焕发的抗日军人黄光汉,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九旬老人.在香港生活已经近70年,他的一颗爱国心“一直没有改变过”.
黄光汉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他1925年在广州出生,13岁加入广州模范团,参加抗日工作.他曾经随军队入缅作战,担任无线电通信兵.1950年,黄光汉决定随兄长到香港谋生,他以为不会再卷入政治.然而1952年,香港居民区发生了一次大火,广东省派来的慰问团体被港英政府拒绝入境,欢迎人员与发生冲突,混乱中,身为欢迎人员的黄光汉身中4.这件事让他对港英政府产生了不满,也成为他后来决定加入香港左派工会、成为爱国阵营一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近年“港独”言论甚嚣尘上,黄光汉认为,在“一国两制”方针中,“一国”是前提,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而且,“香港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从内地进口,有什么条件或资格搞独立？”
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黄光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说,“当年全国军民奋战8年,用热血和生命换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现在的年轻人要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了解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不可以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与黄光汉的感慨相似,今年93岁的台湾老兵刘郅明对记者说,“那个时候是战乱时代,不能跟现在相比了.现在两岸都丰衣足食,要好好珍惜如今得来不易的成果”.
刘郅明15岁那年,战火烧到他的家乡湖北广济(现为武穴市).他17岁当上排长,手下有50个兵.他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鄂西会战让他印象最深刻,当时日军冲破防线,营里半年以上的老兵都牺牲在战场,才训练两三天的新兵就得顶上,一天之内就要教新兵们装、瞄准,然后让他们上战场作战.
刘郅明对记者说,最激动的时刻就是得知抗战胜利,当他与伙伴听见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战败投降时,高兴得欢呼雀跃.后来国共内战,国民党失利,1949年刘郅明跟着部队到台湾,1962年退役.
“我们一直很爱国,看到台湾现在的情况,实在很担忧.”刘郅明说,他看电视新闻时会经常抱怨,“现在台湾人对国家民族的概念已愈来愈少了,爱国心更是很难见到了”.
40后：“选择了中国,就会和她并肩作战”
“这份工作给了我小小的自豪感,我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年67岁的单志明如今可谓香港商界的精英人物,多年来,他经常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为陆港两地发展建言.当他回忆起四十多年前为一家国产文教用品公司推销内地产品时,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这么说.
后来,单志明创业,成立了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1983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到了下半年,在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会谈期间,不甘心的港英政府趁机捣乱,香港一时人心惶惶,港股、楼价猛跌.彼时的单志明已涉足房地产行业,眼看资产每天在贬值,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最终,他选择相信内地政府,没有慌乱将股票低价抛出,“新中国一定可以力挽狂澜”.后来,随着中英谈判深入,形势逐渐明朗,乌云最终散去,他手中的筹码一下子增值.他说：“我相信选择很重要.我选择了中国,就会和新中国并肩作战.中国在不断发展,所以我一直在上升.”
单志明对内地的感情由来已久,而对于与他同年代出生的台北刘先生来说,他对大陆的想法经历了“大转弯”.刘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退休前是一名媒体记者.他说,跟他同年代出生的外省二三代有个相同点,就是在国民党政府“仇匪恨共”教育下长大,对大陆有一种害怕的心理.
刘先生说,在他上学和闯荡社会时,大陆被塑造成一个“黑暗世界”,所以当台湾开放探亲、他的父亲因思亲心切回到家乡福州购买住宅时,当时已工作的他仍不敢到大陆.“直到十年前我退休了,和朋友一起到大陆旅游,我才发现,‘哇,大陆的进步与发展与我过去五六十年的看法完全不同’,所谓‘’也没有带给我一点压力与恐惧心理.”
刘先生后来每年到大陆旅游和探亲访友,“我发现大陆一年一个样,与此同时,我气愤从李登辉执政起,台湾的停滞与退步.我这几年走遍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发现大陆西北有的城市的建设甚至超过台北,原本‘台湾比大陆繁荣’的自豪感渐渐化为惭愧.”他说,他想过回大陆定居,但他无法割舍家中妻儿,“由此产生的难过与别扭难以言喻”.
60后：“自有意识开始,大陆于我就是如画山河”
“父亲出生于皖北,他1949年来到台湾.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几乎每天在饭桌上谈安徽和淮河的种种.对于十几岁离家的他来说,故乡似乎就是瓜果特别香甜,比台湾的好吃.”谈起对大陆的最初印象,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鹿忆鹿如此回忆道.她说,“我的‘安徽’是胡适、文房四宝、黄山的组合,这些似乎距离我很遥远,但在从小的文学阅读中,它们都有代表意义,是文化,是思想,是传统的象征”.后来,“我读乡下的一所中学,历史老师在上课之余常会分享他童年时期的北京小吃,所以我一直对北京小吃心生向往.”鹿忆鹿说,她年少时,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到西湖、桂林、黄山、泰山这些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自有意识开始,大陆于我都是一大片心荡神驰的如画山河,我迫切地想要真正了解”.
1988年,鹿忆鹿第一次到大陆,后来,每年会造访大大小小的城市.“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去过,山河的陌生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感”,她说,“二十几年来,看到了大陆的经济飞涨”.不过鹿忆鹿认为,伴随迅速发展,“感觉一些大陆人内心的沉稳正慢慢消逝,功利成分很多,喜欢强调物质”.
“台湾有改变,但很缓慢,对一项政策选择、决定困难,一件事拖拉很久；大陆是想干就干,尽管有时霸道,但效率很快.”经常往来两岸的台商王品杰这样总结,他是广东中山杰克魔豆连锁店的负责人.2000年他开始在中山闯荡,从早年背着咖啡机的“节俭创业”,发展到如今已小有知名度.在他看来,台商如果不跟大陆接触,就很难清楚知道当前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大陆的经济进步快于台湾”.
在香港从事广告设计的方女士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那时她在读大学.“那是一个寒冬,觉得市面很萧条.”她向记者细细回忆说：“当年我们只能用外汇券,去了友谊商店买东西.我记得光是一包12片装卡夫奶酪就80元.那时长安街中间没有隔离栏,街上没什么灯,我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车.”方女士总结她那时的感受是,“好奇多于好感,对于祖国什么时候能赶上世界的步伐,实在不抱乐观的态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到处兴建工程,感觉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但谈不上富裕.而到2000年,就有到过香港的内地同事跟我聊天,对我们的居所感觉不可思议,‘那么小怎么住啊’”.
随着与内地接触越来越多,方女士有时也体会到一些“文化差异”.上世纪90年代在内地工作,最让她头痛的是“大家对质量OK的标准不同”.另外,“内地人有时候容易掉以轻心,不够谨慎”.
虽然有“差异”,但方女士表示,“我喜欢内地朋友的直接与诚恳.而且内地人一般文学根基不错,知道很多典故和历史故事,跟他们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北京的出租车师傅会告诉你,长安街上的乌鸦是清朝的吉祥物.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是不会这样聊天的”.
80后：“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台湾新党发言人、青年委员会召集人王炳忠今年29岁,9月刚刚出版新作《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王炳忠从小被父母送到国语正音班,没什么台湾腔.“当时《青青河边草》很红,台湾人觉得大陆人说话都像童星金铭那样.”王炳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所以大家一看见我就说,‘金铭来了’”.小时候来大陆,他一不听话,大人就会吓唬他“会被‘’抓走”.可是这里的人说话又都很“金铭”,跟自己很像,让他感觉“仿佛见到了亲人”.
王炳忠回忆说,小学时,老师说大陆既不是国名也不是地名,老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他一直记着这个问题,直到初中有一天突然明白了,“那时候我理解了两岸的状况——一个国家,两个地区”.后来,他迷上了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我不会认为李世民是外国人,于是就这样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不过,这样的身份认同发生过动摇.2004年左右,操纵两岸对立到最高点,鼓吹“中国和台湾,一边一国”.王炳忠的祖父母那时候过世,给他带来巨大打击.“我的祖先几百年前跟郑成功一起来到台湾,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南子弟.我的祖父母只会说台语,也没见过长江黄河,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背叛了他们？”
直到2008年,王炳忠才逐渐解开迷惘.当时大陆有个论述,“台湾意识不等于意识.”马英九上台后,王炳忠每年暑假都在大陆度过,更加深了对文化历史以及自身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谈到自己的变化,王炳忠对记者说,以前他喜欢跟员讨论谁才是正统派,后来去南京雨花台参观以后,看到那么多人为国捐躯,他切身感到“国”不狭隘,救国道路不同而已,没必要再争论谁是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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