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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姐姐的文化解读
对“姐姐”的文化解读
文/李少威
一个人作为成熟的个体独立面对社会,常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和不安全,有一种“回归母腹”的冲动,而姐姐,就是一个“母腹”的人格化存在.
有人曾在读到海子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后,突然问道：“为什么姐姐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有那么重要的位置？”
这是一个好问题.
确实,除了母亲、父亲,姐姐就是最经常出现在抒情类文艺作品中的家庭成员了.弟弟一般不会被作为抒情对象,而哥哥、妹妹一旦作为抒情对象,往往已是恋人的代称.
在平辈亲属中,只有姐姐会在角色的原始意义上成为抒情的最自然对象,这揭示着,“姐姐”这个词,在心理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
“姐姐”的现代性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暗示,好的歌手应该同时是一个诗人.
中国的摇滚歌手张楚,也是一个这样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他的那首《姐姐》,就是一首好诗.他写道：“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在这里,姐姐其实像一个母亲,这种身份贯通性,更容易引起共鸣.
歌里还有别的词：“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没有疑问,在这首歌里,“姐姐”是与“爹”相对的角色,前者温暖、关怀、可以依靠,而后者暴戾、强权、不负责任.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而且正在此消彼长.
好的诗人,一定是在表面的文字里有更大的世界.在一个变革正在发生的时代里,父权衰落,家庭角色里一些被压制的感情在迅速释放,在社会权力结构里,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这非常重要,“姐姐”能够成为一种渺小个人的安全感寄托对象的基础.“姐姐”的精神位置,其实是一个现代问题.在古典抒情类文艺作品如诗词、音乐、绘画里,基本上找不到“姐姐”的身影,“姐姐”是在社会变迁之后异军突起的一个文艺对象.
中国的观念现代化进程,对父权的强烈攻击是开端之一,其逻辑结果之一是导向性别平等,相比父权解体,性别平等离现代社会更近一点,不过在中国,性别平等受政治的确认,因而在权利意义上比父权解体更早、更彻底地实现.而后者因为与社会控制模式相契合,逗留的时间更长.
传统社会里,姐姐的行为模式、感情承载也是和现在基本一致的,但因为地位太低,男性不会将之作为可流传的作品的感情抒发对象.一者不被主流接受,二者男人们也耻于展示自己内心的柔弱.
在当代,表达对姐姐之爱的一切社会掣肘都不再存在,对“姐姐”的被长期压制的感情就开始喷涌.
母亲的一部分
也许有点不好接受,但“姐姐”在古代中国曾是对母亲的称呼.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蜀谓母曰姐.”三国张揖在其训诂学著作《广雅》里说：“姐,母也.”北宋的《大宋重修广韵》写道：“姐,羌人呼母.”明代方以智编写的《通雅》记载：“江南呼母为姐.”
在当代福建省平和县、江西宁都县、山西临汾市等地,当地方言仍然以“姐”来称呼母亲.
文化是会传承的,除了姐姐在家庭里确实承担着部分母亲的功能之外,中国人潜意识里也把姐姐当做母亲的一部分.
确切地说,姐姐其实是母亲身上的工具性功能独立出来的个体.母亲最根本的功能,是传宗接代（在古代事实如此）,而且这种功能还不能到自身为止,她还要积极考虑儿子的传宗接代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孙子也会被纳入她的考虑范围.
这部分工具性的功能,被灌输给姐姐,甚至在实质上将姐姐本身作为一个工具.比如到了近现代,还有一些地方的贫穷百姓有“换亲”的做法：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我女儿也嫁给你儿子.“换亲”就像物物交换,买卖双方很难实现对接,它的另一种变体,是把已经成年的女儿先嫁出去,获得嫁妆,用这部分收益去为儿子娶媳妇.
这个被先嫁出去的女儿,一般都是姐姐,无论自愿不自愿,姐姐都是一个可以彻底牺牲的存在.
在新中国,姐姐的牺牲也在继续,不过形式上就没有那么极端和直白.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姐姐,她直到12岁才上小学,因为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她前面有3个哥哥,都不用承担这一责任.而我的一个姑妈出嫁非常晚,因为她主动表示要为她的两个弟弟——我的父亲和叔叔建好新房才会离开,如果没有新房,那么两个弟弟极有可能娶不到媳妇.
这些经验事实都告诉我们,人们对姐姐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对母亲感情的一种转移形式.直接表达对姐姐的感情与思念的歌曲,除了张楚那一首,比较有名的还有徐若瑄的《姐,你睡了吗？》、胡苏的《姐姐,我想你了》、刘和刚的《姐姐》,从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对母性的依恋与颂扬.
刘和刚在《姐姐》里唱：“离开妈妈的怀就爬上你的背,有衣我先穿,有吃你就退,姐姐,下雨为我衣当伞,风雪你在身后随,啥是疼呀啥是爱,就是半块糖果也要送进我的嘴.”
姐姐是母亲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能够跟随人们时间更长的母亲.
“合法”的“孬种”
既然姐姐在精神结构里是母亲的一部分,那为何人们有时却不直接以母亲为抒情对象,而要转而选择姐姐呢？
对母亲的抒情,可说是在家庭成员中占据最大份额的,但这种抒情有限制.其限制性在于,可以写母亲的慈爱,也很方便表达内心的感激与爱戴,但它不方便诉苦.一个合格的孩子,都知道不让母亲担忧是一个为人的原则,既不能让母亲感受到你在遭受痛苦,也不能让母亲悲哀于自己的孩子是个软弱、无能的“孬种”.
当然,即便不考虑上述因素,代沟也会阻碍母子之间除表达感情以外的其他内容的交流.
而姐姐不一样,她既有母亲的对象性,又有从母亲身上剥离出来的工具性,而且没有互相理解上的代际困难.这就让姐姐在已经脱离原有家庭（比如嫁人、远行）位置之后,仍然是弟弟或妹妹心理情绪上的“垃圾桶”.在姐姐面前,你可以“合法”地做一个“孬种”,因为在彼此认同的关系特性里,你有资格永远长不大.
关于姐姐的抒情文艺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姐姐的出现几乎都是回忆性的,人们似乎总不能在共处的时候认识姐姐的价值.姐姐在人生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时候,都是人的心智尚未长成的阶段,他在那个互动过程中感受温暖、感受关怀,但往往没有回馈意识,而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姐姐之于自身的意义,只是进入了人的潜意识中,直到心智成熟之后,遭遇精神上的困惑时才会被调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作品里对于姐姐的一切真情实感,本质上都是功利性的.
在当代社会,姐姐作为从母亲体内独立出来的工具性个体,这种工具性日益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藏身之所.随着一个人作为成熟的个体独立面对社会,常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和不安全,有一种“回归母腹”的冲动,而姐姐,就是一个“母腹”的人格化存在.
（张北北荐自《华声》）
文化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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