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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标准的重建
摘 要：随着西方文论尤其是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的传入并进入语文教学领域,文本解读越来越重视“读者意义”的揭示,而“读者意义”中对新颖的追求又导致对众多经典文本出现了颠覆传统、超越常规的解读.文本解读应该注意“多元有界”.这个“界”有两个,一是文本本身的限制,包括文本的整体结构和整体立意；二是解释群体的限制,包括尊重已有共识,尊重群体理解.
关键词：文本解读标准重建
近些年来,随着西方文论尤其是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的传入并进入语文教学领域,文本解读越来越重视“读者意义”的揭示,而“读者意义”中对新颖的追求又导致对众多经典文本出现了颠覆传统、超越常规的解读.很多教师赞叹这些“新颖解读”角度的独特、分析的细腻；也有一些教师质疑：这些“新颖解读”是不是文本或者作者的应有之义？有没有溢出文本解读的边界？可以说,文本解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众多教师的普遍困惑.
一、文本“新颖解读”的代表课例
下面列举一些这类“新颖解读”的代表课例.
比如教学《背影》,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父子情深的故事,而是一个祖、父、子、孙的生命之水不息流淌、不断传递的故事,凸显的是“生命的短暂和脆弱”；认为朱自清在文章中四次流泪主要不是因为感动于父爱,而是体悟到死亡；认为朱自清动手写《背影》,主要是为了展现他“刹那主义”的人生观；认为题目“背影”不仅仅是写实的、朱自清亲眼所见的他父亲背部的影子,而且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生之背和死之影”.
比如教学《老王》,认为这是一篇“讽文”,是在讽刺社会对老王的命运捉弄.如老王要“加入国营或集体组织”,但是他“脑袋慢”,最终只能“单干”,这是一个“捉弄”；老王“拉人”改“拉货”,还被“取缔”,这是第二个“捉弄”；他“想经营要钱”又不敢“要钱”,可见当时的社会如果经营并且要钱就是违法,这是第三个“捉弄”.文中还有对于杨绛等知识分子命运的“捉弄”,如“干校”等.《老王》不仅仅有“政治历史导致的命运”,还有“冥冥之中天地造化导致的命运”,如老王与杨绛,各自的出身不同,一个没有亲人,一个亲人众多；一个是体制外的单干底层,一个体制内的高层；一个身体残疾有病,一个健康健全；一个住败屋,一个有华屋；一个付出劳作,一个承受别人的劳作；一个拥有的那么少,一个拥有的那么多.这些都不是国家历史造成的,都是“天地造化”,这就是“命运”！所以,《老王》文本核心是“运”,这就是“愧怍”之“因”.而这些,正是《老王》的厚重处.
比如教学《雷雨》,启发学生从文学的“神秘主义”审美观上去欣赏这部剧,认为这部作品体现了作者创作的“神秘”.教师启发学生思考周朴园为什么姓“周”,为什么不姓“张、王、李、赵”呢？这是因为,周朴园荣华富贵都“周备”,同时这个人物又“善恶兼备”,周家命运“周而复始”,终受惩罚,阴阳旋转.所以全文以“周”字为线索,阐述人物,描绘命运,父子罪行周期性复发,母女命运周期性循环.“周”是起点和终点的重逢：恋人重逢、“父”女重逢、父子重逢、兄妹重逢、言行兑现；“周”是生命的怪圈、生命的锁链：父子周旋,周朴园人生全力周旋,鲁大海命运狼狈周章；等等.
比如教学《孔乙己》,认为掌柜教孩子卖酒时羼水,就是“教孩子学坏,糟蹋孩子,毁灭未来”,就是要造一个“凉薄世界”；而鲁迅又安排孔乙己教小伙计写“茴香豆之茴（回）”,这是与上面“教羼水”形成鲜明对照,“教孩子茴香豆之茴”,也就是“教孩子学好,让世界回香”.同理,“给孩子吃茴香豆”,也正是“在孩子心田里播种茴香之种子”.而茴香,就是八角大料,其真正的作用正是——回香！煮肉,炒菜,放入茴香,会使得肉菜回到正味,扶正味道,祛除杂味与邪味,这正是茴香的实际作用.所以断定鲁迅知道这个文化常识,他是有意的、故意这样设置的,就好像“福”字倒贴,附会为“福到了”；媳妇嫁妆里放“枣栗子”,寓意“早立子”.
二、对文本“新颖解读”的不同看法
上述对于传统名篇的教学几乎全部颠覆了常规理解,皆发人之所未发.基于这样理解的教学,也的确在全国引起众多老师的好评.
有的教师认为,这些教学不同于某些课堂进行的片段式教学,或纯个性化解读,它们化平面为立体,化单线条解读为多元化解读,其课堂教学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格局,学生从中可以觅得文本之美.
有的教师引用王尔德的话：“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读者的第二次创作常常使作品有了新的生命力,而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新,上述教学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作为研究课、研讨课,授课教师的这种创新尝试未尝不可,也的确教出了新意.这样的课堂脱离了传统课堂的旧有模式,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一次勇敢、大胆的尝试.正是有了这样的课堂,语文教学才有新的前进方向,授课者给大多数教师树立了勇于创新、善于思考的榜样.
甚至有教师认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好课向来没有公论.一节课如果能够引起争议和思考,让教师经久不息地热烈探讨,那么它本身就有了意义,就可以将它定义为好课——有研究价值的课.这样的课,才值得我们去争辩讨论.而有争议、有探讨意义的课,才更具有魅力.
然而,也有很多专家和教师认为,文本不可能是供读者随意挖掘的矿藏.虽然每个读者都可以从文本中读出自己的体会和感悟,但多元并非无界,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总是依据自己的理解,任性地从文本中生发意义,最终会使文本解读走上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
对文本“新颖解读”的不同看法,其实是西方文学批评“阐释和反阐释”争论在我国文本解读教学中的延伸.事实上,阐释不可能是恒定的或唯一的,但毫无边际的任性阐释也必将使对文本理解陷入虚空和混乱.在国外,从哲学阐释学开始,“读者意义”被越来越放大,但是在放大的过程中,很多批评家早就敏锐地看到了读者意义无限放大的弊端,开始为文本天马行空的随意阐释设立边界.意大利著名学者安贝托·艾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过度诠释”这一论题,他认为,西方世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文学研究过度宣扬了诠释者的权利,因此他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在国内,也有很多批评家提出类似意见,著名学者张隆溪先生就说过：“对文学作品固然不必像解数学方程那样只有一种或两种解释,但在多种解释中,我们应当能判断哪一种或哪几种是更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能说明这样判断的理由.审美价值及其标准似乎是当前西方文论家们相对忽略的一个问题,因而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而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突破也必然是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
那么,如何判断某种诠释是合理还是过度呢？其标准到底有哪些？
三、对文本解读标准的深入思考
国外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流派的代表作家在注重读者意义的同时,都曾对文本的过度解读做出限制的思考和尝试.整合这些思考和尝试,可以为我们设立文本解读标准提供有益的启示.概括起来,这些尝试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为文本解读设立限度：一是文本本身对意义生成进行限制,二是解释群体对意义生成进行限制.
（一）文本本身的限制
文本本身对意义生成的限制是大家能普遍接受的.如哲学诠释学虽然非常重视读者的作用,但它认为文本是一个会说话的“准主体”,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文本意义是两个主体之间的“视域融合”,因此必须受到文本的制约.接受美学把读者在阅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空前高度,但是它也并不认为读者可以绝对自由、随心所欲地解读文本.伊瑟尔说过：“不确定性与空白并不是文本中不存在的、可以由读者根据个人需要任意填补的东西,而是文本的内在结构中通过某些描写方式省略掉的东西.它们虽然要由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填补,但填补的方式必须为文本自身的规定性所制约.”
文本对读者理解的限制,又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注重文本的整体结构.
即要把文本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构造,要考虑文本整体对局部的制约关系,不能扣住文本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两个句子引申阐释,导致文本解读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安贝托·艾柯所指出的那样：“对文本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舍弃.”语言学家索绪尔也早就说过：语言学研究的不是个别的词句,而是使这些词句能够有意义的整个语言系统.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看前面提到的对《老王》的解读,授课者扣住文中的很多句子进行深入解读,认为老王“脑袋慢”而没能“加入国营或集体组织”,这是社会对老王的命运捉弄；认为老王“拉人”改“拉货”,还被政府“取缔”,这也是对老王的“捉弄”,这些分析就单个的句子来看当然没错.然而,正如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意义不是这些句子单独发出的,而是这些句子整体联系、协同表达的意义.既然这样,《老王》中写老王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为了揭示或者谴责“社会的不公”呢？显然不是.从全文的整体构思上看,全文以平静的口吻回忆、叙述了老王悲惨的命运,而对于这样一个非常不幸、对自己家庭又竭力照顾的人,自己却没有给予同等的尊重和关心,这是令杨绛一直“愧怍”的事情.所以,回忆“老王”的不幸,是为下文自己的“愧怍”做铺垫；越是写老王的不幸,越是表明自己应该在老王有生之年从精神上、心灵上尊重关心老王,而越是没有做到尊重关心,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杨绛心里就越“愧怍”,所以全文的每一处表达其实都和文章末尾“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相互呼应,都是为凸显文本主旨服务的.因此,说《老王》表现的是“对社会的讽刺”和“命运的不公”,其实只是扣住了某些单个语句生发意义,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句子和全文整体构思的关系,如此理解,岂不是旁逸斜出、舍本逐末？
2.注重文本的整体立意.
任何文本都是由符号与意义构成的统一体,文本中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应该指向文本的整体立意.因此,分析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意义要立足文本的整体立意或主体情感,而不能扣住单个词句本身进行任意联想、迁移、阐发,导致对文本整体立意、主体情感的理解出现偏颇或者混乱.
比如阅读《背影》,这篇文章表达的主旨到底是“生命的短暂和脆弱”还是“父子深情”？我们得看朱自清写作《背影》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朱自清和父亲浦口车站一别8年,并没有写作《背影》,那时他和父亲之间还在冷战.8年后接到父亲“主动示好、和解”的来信,尤其是末尾“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那句,瞬间触动了朱自清,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突然融化了父子隔阂的情感坚冰.于是朱自清不自觉地想起了8年前父亲车站送自己的情景,一种感激、愧疚、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诚然,朱自清写作《背影》,的确有感慨于父亲“生命的短暂和脆弱”的因素,但在回忆父亲的过程中,朱自清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感叹“父亲生命怎么这么脆弱”“父亲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而主要是通过语言描写、细节描写展示了父亲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月台买橘子这一全文的最主要情节,只能表现父亲对我无私的关爱,而不能读出父亲“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因此,“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是《背影》的写作之因,是写作的情感触发点,在这种情感的引领带动下,朱自清不自觉地想到了父亲对自己真挚无私的情感,于是感激、愧疚之情不能自已,才写下了经典名文《背影》.所以说《背影》主旨表达的是“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其实是没有顾及《背影》表达的主体情感.
(二)解释群体的限制
1.尊重已有共识.
这是不少批评家秉持的一个文本阐释的评判标准.胡塞尔就认为,意义乃是“交互主体性”协商的产物.这种协商不仅包括作者与其历史语境之间、读者通过文本与作者的协商,同时也包括不同历史语境或同一历史语境的不同解释者之间依据文本所进行的对话与协商.这种协商是众多经验和认识融汇的结果,又历经时间证明而逐渐形成共识.这种共识并非不可突破或超越,但是在突破者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自信推翻或者超越的情况下,应该对已有的共识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比如前段时间,喜剧演员贾玲在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中上演《木兰从军》,因为将花木兰塑造成一个胆小、自私、贪吃的傻妞形象而引起了诸多观众的不满,在各方声讨中,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被责令停播一周,贾玲也因此出面向观众道歉.花木兰的形象本应是多维的,为什么贾玲演绎的花木兰形象就要受到批评呢？这是因为“花木兰”的形象是一个已经经过协商而逐渐稳定下来的形象,这一形象首先是作者尊重历史语境,与语境要素进行交互主体性的协商后创作的产物,历史的主体性与作者的主体性在相互协商过程中完成了统一的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这一形象得以观照古人的生活境况并把握作者的意图,一代又一代的协商不断巩固了花木兰英雄形象的稳定性；不同历史语境或同一历史语境的不同解释者之间的协商,又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花木兰主导性格以外的多个侧面形象.所以,《木兰从军》自其产生之日起,其意义就是在不断的协商中建构起来的.这种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商与交流,克服了个别性的协商结果,使得那些不合理的诠释被自动排除掉.所以,小品《木兰从军》对花木兰形象的改编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因为历史已经给出了协商的结果：花木兰就是一个勇敢、无私的巾帼英雄形象,她已经成为表现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任何改编与诠释都不能突破这一底线,突破了就是一种过度诠释.
2.尊重群体理解.
所谓尊重群体理解,即对文本新的解读结果应该获得大部分民众的接受和共鸣,感觉言之有理,有所启悟受益.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便试图在“群体普遍认同”的基础上为正当诠释确立某种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标准.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大卫·布莱奇也“把认识看成是解释者个人与他所属的那个‘解释群体’相互商榷的结果,对于解释者个人的主观性来说,‘解释群体’就构成了一个客观的限制”.这正如符号美学的观点：“一件艺术品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的感官去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它所表现的内容就是人类的情感.”这个“人类的情感”就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具有的、共同的情感和情绪状态.如果我们从艺术中读到的只是个人的“独特情感”,这个情感却又与“群体情感”有着较大的距离,则要对这种情感保持警惕.
比如有的教师认为“往酒里羼水”寓意“社会的凉薄”,“吃茴香豆”寓意“让社会回香”,因为鲁迅写作喜欢“多寓”.比如《药》当中“夏瑜”寓意是“秋瑾”的替身,因为“夏”和“秋”刚好相对；而且华老栓拿着人血馒头回家去的时候,作者用非常悲凉的语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太阳也出来了；在他的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古□亭口,“□”是文章里表示缺文记号,作者是有意这么写的,因为浙江绍兴城内的轩亭口有一牌楼,匾上题有“古轩亭口”四个大字,1907年资产阶级主义革命者秋瑾就在这里就义.因此,文中显然“夏瑜”就是代指“秋瑾”,就是“秋瑾”在文中的化身.而“华老栓”姓“华”,又是与“夏瑜”姓“夏”相对,“华”“夏”寄寓为“华夏民族”,暗示华夏民族既有为正义为民族而赴汤蹈火的人,也有蒙昧不觉醒的人.教师认为,既然“夏秋”“华夏”可以如此理解,“酒里羼水”“茴香豆”为什么不可以类似理解？其实,这两类理解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夏秋”“华夏”的理解,绝大多数读者从文中阅读并思考就能悟出,这属于“群体理解”,而且这本来就是作者的曲笔,因此这样理解当然正确无误.而“酒里羼水”“茴香豆”的理解,鲁迅本人对此没有做过任何此类意义的暗示,绝大多数读者也未曾想过具有如此深意,这种深意经授课老师揭示出来之后也没有在大多数读者心中激起共鸣和认同,显然,这只是教师自己的独特理解,既然这样,其理解当然有过度的嫌疑.
当然,有人会反驳：个人的独特理解即使得不到大众认可,也未必就不对,真理不是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不也是支持者寥寥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在长期观察、精确测算上推导出来的,哥白尼毕业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任天主教教士,他当时就住在教堂顶楼,长期进行天文观测.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不辞辛劳日夜测量行星的位置,最后才胸有成竹地认定“地心说”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哥白尼的学说虽然不被当时大众认可,但他的研究建立在严密的实证上；而当时的“地心说”虽然是群体理解,但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群体理解”只是缺少科学知识的群众以讹传讹的想象和猜测,这和“往酒里羼水”寓意“凉薄”、“茴香豆”喻示“回香”的理解有着本质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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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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