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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整体观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无论是在诗经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历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方法论的意义上.本文试图将“以意逆志”纳入孟子思想的总体性架构之中,探讨其带有深厚心学底蕴的独特的阐释思想.

一、阐释的路径：以意逆志

《左传》的“赋诗断章”,孔子的“诗可以兴”,都旨在《诗》的功用；关注《诗》的阐释,是从孟子的“以意逆志”开始的.孟子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命题的呢？还是先看一下原文：

咸丘蒙日：“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日：‘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日：‘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

孟子为了纠正咸丘蒙的错误,提出了自己说《诗》的方法.咸丘蒙的错误似乎还不是一般所谓的断章取义,而是望文生义,即让诗句脱离语境后,由字面意思牵强附会,造成了与事实不符的曲解.所以,孟子主张不要“以文害辞”、不要.以辞害志”,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意逆志”.接下来,孟子举《云汉》诗句为例说,如果仅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得出的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

什么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呢？首先要弄清“文”、“辞”、“志”三个概念的含义.赵歧的解释是：“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孟子章句》）什么是“以意逆志”呢？赵歧释“意”为“学者之心意”,“以意逆志”即“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孟子章句》）.朱熹又释“逆”为“迎”,“以意逆志”即“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孟子集注》）.汉学宋学的两种权威注释一致认为,孟子的意思是,既然阐释的目标是“志”,阐释者就不必拘泥“文”和“辞”,而应该直接以自己的“意”去追溯或推测作者的“志”.

二、阐释的目标：知言

孟子十分关注语言理解的问题,并对此发表过重要的意见.

“敢问夫子恶乎长？”日：“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何谓知言？”日：“设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把“知言”和“养气”并称为自己人格修养的两项所长.他所谓的“知言”,自然也就不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他说,对于偏颇的、过份昀、邪曲的、隐讳的言辞,要清楚地了解其所蔽、所陷、所离、所穷.赵歧释“知言”为“闻人言,能知其情所趣”（《孟子章句》）.“知言”不仅仅是理解言辞本身,而是要知道言辞背后潜在的心理、意图,即言辞中隐藏了言者的什么,或暴露了言者的什么.在孟子看来,“知言”实际上是辨别言辞背后是非曲直,而不拘泥于言辞本身.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要做到孟子说的“知言”,必须不为议辞、淫辞、邪辞、遁辞所惑,以达到对语言的真正理解.这与“不以辞害志”的考虑是相通的.无论是寻求言辞背后的真相,还是寻求《诗》背后的“志”,孟子都认为,阐释应该超越语言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意逆志”也就是为了“知言”.

三、阐释的前提：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的阐释主张,旨在超越语言的局限,克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的毛病,但超越了语言的限制,又可能会犯主观臆断的错误.怎样避免“以意逆志”的随意性和相对性,孟子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对“以意逆志”的具体途径,他也没有展开说明.只是在另一个场合说的一段话,可作为参照和补充.

孟子谓万章日：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这里的“知人论世”,现今是与“以意逆志”一样,作为孟子提倡的阐释方法广为人知.清代顾镇《虞东学诗》说：“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问世为何世、人为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来推之,则其所逆乃在文辞而非志也.……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预忧后世将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说以妨之,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P639,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说得更明白：“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日：‘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日：‘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足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王国维文集》P402,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

可见,后人将“知人论世”作为说诗的方法提炼出来,是为了填补“以意逆志”说未能详尽的空白之处.“知人论世”不是与“以意逆志”并列的一种阐释方法,而是一种辅助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以意逆志”的前提条件.怎样使读者的“意”能够追溯或推测作者的“志”呢？通过“论世”而“知人”,通过“知人”而“逆志”,这就使理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使阐释的可信性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四、阐释何以成为可能：心之所同然

“以意逆志”要追溯《诗》后面的“志”,“知言”要知道“言”后面的言者,“知人论世”要了解“其诗…‘其书”后面的“人”,三者的指向是一致的.在孟子看来,理解,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语言只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它所起的是沟通的作用,其自身并不具有本体意义.就“以意逆志”这一命题而言,“文”和“辞”不过是诗人之“志”的载体,是沟通读者与诗人的中介,关键还是“意”与“志”之间的理解,即读者的“意”与诗人的“志”之间的理解,自己的“意”与古人的“志”之间的理觯.若问“意”与“志”之间的理解如何可能,那就是问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如何可能了.

康德提出过“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后来又提出过一个“共通感”的理念.他认为：“在一个鉴赏判断里所想到的普遍赞同的必然性是一种主观必然性,它在某种共通感的前提之下被表象为客观的.”(《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P76,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孟子的思想正是以人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为逻辑起点的.他说：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

“心之所同然”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感”.有了这种“共通感”,才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才有“与民同乐”的民本意识,也才有“以意逆志”的阐释思想.

由于读者与诗人之间存在着“共通感”,“以意”当然就可以“逆志”了.换句话说,有了“心之所同然”这一前提,“以意逆志”如何可能的问题便得以解决.赵歧说：“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孟子章句》）这“人情木远”四字,颇得要领.

孟子认为“心”不仅是人之“大体”,由“心性”还可推衍出“天道”,即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心”便能“知性”,乃至“知天”,人与天由此贯通,天人合一.孟子又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因为“万物皆备于我”,所以“尽心”可以“知性”、“知天”.而“反身而诚”、“强恕而行”正是通过“尽心”来“知性”、“知天”的途径.合而观之,孟子认为,对自身的领悟是一切认识和理解的根本,推己可以及人,反情可以同物.这种“心性之学”实为“以意逆志”阐释法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以意”去“逆志”的过程也就是“尽心知性”的过程,是“反身而诚”、“强恕而行”的过程.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与其总体性思想“一以贯之”的.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编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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