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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和超越:从文学解读走向语文解读苏宁峰《表现论视野下的文本解读和教学》序
[摘 要]如果说聚焦“体性”是为了
凸显语文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种差,聚焦“类性”是为了区分文章视域下的各种文类差别,
避免语文教学中将各种文类一锅煮的话,发掘文本的“篇性”则是为了区别不同作者的不同
文本,或同一作者的不同文本的个性化表现力.从这个角度说,苏宁峰老师没有因循始于言
语形式终于言语内容的文学解读或文化解读,而是牢牢坚守由言语形式到言语内容,再返回
言语形式的语文解读,不断深入揭示文本的篇性,具有重要的语文学价值.
[关键词]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文学解读;文化解读;语文解读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120(2018)06-0060-07
一
文本解读的命运,和语文学科颇为相类.一方面,备受重视——谁都知道文本解读素养堪称
语文的“元素养”,是语文教学实战中的真功夫,名副其实的“语文教学第一生产力”,语
文专业刊物更是不遗余力地刊发文本解读类文章;另一方面,又备受冷落——一是孙绍振、
钱理群、王富仁三位先生掀起的文本解读热很快降温,二是后继的文本解读类著作如魏无天
的《文学欣赏与文本解读》、詹丹的《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荣维东的《语文文本解读实
用教程》连一些优秀的语文教师都闻所未闻.出版社对文本解读类书稿不屑一顾,对名师的
教学设计、教学实录、教育随笔类书稿却媚眼频抛.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出版社之
所以如此,实是因为难以获得广大语文教师阅读兴趣的撑腰.
雪上加霜的是学术界对文本解读也不以为然.一是但凡此类稿件,几乎是上不了CSSCI来源
期刊编辑的法眼的.二是正如陈思和先生所指出的:“每年主持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都
会发现一些
相同的现象:许多考生对几本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准备得相当充分,对一些流行的学术话题和
读物也相当熟悉,但是当你抽样地选一些文学作品作为问题的时候,立刻就会发现破绽,他
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不仅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1]2岂
止是这些研究生,就是一些知名的语文学者何尝不是如此?运用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评课,
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一涉及文本的深度开掘就会噤若寒蝉,或者一说就浅、一说就歪,甚
至一说就错.
事实上,即使在孙绍振先生文本解读红遍大江南北之际,也有人对其教学转化的价值深表怀
疑:这样的高度和深度,能跟学生讲吗?一位语文界的学术大咖甚至扬言:“语文教学自然
要解读文本,但是不能靠名人去解读,不能靠专家去解读,名人专家解读得再精彩,那也和
学生没有多大关系.语文教学是在言语实践过程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
力和表达能力的学习活动, 即使解读得不精彩,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教师引领下的学生自身的学习体悟和能力训练.”
[2]这便将深入浅出的审美启悟、生命启悟之门彻底堵死
,给那些不愿阅读高质量文本解读类成果的教师以有力的口实.要么你将文本解读成果直接
化为教学生产力,要么就凭我自由发挥.至于发挥得如何,不去管它.反正再怎么了无新意
,毕竟能体现学生“自身的学习体悟和能力训练”,还需要钻研什么文本解读呢?很奇怪,
美国从事母语教学的中小学教师,却与文艺理论的前沿成果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设法转
化,他们怎么从不会叫:“这么深,学生受得了吗?”
于是,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产生了!不论文艺理论界的前沿成果有多少,文本解读与教学就
是油盐不进.教学技术娴熟无比,但文本解读的新意就是难觅,深度的情感交融、有价值的
思想对话更是匮乏.一些数理学科乃至体育学科的毕业生横插进语文教学,一样可以“顺
风顺水”,语文似乎真的成了谁都可以指点、谁都可以掺和的不折不扣的零门槛学科.
在这样的尴尬环境中,苏宁峰老师竟然毫不识相、毫不知趣地一头扎进文本解读,钻研得“
倾情倾度,倾色倾声”,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不知道宁峰老师的这种疯魔痴狂是否滥觞于我无形的蛊惑?和他相识约莫十年了.初识时,
我从华东师大研究生毕业走上中学语文教学的讲台还没多长时间,菜鸟一个,他则是一直行
走于重点中学,已经是名声在外的高手了.不过,因为读研时发了几篇文本解读类文章,尚
沉溺在幻想的才情和实力中,所以每次见面畅饮酣聊时,总能不时地聊到一些文本的解读,
而他亦能顺势展开.因为他的语言极其野性,总带了“流氓叙事”的味道,且十分泼辣、幽
默,往往还痛击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参的权威解读,所以听来格外过瘾,常被他惹得开怀大笑
——我恐怕是受启悟最多也笑得最夸张的一位,而他讲得也越发带劲了.整个酒桌,几乎每
次都是在谈笑间被他以绝对优势霸占了话语权.
但是,我并未纯情到底.在嗅到了文本解读的窘迫气息后,立刻将关注重心移向了综合论文
和教育随笔的写作.加之当时既当班主任,又做校文学报主编,后来还开启了考博模式,所
以文本解读被慢慢放了下来.苏宁峰老师不同,他对文本解读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用情、越
来越用心.不论与我聚餐还是通话,他都会逮住某个文本解读的新发现谈个不休.尽管我
多次暗示:文本解读的文章在科研成果中常不被重视,有的地方干脆不认;文本解读文章结
集出版,走拿版税的路径更是渺茫.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每完成一篇文本的解读,像个
得胜的摔跤手似的,乐颠颠地又找下一个对象进行思维的“摔跤”去了.
当然,也可将他的这种热情归因于钱理群、潘新和、赖瑞云、陈日亮诸先生的肯定.不过,
更多的应该是他对独立思考的忠诚与捍卫,对提升语文教育品质的不懈追求,对充实、提升
自我的自觉与严苛.这注定了他对文本解读的真诚、灵动、深邃和浩瀚——在我有限的阅读
视野里,他真的是为数不多的一直以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文本解读的一位.或许在某些结论
上,你会感觉有失偏颇,但对思想的冲击绝对强悍、久远.
二
宁峰的文本解读,诱发了我很多思考.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对于广大语文教师来说,文
本解读应该是文学的解读、文化的解读,还是语文的解读?
这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理解的分歧与混淆令人嗔目结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语文
教育面目的模糊、体性的沦丧,很有加以辨正的必要.
北京大学的常森教授认为应该走向“文化的解读”.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文化的解读,或
者说,只有将文学解读提升到文化解读的高度,才能把握文本所述事件的真相及其所以然.
文化的流失无疑加大了读者与文本的疏离.但任何一个文本,其完整意义只存在于它跟特定
文化的特定关联中.文化解读的自觉实践因此更不可避免.”[3]他举的反例是闻
一多对《诗经·大雅·生民》记载的姜踩帝武拇
指处而怀后稷一事的解释——基于字词训释,追索诗歌所叙事件或情节,忽略了遥远的“感
天而生”的异文化,大抵是“单纯的文学解读”,并未触及对象的本质.[3]
一些语文学者也持此说——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学”和“文化”一体四面,
相辅相成.学习文言文,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思.[4]4-6程少堂、熊芳
芳等一些名师在语文教学中更是自觉贯彻这种理念,注重文化意蕴的开掘与阐释.
可是,一线教师更多地倾向于传统的文学解读,即注重审美的解读,披文入情,经过形式的
观照抵达对内容的把握,或者达到对“道”的理解.用宗白华的话来说,即在审美的瞬间,
“接受者不仅体味、把捉到了作品微妙至深的情趣和韵味,而且也实现了对作品的‘最高灵
境’即艺术所表现的那个通达万物、含囊阴阳的‘道’的把握”[5]63.古人庄子
的“得意
忘言”,陆机的“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韩愈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等,大抵都
是表达了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说,文学的解读和文化的解读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本质上
都是通过文本的言语形式达到对其内在意蕴(道、情、思)的把握,只不过在意蕴内涵的理
解上或层次性的把握上有所区别罢了.
但是,这种起于言语形式,终于言语内容的文学解读、文化解读均非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解读
.普通读者、文学评论家可以那样做,语文教师绝对不行.语文教师经历了“味”“悟”的
审美阶段后,必须懂得返回言语形式,对作者言语表现的力、智、美等方面进行深度品鉴,
作出客观的估衡和评判.这样,才能在课堂上激发学生言语表现的兴趣,牧养他们言语表现
的意识,使他们不断走向表现与存在;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守住语文的阅读,上出语文的
体性.
从阅读引领的角度讲,也必须关注形式秘妙.“光知道文本写了什么,对怎么写、写得如何
(这两项都涉及形式表现与创制的秘妙)不闻不问,甚至懵懂无知,那么对写什么的了解必
定有限,其了解的深度、正确性也值得怀疑.”[6]
通过阅读求知、练能、怡情、养性、传承文化,无可厚非,但这不是阅读的终极意义.终极
意义是由解读走向解写,再走向“言语、精神的创造”[7]123,彰显生命存在的
意义.否则,很可能永远深陷“占有式”阅读的泥潭,无法走向“存在式”阅读.
浙江师大蔡伟教授对我的这一理解深表怀疑,我明确表示:“艺术家和疯子最根本的区别就
是:艺术家懂得从现实世界进入理想世界,再返回现实世界,但是疯子不懂返回.同理,语
文老师在文本解读/教学过程中,如果不懂得从形式到内容再返回形式,很可能就是在自鸣
得意地疯行疯语.人们呼吁回归文本的语辞世界,指责语文老师‘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
的园’,不都是针对了这种现象吗?语文教学不着力于形式审美,会跑偏,乱了语文的体性
,语文解读亦然.”[6]
事实上,注重语文解读并非我的发明,而是地地道道的语文教育常识.早在民国时期,夏
尊就已经指出:“国文
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并无固定的内容
的.只要是白纸上写有黑字的东西,当作文字来阅读来玩味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材料
.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
能力.”[8]151也就是说,着力于形式的读写训练,语文体性的捍卫才会成为可
能.
何中英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教授白话文,也不能说学生‘看得懂’,
就算尽了我们应有的责任,还有内容形式方面种种推敲.”[9]125力倡在讲解
问题主义的同时,要进行遣词造句、篇章结构、写作技巧等语言文字方面的训练,使学生获
得一定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
在徐特立那里,干脆将学习国语的目的分为两个方面:“主目的,即对语言、文字(文章)
的理会,和对语言、文字(文章)的发表.副目的,即从语言、文字(文章)获取知识,涵
养德行,养成好的情趣.”[10]198也就是说,形式知识、形式创制的能力和智慧
才是语文学习的首要;阐释题旨、大意,涵养德行,养成好的情趣位列其次.在形式与内容
这对矛盾中,形式才是真正的主要矛盾.
王尚文说得更为明确:“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教所学的是教材的言语内容,而语文学科则
以教材的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质言之,其他学科重在教材‘说什么’,语文学科则重在教
材‘怎么说’,以使学生从中学习如何具体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本领,培养听说读写等语
言能力.”[11]12
清清爽爽,明明白白,不知学者们为什么罔顾历史,还停留在文学解读或文化解读的理解上
?更不明白人家已经说得如此清楚,为什么我们的语文学者还在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上依旧
喋喋不休地絮说、争论?
严格说来,宁峰先前的文本解读是偏于文学、文化的解读,这从很多题目上便可一目了然,
《〈陈情表〉:儒者的言语人格》《〈我与地坛〉:哲学主题探微》……但是,他由文学、
文化的解读走向语文的解读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陈情表〉:儒者的陈请智慧》集中
阐析李密如何平衡忠与孝、情与理的演说智慧,即是语文解读的最好例证.他本人也坦承:
先前的解读的确偏于题旨的阐发幽微,今后的解读会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文本形式秘妙的揭示
.事实上,这种努力在他发表的文本解读文章中已经频繁出现了.比如,对《风筝》开篇的
分析:
画面的“构图中心”(也就是视觉中心)不是风筝,而是“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那已经不是色彩而是色块了,与之同一色调的地上大片凛冽的“积雪”与浓烈的“灰黑色”强烈得足以窒息我们的感官,淹没我们对于色彩的知觉.这色彩带有强烈的排斥力,分泌出强烈的雄性荷尔蒙气味——这样的浓烈色彩其实是鲁迅强烈的无法自抑的黑色心理的外现——越往下文看,我们将会嗅到愈加浓重的气味,这是鲁迅始终无法排遣的黑色心境,哪怕是在他最快乐的回忆里.
这不就是色彩视角下的意象分析么?构图中心、黑白互衬、黑色心理的外现,哪一样不是文
本的篇性特征——独特的形式秘妙的表现呢?而这种表现,在他别的文本解读文章中也多有
体现,这便与那些偏于资料叠加、貌似言之凿凿地阐发题旨实际上远离文本的文学解读
/文化解读,彻底划清了界限.
本着这样的审美视角进行语文教学,还担心将语文课上成哲学课、文化课、思想品德课吗?
三
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在形意兼顾中突出“形”,是突出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种差,因
而也是捍卫语文体性的必由之径.
仅仅满足于此,是否就足够了呢?肯定不行.必须进入类性分析的层面,让文类的特性彰显
出来.自古以来,无论中西,作家们写作大都有鲜明的文类意识——这是规训写作的一种极
好方式,而作为特定规范组成的系统,文类也是写作传统或惯例的载体.离开文类的规范,
在接受中肯定会受到自觉的抵制.比如,诗歌中可以写“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现实
主义小说中就不能,任何一个失真的细节都会影响读者对其整体艺术效果的评价.写作如此
,解读亦然.
宁峰的文本解读是有着鲜明的类性意识的.比如对日本作家星新一科幻小说《喂——出来》
的质疑:为什么是庙倒了,而不是其他?黑洞真的是一个“垃圾场”吗?那些流浪者的尸体
、订了婚的姑娘们的从前的日记本、从前恋人的照片、没收的假钞、犯罪分子的各种罪
证,这些不构成现实环境污染的东西能说是垃圾吗?通过层层追问与分析,他得出了迥异于
教参的结论:庙其实是宗教、信仰或精神的象征,黑洞则象征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说它
是贪欲也好,是无知也罢,总之是对人性中丑陋的高度抽象”.这便是聚焦了寓言性小说的
类性,所作的个性化深度解读.换言之,在别人习以为常的类性“旧瓶”中,他注入了自我
审美体验酿制的“新酒”.
但宁峰又不是一味的类性演绎者、证明者,随着文本解读的深度推进,他还难能可贵地对类
性的理论适度加以拓展.这一点在解读《别了,不列颠尼亚》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者以此两种类型时间结构报道主体的四个场景.每个场景同时集成了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它们互相倚靠互相支撑互相赋予意味:如无现场时间,则历史时间无从附丽、无从展开,无从在与现场时间的相互映照中生发出历史深沉的况味感;如无历史时间,则现场时间如主权交接仪式的“流程表”,只有贫瘠的时程信息,既无景深也无意味.现场时间因有了历史时间,则犹如彗星之有了彗尾;历史时间因有了现场时间,则犹如天空之有了水面.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以“闪回”的方式完成场景内部的切换,但造成的却是电影中“叠印”的效果,现实与历史被压缩在同一平面上,好像同时发生同时在场似的——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在现场.每一次回溯都仿佛是将历史拉回到现场,以现在时的方式参与到现场感的构建与历史感的酿造中.
这不就是对新闻结构中的“背景”元素内涵所作的理论开拓吗?我们只知道背景可以揭示新
闻深层的意义和价值、烘托新闻主题、暗示记者观点、增强新闻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增
加新闻的传播价值,可是如何揭示、烘托、暗示,我们何曾想过?至于说背景与主体的互换
,更是闻所未闻.恰恰是在这些类性空白点上,宁峰以他独特的纤敏与睿智,为我们深化对
新闻类性特征的理解,提供了崭新的认知路径.
至于说分析中提到的“景深”“闪回”“叠印”,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的“集成”或“同时
在场”,则更是带有“跨体”色彩的创造性阅读了.
四
读宁峰的解读文字,我脑海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苏格拉底的自喻:马虻——苏格拉底将
希腊城邦比喻成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而马虻的不断叮咬,则可以使
其走向精干、健康.宁峰的文字就是“叮咬型”文字!认准教参中专家解读的肤浅处、舛误
处——也是矛盾的集中处,不断“叮咬”,促使其蜕变、升华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验.“这一事件(指“英方撤离”这一事件)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更加突出了这一事件的历
史意义.”此说在教参后面逐渐推演变异成思维单调表情呆滞的嗫嚅自语:“对比手法”“
鲜明的对比”“历史的今昔对比”“把历史的今昔放在一起相互对照”;“历史的跨度”“
历史的纵深感”“厚重感”……这些词语反复重复,显见编者取径单一所见有限的困窘.(
《别了,不列颠尼亚》:意味的生发——时间与隐喻)
这“不能不”与“应该是”的结果便是编者将那主观先验的、政治主题的预设很深地楔入到
解读之中——这正是庸俗政治解读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其贫乏僵化的思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
那种先声夺人不容辩驳的专制霸气.政治高于艺术,臆测先于文本,编者甚至不是失误,而
是有意地将创作背景当作创作主题,将背景对于文本的可能影响当作必然影响与实然影响,
也就是将“可然”读成了“必然”与“实然”.(《囚绿记》:文字彩衣下的陷溺心灵)
因为有了不断“叮咬”的自觉,文本的篇性特征随之得以不断结晶析出.在《台阶》中父亲
的“驼惯了的背”“闪了腰”等细节描写中见出精神困境的象征,并认为象征是“文学里的
蒙娜
丽莎似的笑容”“复调式的诗歌里的不断的反复”“人们在品茶时获得的回味悠长的感觉”
;在“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的另类表达中,见出“我家”是作者肉体
出生的家,“地坛”则是作者精神出生的家,“地坛离我家很近”是以肉体的家为中心,表
明精神还没有开悟,精神的自我还没有出生…….莫不是对文本篇性特征的精彩解读.
他的“叮咬”不仅会瞄准别的解读者思想的矛盾处,也会聚焦文本自身的矛盾处、怪异处,
质疑、剖析、联想、比照、贯通.于是,深度的对话产生了,彼此认识的优劣显现了,自我
的精神生命出场了.值得一提的是对隐在矛盾的还原和解读,直逼文本篇性特征的核心,将
别人解读的语焉不详处、完全忽略处充分地说个透,读来令人神往.比如对《奥斯维辛没有
新闻》中双重视角(参观者、导游者)的解读、多重思想(如“苦难记忆”“无辜受罪”等
)的解读、“参观顺序图”的解读——从毒气室到焚尸炉、从死囚牢房到绝育室,这些地点
的选择与顺序编排未必尽是参观者真实游览的事实顺序,但却是作者阐发其“新闻真实”理
念的写作顺序.这些地点分别代表着人类的生命权、生存权和生育权,这些最基本的人权是
代表着人性与兽性、人间与地狱的最后分野.其编列顺序也潜含着大屠杀中由种族生命大规
模灭绝到种族生命彻底灭绝的“升格”安排的意图.可以说,没有一处解读不见其思考的超
迈和深邃.
如果说聚焦“体性”是为了凸显语文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种差,聚焦“类性”是为了区分文
章视域下的各种文类差别——避免解读/教学中将各种文类一锅煮的话,发掘文本的“篇性
”则是为了区别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或同一作者的不同文本个性化表现力.这是解读的挑
战,更是解读的魅力.目前的语文界,对文本篇性特征的审美开掘可以说是一片荒寒,专家
、教师抱怨的语文教学内容难以确定,语文课程知识体系难以建构,正缘于此.夏尊、
叶圣陶当年编著《国文百八课》其实涉及到了篇性特征的开掘,但是为了贯彻“给国文科以
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12]1的编辑旨趣,在“立足揭秘的艺术形
式知识体系”的建构上并未贯彻到底.对此,赖瑞云教授的解释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
一般的形式知识体系较好,建构而旨在揭秘的形式体系并且还要与选文的解读构成对应关
系就难度大多了,也许就此导致了夏尊避难就易的选择.”[13]204
在这种情况下,宁峰依然能沉浸其间,向着篇性特征的审美不断漫溯,且时有独到的发现,
怎不令人为之肃然起敬?
记不清他和我诉苦多少次了——写作快不起来!解读中,磕磕绊绊,写了毁、毁了写是经常
发生的事情,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有时竟然要写上半年.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口
若悬河、议论风发的他,一俟写作,竟是如此的难产.可是,细读其文,又觉得很正常,不
说他体验的精细、思维的纵深,单就相关资料的旁征博引、稽索钩沉,又岂是三五天所能立
就的?基于此,和那些靠拍脑袋的高产名师比,他的难产又是那样的令人钦敬——难产的背
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文本解读的极度虔诚、严谨、执着以及追求极致之美的无限痴情.没
有难产的阵痛,何来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汪洋恣肆、气势如虹的思想宁馨儿!细煲出美
味,慢工出细活,文本解读何尝不是如此?思想的深度沉潜、艰难寻绎,不正是为了让体现
精神生命的文章傲然矗立吗?
五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其扛鼎之著《镜与灯》中提出了文学涉及的四要素:作品
、作者、宇宙和读者,认为全部文艺理论都逃不出这四种要素的相互制约.欧洲人,侧重作
品与宇宙的关系,认为文艺是对自然的模仿,所以侧重模仿、再现、写实,属于模仿论.中
国人侧重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外化,所以偏重表现、抒情、言志
,属于表现论.
宁峰的文本解读似乎跳脱了所谓的四要素模仿论或表现论的偏好,他是名副其实的兼收并蓄
,却又忠于自家的思考和体验!作为语文教师,他在四要素所建构的文学系统或者说文章系
统中,还慢慢确立了解读的三大础柱——体性、类性和篇性,并为此展开了积铢累寸的探索
.尽管目前尚不成规模,在有些人眼中甚至显得有些粗糙或稚嫩,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
这是很提气的.
相信在语文解读的漫漫征程中,他的这种坚守与超越能越来越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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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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