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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小康时期农户权利扩展和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农村的九亿多贫困人口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中国与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中国反贫困斗争的结束,2020年的接近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对高水平小康时期的反贫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贫困解决和权利扩展的解决机制,以及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权利现状,最后总结了如何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解决贫困问题.

［关键词］高水平小康时期;人力资本;贫困;权利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6.026

1文献综述

（1）贫困定义.英国的朗特里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者经济能力的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认为,从长期来看,人口的增长远快于物质的增长,物质是以算数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是以爆炸的几何级数在增长,所以贫困在所难免.[1]贫困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看来,不仅局限于收入低下,也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比如,过早的死亡、长期流行的疾病、严重的营养不良、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这就是获取收入的机会与能力的贫困.[2]世界银行贫困问题研究小组的迪帕·纳拉扬等人则明确提出,贫困是物质的缺乏,更是权利和发言权的缺乏,这就是所谓的权利贫困.[3]由此可见,贫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贫困不仅仅是食物匮乏、衣不蔽体、收入低下这些表面现象,贫困还指发展能力的缺失以及经济、文化、政治权利不足.

（2）贫困原因.早期,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是私有制的建立,而国家强化了这一差异.[4]而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贫困不是非私有制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发挥了作用.他对人口与食物的增长做了以下推断：人口是按照几何倍率在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数比率增长,人口的增长肯定会超过生活资料,贫困与罪恶抑制人口增长,从而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匹配.[1]

但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对于贫困,人们又有了一种全新的解决路径.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提出了体系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资本的概念中应该加入人力资本,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落后却有效率,如果要增加农业产量,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就必须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改善穷人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5]贝克尔（GATY STANLEY BECKER）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在对生育行为与不同生育行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教育水平低下、收入较低的家庭因为时间价值也较低,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较大,会比较注重子女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会较少地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子女的人力资本存量也会较低,将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一观点也和舒尔茨不谋而合,舒尔茨认为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当收入增加时,父母就可以少要孩子,用质量替代数量.

舒尔茨和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发展,为我们解决贫困,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达到权利的扩展与贫困的治理都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解决路径.

2人力资本对于权利扩展及贫困治理的作用原理

（1）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能够提高农民接触与利用新兴技术的意愿、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形成生产力的三要素有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水平与物质资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为了简化模型与便于理解,姑且认为农业生产水平简单地由人力资本水平与物质资本水平决定.

注:当人力资本（HC）与物质资本（MC）水平相符合,HC等于MC时,农业生产水平（APL）快速上升,直到APL曲线与HC（MC）曲线相交于E,由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会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上升继续积累,会使APL不断越过均衡点E点,追赶着HC（MC）向上移动,移至HC1（MC1）,HC与MC的增加继续推动APL上升,不断良性循环.

注:当人力资本（HC）与物资资本（MC）水平不相符时,如果HC<MC时,农业生产水平（APL）快速上升至HC与之相交于E（HC）,则上升速度下降,始终不能达到与MC相匹配的水平,如果HC水平始终不能与MC的水平很好地匹配,那么APL始终在HC与MC之间徘徊,这样不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会阻碍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农户可以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与进步,增加可用的资源数量与质量,“对于耕地来说,最要紧的是刺激因素和农民必须通过投资提高土地之有效供给相关联的机会”.[6]由以上模型可以知道,农户由于教育水平低下,人力资本的存量迟早会制约物质资本的有效利用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提高人力资本.

农民要摆脱贫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不可少.日本、美国等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十分重视对农户的培训与教育,通过对农户的基础教育以及职业技能培训,能够使农民拥有基本的知识与农业技术,克服错误落后的习俗与观念,同时农户接触、采用新技术的意愿与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在了解市场供求信息、先进的技术动态等方面由被动转为主动.

在对人口迁移中,可以预料,不同的劳动者在了解国内其他地方较好职业机遇的能力方面、在估计自己对这些职业是否可以胜任方面,以及对这些职业相关的失业风险的处理手段、迁移所需费用的正确估计方面等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教育能够有效地增强这种能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的迁移行为总会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动者具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受过教育的人一生中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收入差别是最小的.[7]教育投资提升了农户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让农户能够抓住较好的职业机遇,以及胜任这些职业,收入波动较小.

（2）人力资本健康投资能够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以及劳动时间与能力.人力资本理论将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当作资本的储备,即为健康资本,它要通过服务来发挥作用.健康人力资本所提供的服务由“健康时间”或者说是“无病时间”组成.[8]通过健康资本的投资,延长劳动力的寿命,使农户劳动时间更长,“生病时间”减少,劳动活力增加,劳动质量得以提升,从这一方面来讲追加健康投资提高了农户的劳动效率,提高收入.从另一方面来看,健康资本的投入,使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减少,节约的医疗费用支出可用于农业生产活动.社会通过改善医疗条件,加大医疗保障增加健康人力资本,会增加其他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及收益率.

（3）人力资本迁徙投资能够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与增长农民社会适应能力.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迁移,人口迁移的迅速增加是为了适应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经济机遇.[9]舒尔茨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研究了人口迁移,在和平时期,人们有机会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时,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动机就是改善自身的境遇与生活状况.这种迁移的成本,具有人力资本投资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人们从事何种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由于城乡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以及收入的差异,在迁移成本低于迁移收益时,农户就会迁移.农户追求更大利益的迁移,增加非农收入.从长远来看,农户的迁移不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在迁移过程中,农户的视野被扩宽,观点被更新,也为农村带去了新思想、新技术等.这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以及收入状况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3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现状以及权利拥有现状

（1）教育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现状堪忧.我国公共教育支出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徘徊在3%左右,2016年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农村公共教育支出不足以及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占义务教育公共支出比重偏低等因素是造成农村优质教育供给能力不足的根源.农村教育水平也存在着地域差距,西部教育整体呈现落后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教育质量的差距日益增加.受教育权利以及教育公平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我国,初级（小学）与次级两级教育构成的人力资本结构在农村劳动力中的占比达到了76%,但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占比仅为15.1%,表明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后实质上形成了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堰塞现象,高中教育并未得到有效推进,而20世纪90年代末开启的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也同样未能辐射至农村地区,高等教育（6%）与研究生及以上层级（0.02%）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占比严重不足.[10]

（2）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不足,服务落后.我国2016年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约为28%,而2004年美国、日本等国的这项指标分别约为44%与85%.我国人均卫生总支出731美元,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同期横向比较,美国的这两项指标为9403美元与17.1%,日本为3727美元与10.2%,我国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依然较低,人均医疗保障水平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纵向比较,我国在200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70美元与5.6%,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人民的医疗卫生费用负担加重.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投入,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渐建立与完善,然而该体系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较为突出；再者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所使用的场地,设备、费用基本由政府投资,医疗资源不足.

（3）户籍制度限制人力流动,市场配置低效.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了较为不同的制度背景,这一套管理制度是严格的.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广泛的社会经济现象,能够促进城市化,合理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劳动力资源能够有效合理地分配.而户籍制度使城乡劳动力在不同“区域”生活工作存在着诸多“不公平”,加深了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人力资本投资不但有教育与健康,还包括迁移,这种制度性壁垒不但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成本,也使人力资本与工作岗位不能合理匹配.影响到农户的实际收入,也降低了劳动力要素与工作岗位之间的市场配置效率.

（4）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约束,农户权利贫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值得被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上文可知,1958年,中国农民开始失去自由迁徙权利,至今也没有得到恢复,使农民在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平等.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对城市居民的就业与培训,而忽略农民,就统计就业率而言也将农户排除在外,农村劳动力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受教育权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也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基础,由上文可知,农户的受教育权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广大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医务人员缺乏,医疗水平落后.农村农户的自身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也限制了农户政治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行使.[11]这样则出现了机会的不平等,农户付出同样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经济增长未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得到益处,出现马太效应,“穷者愈穷”.

4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权利扩展以及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1）加大教育投资,促进受教育权的公平.基础教育在经济学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主要症结就在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农户对于教育投资收益的“无望”以及农村教师资源的匮乏.我国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建设往往会重城镇,轻农村,无形中加大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教育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前提与基础,所以在由地方政府为主体负责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与地方都应该确立农村教育公共支出的合理比重,并建立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支出的增长机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要实现区域教育的相对公平加强区域间合作是必要的,一是在教育投入方面,以及地方财政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向西部地区转移支付.二是加强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提高利用效率,适当地向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倾斜,提高农村教师福利待遇,建立起优质的城镇学校与乡村学校结对帮扶机制.地方财政可以为学校间教师的定期学习、互相促进提供支持.三是完善农村的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合格的教育场所,在农村学校推进多媒体设施的建设使农村孩子能够通过多媒体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扩宽眼界,增长见识.四是因地制宜,使农村教育的目标多元化,不仅仅是为了进入高等院校,而是多目标化,如建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技术学院,让无法进入高等院校的孩子可以选择进入农业职业学校学习先进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也应意识到虽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很重要,农户个人以及家庭才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应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农户有意愿对自己以及孩子在教育上进行投资.

（2）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首先,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我国农户医疗卫生支出的负担会持续加重,卫生财政支出的不足将加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公平.政府应该在原有的医疗卫生财政资金拨付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以及财政补贴的力度,使和地方的医疗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而加大对县、乡一级的医疗卫生财政拨款可以提高医疗卫生财政拨款的宏观效率.在此基础之上,加大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财政倾斜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财政资金投入.最终,务必保证资金落实到位,农村地区拥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卫生医疗仪器,并且做到农村医务人员工资的支付到位;做好农村人口健康状况的调查统计工作.[12]地方政府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农户的健康意识与疾病防控意识.

（3）打破制度壁垒,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发展的攻坚阶段,户籍制度势必会加大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降低其迁移的预期收入.消除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制度性壁垒,是推进城市化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而保障中国在长时段内持续发展的关键.[13]由于城乡基础设施供给状况以及城乡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中国短时间内还不具备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一蹴而就的能力.所以推进城市户籍的门槛的降低是有必要的,户籍改革不仅仅是制度的改革,更是权利与利益的重新组合、社会福利的均等享受.[14]

5结论

如今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突出.因而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倡导包容性发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农户权利扩展与贫困治理.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

[3]迪帕·纳拉扬.谁倾听我们的声音[M].付岩梅,崔惠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邓冰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5]西奥多·W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40.

[6]西奥多·W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43.

[7]蔡新会.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研究——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04.

[8]西奥多·W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49.

[9]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祖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