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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茂：明刻本与其鉴定（中）
一、正德嘉靖年间翻刻宋版书之风
在“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的复古运动中,翻刻宋版书成为复古运动中一项重要的活动.
因为大家对明前期刻书的庸俗草率日久生厌,转而学习宋代整齐美观的浙刻本风格.唐宋诗文集在宋代刻得最多最精的就是浙刻本,尤其是杭州坊刻即所谓的“书棚本”.宋代人就说当时的刻书浙刻本最好,其次为蜀刻本,建阳本最次.明代人也大抵这么看.陆深《金台纪闻》云：“叶石林时,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又云“其精吴为最”.浙刻本的区域,包括今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在明代又是当时经济最发达,文人最多的地区.特别是苏州、常州地区,像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唐宋派的唐顺之、归有光等,都是苏常一带的人,所以在这个地区翻刻唐宋诗文之风也最盛.苏州刻书历史悠久,在宋代就是浙刻本的一个重镇.如北宋末年苏州公使库刻的《吴郡图经续记》,乾道二年吴郡斋刻的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亁道六年平江府学刻的《韦苏州集》,还刻有著名的佛教大藏经《碛砂藏》等.明代苏常地区文化更为发达,文人众多,像刻书史上出名的陆元大、黄省曾、袁表、朱承爵等都有诗文集,更不要说王鏊这样的朝廷高官显贵了.
嘉靖时翻刻宋本书,一种是覆刻,完全照宋本原样刻,如王延喆覆刻宋建本黄善夫刻本《史记》,几乎可以乱真.另一种是仿刻,仿照宋本格式字体,但不求与原书字划一模一样,这种仿刻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覆刻.宋浙本中的书棚本,大多是当时流行唐宋人的诗文集,欧体字方正清秀优美,向来是收藏家的最爱,所以仿刻的最多.
明代的苏州更加繁荣,许多文人或达官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如官居内阁的王鏊及他的儿子王延喆,还有众多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文人,如陆元大、黄省曾、袁表、袁褧、郭云鹏等,大多数都是文人家刻,懂鉴赏、富收藏、有财力,刻出了明代最精美漂亮的嘉靖刻本.如正德元年刻王鏊纂修《姑苏志》（见图1）可能是今天能看到最早的嘉靖体字刻的书了,但是不是最早的,还很难说,弘治年间有一家碧云馆,用活字印书,排印过《鹖冠子》（现藏国家图书馆）,字体就与此非常类似,在下书口刻有“弘治年”三字（见图2）.
正德三年苏州吴奭刻其父吴宽的《匏翁家藏集》字体也很方正整齐.正德时书商兼诗人陆元大于正德十四年刻《陆士衡文集》《陆士龙文集》《李翰林集》,十六年刻《集》《唐五家诗》.正德十二年何景旸刻《汉魏诗集》.正德七年黄省曾刻《唐刘叉诗》《楚辞章句》《山海经》《水经注》《申鉴》,正德十二年王鏊刻唐孙樵《孙可之文集》《大唐六典》《春秋词命》,正德十五年吴郡皇甫录刻魏张揖《博雅》十卷,软硬兼具的写刻已经是非常优美了.正德十五年袁表刻《唐皮日休文薮》十卷,嘉靖间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仿宋刻本《大戴礼记》《六家文选注》等.吴门龚雷嘉靖七年仿宋刻《战国策》.黄鲁曾刻《柳河东集》《洛阳伽蓝记》《西京杂记》,黄贯曾刻《唐诗二十六家》,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诗外传》《论衡》《妙绝古今》,沈与文（辨之）野竹斋刻《韩诗外传》《画鉴》《何氏集》《空同集》,郭云鹏济美堂仿宋刻《河东先生集》《曹子建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欧阳先生文粹》,金李泽远堂仿刻宋本《国语》,叶氏菉竹堂刻《云仙杂记》,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又刻王子年《拾遗记》.嘉靖十六年伍氏龙池草堂刻《张说之文集》.苏州文人的家刻在这一段时间空前繁荣.
常州府江阴人徐充正德十一年刻其师张敔《律吕新书解》,正德十五年刻《江阴县志》,书品宽大,字大逾钱,比内府刻本字还大,为明代方志中仅见.江阴朱承爵朱氏文房正德十六年刻杜牧《樊川诗集》,又刻《庾开府诗集》《浣花集》.常州府无锡县安国桂坡馆翻刻宋绍兴本《初学记》,嘉靖二年刻《颜鲁公集》,秦汴绣石书房刻《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诗文集》,顾可久洞易书院嘉靖三十八年刻《唐王右丞诗集》.
苏州刻本文人家刻多,官刻本也有不少,如苏州官刻本胡缵宗刻《艺文类聚》,闻人诠刻《旧唐书》也是这种风格. 前人论正嘉间刻书风气的转变,首先是从苏州开始并很快风行全国的,这话不错,但地理范围似乎应当再广一些,在苏常周围甚至江浙地区,几乎都同时出现这种刻书字体的,很难断定只有苏州一府是这样.如常州府无锡人邹翎校刻《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四十卷（见图3）,刊于正德七年,比陆元大、黄省曾刻书还早,也是这种方正的硬体了,很难说就是受苏州影的.嘉靖时刊于扬州的《马端肃公奏议》（见图4）,正德十三年宋廷佐刻于浙江杭州的《武林旧事》,嘉靖元年衢州知府林有年刻林俊《见素诗集》,硬体已经很漂亮规范了,说明浙江地区这种新字体也不会太晩.又如嘉靖四年金坛县学刊刻的《诸史汇编大全》,也与苏州同时而字体如出一辙.与苏常地区没多少差别.
这种精致的写刻本,比起一般的刻本来要费工甚巨.袁褧嘉趣堂刻《六家文选》六十卷,起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始竣工,前后花费十六年时间.王鏊之子王延喆,家境非常优越,刻《史记》尚花费近三年时间,清王士稹《香祖笔记》里说他一个月刻成《史记》的记载不可信.
二、宋体字的出现
明代中期是刻书从软体写刻向规范化的硬体写刻过渡的阶段.中国印刷业的宋体字从正嘉时出现,到明末汲古阁时宋体字得以定型.这一阶段正是宋体字形成的时期,从软体字逐渐变为横竖笔直、点划整齐,字型方正的硬体.它的特点是由软到硬,软硬兼备,手写之美与刀工之美融在一起.
苏常文人刊刻宋版之风,仿照宋浙本的欧体字而逐渐工匠化、规范化,形成整齐划一的字体.叶德辉《书林清话》：“残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六卷,所云‘字画方板,南宋书棚本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是也.
则南宋时已开今日宋体之风.”又说：“前明中叶以后,于是专有写匡廓宋字之人,相沿至今,各图简易.”“盖宋刻,一种整齐方板,故流为明体之肤廓.”这个看法是对的,宋体字来源于南宋欧体.
嘉靖的宋体字还没有定型,各种写法并不是完全一样,一成不变的,从正德到隆庆,它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如果对它的发展轨迹细分的话,可以分为：
1．软体成分多,硬体成分少. 硬体字是从软体变化来的,从原来手写的自然,发展为转折与捺笔稜角分明,如正德十一年徐充刻《律吕新书解》,苏州金李泽远堂刊刻《国语》,正德十五年集瑞斋刻朱承爵辑《放翁律诗钞》,嘉靖七年龚雷刻《鲍氏国策》.嘉靖二十八年周国南川上草堂刻周用《周恭肃公集》写刻极精.嘉靖四年许宗鲁宜静书堂刻韦昭注《国语》,嘉靖十九年余锓刻胡世宁《少保胡端敏公奏议》.嘉靖二十五年刻夏言《桂洲奏议》,嘉靖三十五年樊献科、于德昌刻《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见图5）,嘉靖二十一年刻《三才通考》（见图6）,等等.
2．软硬兼而有之.既有手写的自然美观,又有手写所没有的整齐划一,软硬兼备,这是嘉靖刻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如闻人诠刻《唐书》字体笔划均匀,字形方正整齐,非常规范好看.黄姬水刻的《两汉纪》.吴县董氏茭门别墅刻《元氏长庆集》,吴忠光龙池草堂刻《白氏长庆集》,嘉靖三十五年王懋明刻《岩居集》,都跟硬兼备,给人清新悦目的美感.（见图7）3．硬体成分多而软体减少.如嘉靖二十六年顺裕堂刻洪鼐《莲谷先生读易索隐》,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袁褧嘉趣堂编自刻《金声玉振集》（见图8）,几乎看不出软体的成分,薛应旂编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宋元通鉴》（见图9）,笔划细长,开了万历字体的先声.
嘉靖三十三年黄鲁曾《方脉举要》,字体方正平直.隆庆五年豫章夫容馆刻《楚辞章句》,字体非常规范整齐.
周时泰刻李廷机、叶向高《新刻校正古本历史大方通鉴》,是很好的硬体,几乎看不到手写的成分.到吴郡沈氏繁露堂刻《浮湘子》,赵府味经堂刻的《诗缉》,颇类万历方体字.
这种新的宋体出现以后,在社会上得到很大的相应,许多刻书都用这种新字体,硬体成为主流.原来的藩府也大都改为硬体.如赵府味经堂全是这种字体.
如刻宋严燦《诗缉》,辽藩朱宠瀼梅南书屋刻李杲《东垣十书》,等等.
宋体字在隆庆万历之后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保留了手写字的笔锋,有硬体的整齐,而又保留欧体清秀瘦劲的成份,即后来印刷字体中的“仿宋体”.这种字体在嘉靖末至隆庆时代特别多.嘉靖二十六年何良俊刻《重刻说苑新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唐荆川先生编左氏始末》,如隆庆元年胡惟新刻宋李昉辑《文苑英华》（见图10）,隆庆二年董汉策刻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隆庆三年曹灼刻本明周恭《医说续编》.
提督浙江学副使屠羲英校刊《乡校礼辑》仿宋体字而略细长,开了万历长方体字的先声.
另一个方向是完全去掉手写体的成份,变成纯粹的硬体,横细竖粗,横线末端有明显的小三角.这种字体万历以后很流行,成为所谓的“宋体字”.万历以后,宋体字就定型了,完全没有了手写的韵味,虽然做到了标准化,但艺术的美感反而不如嘉靖本.
嘉靖本的出现,使明代的刻书风貌焕然一新,给人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全新的视觉感受,那就是规范整齐,爽心悦目.第一次使雕版印书与手写书拉开了距离：
以前所有的书都是软体写刻,就是刻得再好,也与手写的感觉差别不大,况且手写的笔锋经过刀工雕刻也会失去不少生动之致.雕版印刷书与手写书只不过是数量和速度的差别而已.嘉靖本出现,使手写书与雕版印刷书有了视觉上的明显不同.刻印出来的书看起来更加整齐美观,更加标准规范,给人爽心悦目之感.
嘉靖本写工的难度与要求比起一般软体字要高,不单要写得漂亮,而且要写得整齐划一,标准规范.宋元以前的刻书中一般只有刻工,不标写工,因为写易刻难；而到嘉靖时许多书都标写工,而且在刻工之前.说明对写工相当的重视.叶德辉《书林清话》到了明代嘉靖刻本的写工,可补叶氏未见的还有许多,如通津草堂刊《论衡》卷末有“周慈写,陆奎刊”六字.叶氏菉竹堂《云仙杂记》云：“倩友俞质夫写而刻之.质夫名允文,工书.”隆庆刻《文献通考》有“吴应龙写、杨鉴刊”,奇字斋刻《类笺王右丞诗集》也是吴应龙书,吉澄在福建刻朱熹《四书章句或问》,也有吴应龙的名字.提督浙江学副使屠羲英校刊《乡校礼辑》首页标“仁和县吏叶维贤写”.吉澄刻《春秋四传》下书口写工“龚士廉书”.
范钦天一阁刻《司马温公稽古录》首页下书口有“范正祥书”.隆庆三年薛应旂重辑刻本《考亭渊源录》下书口“江阴缪渊写”.嘉靖官刻本《南畿志》下书口“陆呈写”.嘉靖三十四年陈珊刻本《欧阳文忠公全集》“况用写”,嘉靖马应龙孙开校刻本《毛诗》首页书口：“古吴钱世杰写、陈元刻”.正德十四年黄省曾文始堂刻《申鉴》写工周潮等.
标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刻书作为一种主要产业也要追求标准化.宋代的官刻本要求的欧体字,明清时代官刻中规范的馆阁体,都是这种标准化的要求.正嘉时代的刻书字体逐渐走向标准化.到明末汲古阁的时侯,宋体字已经完全定型,直到今天,宋体字仍是我们印刷业上最重要的字体.今天手写的再漂亮,都比不上印刷出来的整齐好看.嘉靖本的宋体可以说是印刷史上标准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就是嘉靖本之所以赢得收藏家特别喜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嘉靖本以其规范美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扫明初特别是成化弘治年间俗体驳杂草率的局面,成为明代刻书中最美观大方的代表.近代藏书家中,吴梅有“百嘉室”,邓邦述有“百靖斋”,以藏嘉靖本相尙,亦可看出其价值.
硬体字出现后很快得到全国各地的流行,可以说无远弗届.
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吉澄刻印过经史书籍多种,都有牌记.字体皆是通行的嘉靖宋体,而不用福建当地流行的软体写刻.嘉靖间广东崇正堂刻的一套经书,都是用硬体写刻.连建阳本地的书坊有的也转向硬体.
三、嘉靖本的特点与价值
嘉靖本的字体与版式都是从宋浙本（尤其是书棚本）来的,欧体,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都来自浙本.字体与浙本的欧体相比,没有浙本的自然,而更显得板正,原来的欧体字的方正瘦硬,笔划匀称,经明人翻刻就变为了硬体.
首先,明嘉靖本的字体等特点是“软硬兼有”.因为它是从宋浙本的欧体字而来的,当然还带有一些宋浙本的软体成份；但它又把欧体字自然的笔划发展成为刀工整齐笔直的字,又具有硬体的特点,软硬所占的成份,从早期的手写成份分居多,到嘉靖中期软硬兼备,再到隆庆万历时软体渐趋消失成为纯粹的硬体字.可以看出其变化发展的轨迹.
嘉靖本字体,根据这一时期刻书的体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标准型.从欧体字的笔划均匀方正瘦硬变化而来的硬体,字划整齐匀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靖十年锡山安国桂坡馆刻《初学记》,嘉靖二十六年严宽刻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嘉靖二十九年何氏清森阁刻何良俊《何氏语林》,范惟元刻范仲淹《范文正集》.嘉靖三十一年勾吴书院刻王慎中《王遵岩家居集》,四十三年甄津刻《念庵罗先生集》,如隐堂刻《洛阳伽蓝记》.嘉靖三十七年商洛梁汝魁刻《欧阳南野先生文集》虽刻于陕西,与江南并无分别.（见图11、12）2．纤细型.有一类刻书,笔划较纤细,横竖匀称,看起来很清爽悦目.如常州知府应槚刻程朱所著《周易传义》.嘉靖十二年侯秩刻《广文选》,嘉靖十八年闻人诠刻《唐书》（见图13）,嘉靖三年徐焴刻姚铉《重校正唐文粹》.
嘉靖二十七年张谦刻释觉徵《劝忍百箴考注》.嘉靖三十一年黄省曾刻《高士传》.
3．横细竖粗型.主要是笔划较粗,或横细竖粗,给人厚重有力之感.如嘉靖八年辽藩朱宠瀼梅南书屋刻李杲《东垣十书》,嘉靖四十三年刻王铮《大学衍义通略》.嘉靖三十四年程煦刻本《晞发集》.嘉靖二十二年章檗刻《汲冢周书》,嘉靖二十八年无锡安如石刻《南丰曾先生文粹》,孙沐万玉堂刻扬雄《太玄经》.（见图14、15）4．方正型.南宋浙本特别是其中的官刻本,如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多方方正正,进而演化为嘉靖本的方正型字.笔划较拘谨,转折处皆方.这类的代表有嘉靖十六年游居敬刻韩愈《韩文》,嘉靖三十五年莫如士刻柳宗元《柳文》（见图16）,隆庆六年郑应龄刻商恪《商文毅公集》.
5.生硬型.这类书保留较多手写的点划,如折与
钩,但转折与钩处,刀工刻痕过于明显,显得生硬,没有手写的自然.正德十六年刻夏寅《政监》,嘉靖十二年刻吕颛《百泉书院志》,嘉靖十一年李经刻宋程大昌《雍录》,嘉靖十二年刻王九思《美陂集》,十二年辽藩刻《小学史断》,嘉靖胡琏刻《许白云先生文集》,可以看出由软体到这类硬体过渡的痕迹.
嘉靖三十五年樊献科、于德昌刻《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在转折处顿笔明显,刀工整齐棱角分明,就形成了跟手写不同的硬体.（见图17）
6.杂糅型.本来手写的颜体或馆阁体比较自然,
但在刀工下变得笔划方正,转折处稜角分明,难免带着原来的颜体或馆阁体的某些成份.如嘉靖二十四年宗文堂郑希善刻《春秋左传》就是如此.嘉靖四年刻《柴墟文集》、同年许宗鲁宜静书堂刻《国语》可以看出颜体的成份.余氏敬贤堂刻《医经大旨》,可比看出带建阳特色的硬体字样子.嘉靖三年江都郝梁刻《张文潜文集》,嘉靖二十一年刻的尹耕疗鹤亭刻《诚斋先生易传》（见图18）,同年秦汴《三才通考》字体明显是馆阁体匠体化而来的（见图19）其次,版式几乎都是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居多.明前期的大黑口,到明中期随着仿宋刻本出现,绝大多数都变成了白口.明人仿宋翻刻,连版式、书口甚至书中的宋讳,都照着刻下来.
在白口的基础上,嘉靖时也有一些版式的创新,就突出的就是鱼尾也变为白鱼尾.如藩府中的赵府味经堂,鲁藩承训书院、德藩最乐轩,文人中崔诜崔氏家塾,无锡顾起经奇字斋、朱睦?聚乐堂、洪楩清平山堂都喜欢在上书口标堂号,嘉靖刻本的书口除了黑鱼尾外,还出现了许多白鱼尾,即用细线勾出鱼尾形状而不是墨块.白鱼尾在宋元明初极少见,而嘉靖时却很多.如嘉靖三十一年顾存仁养吾堂刻《选诗补注》,苏献可通津草堂刻《韩诗外传》,吴勉学刻《六臣注文选》,袁褧刻《六家文选》,游居敬刻、莫如士刻两家不同的《韩柳文》,温新自刻诗集《大谷诗集》,东吴书屋刻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童汉臣刻张涞《穷居集》,冯惟讷刻其兄《陂门山人集》,孙宗刻《洞庭集》,杨士开刻《玉台新咏》,乔承慈刻《风雅广遗》,任庆云刻《艺赞》,陈敬学德星堂刻《万首唐人绝句》,韩诗刻高棅《唐诗正声》,无锡县学刻张之象《唐雅》,汪一元刻《文心雕龙》,黄鲁曾刻《两汉博文》,张氏猗兰堂刻《盐铁论》,郭云鹏刻《曹子建集》《欧阳先生文粹》等都是白鱼尾,且大多数都是单鱼尾.不胜枚举,这也算是个明显得时代特色.
纸张多是白皮纸,这与明初本明显不同.这也是从宋浙本多用皮纸来的,明代的皮纸与宋皮纸不同,比宋代皮纸要厚一些,硬度与柔韧性也强.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嘉靖本实际上是在延续宋刻本的寿命,许多宋刻本没有了,覆宋仿宋本可以说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保存了宋本的原貌,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明代以来人们很重视嘉靖本也是这个原因.
皇甫录刻魏张揖《博雅》,有黄丕烈跋：“书本之善者不必定以宋元刻为可贵也.即如《博雅》,惟《敏求记》载有缮录本为最古矣.但藏诸故家,一时传布未广.昔贤读书,亦讲善本.陈少章先生曾有手注《绛云楼书目》在陈云涛舍人家,张秋塘录副.因得寓目.少章云：《博雅》,皇甫本佳.则明本之可贵,不亚宋元,推此本为最.后人勿轻视之.复翁.”（国家图书馆藏本黄跋）苏州许多刻本,如金李泽远堂《国语》、张之象《唐雅》以及沈辨之野竹斋刻本经常被误认为宋元刻本.（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明人刻书之精品叶德辉”）
四、明中期的其他软体写刻本
明中期建阳书坊刻书仍然很兴盛.但书坊刻书随意改换形式,改编经史,或改为详节本、袖珍版,校勘不精,不仅贻误初学,士子在场屋亦因讹误被黜.因此明代规定：所有书坊只准按照督学颁发的官本经书翻刻,不许改刻另刻.各书坊刻好的书要呈缴,由提学道或知县委选师生覆校,确定无讹误方允发售.并且书尾牌记要标明刻匠户姓名及对书中校出讹误改正,以备查考.故正德嘉靖这一段时间书坊所刻经书后面都附上这个告示性的牌记.
建阳的官刻书有些已经转入了主流的字体刻书了.如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周易程朱传义》二十四卷,即是很好规范的软硬兼有的嘉靖字体.
（一）建阳刻本.
正德嘉靖时期,刻书字体由软到硬,是一个全国性的趋势,建阳的书坊仍沿续着宋元传统,不被宋体同化,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建阳不能不受大环境的影响,在软体写刻中仍明显透露出来自宋体与馆阁体的影响.
建阳在明中期两家最有名的书坊刘洪的慎独斋和刘宗器的安正堂刻书最多,影响也最大.
安正堂主要出现明中期.正德六年刻《新刊京本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正德十二年刻《类聚古今韵府群玉续编》,十三年刻《新刊校正批点大字欧阳精论》,仍保留明初风格.十四年刻《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十六年刻《象山先生集》二十八卷,嘉靖二年刻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嘉靖三年重刻《宋濂学士文集》,五年刻《增刊校正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又刻陈傅良《止斋集》,嘉靖九年刻《韩文正宗》《礼记集说大全》《新刊京本礼记纂言》,十一年刻宋刘达可《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嘉靖十五年刻胡广《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八年刻《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点划更渐趋于硬体.嘉靖间刻《大学衍义补摘 要》,安正堂的刻书字体,依然像明初本那样,在颜体字的中间加入了馆阁体的写法,比起元刻字体要俗很多.书的版式多数都是黑口,左右或四周双边.
慎独斋正德二年刻《皇明政要》,正德八年刻《群书集事渊海》四十七卷,正德十三年吕祖谦《十七史详节》,正德十三年刻《大宋文鉴》,与慎独斋风格接近的有陆相正德九年刻汉贾谊《新书》十卷,正德六年建阳知县孙佐刻《唐文鉴》,字体类慎独斋,保留建阳的特殊字体,但书口却随时代变化变大黑口为白口.慎独斋也有硬体刻书的,如其工整不输于苏常地区.如慎独斋正德十四年刻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该书后有牌记：“正德己卯夏慎独斋新刊慎独斋新刊”.嘉靖十二年刻《空同先生文集》,在软体与硬体之间,反而不如《历代通鉴纂要》美观.
书林杨氏清江堂正德六年刻《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余话大全》纯然元代风格.嘉靖十年刻商辂《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新刊紫阳朱子纲目大全》（见图20）,十五年刊《新刊资治通鉴汉唐纲目经史品藻》虽仍保留颜体的一些痕迹,但受馆阁体影响太大,字体近俗.
郑氏宗文堂字体与慎独斋一样,嘉靖元年刻《新刊周易纂言集注》（见图21）,同年又刻《重刊仪礼考注》（均署宗文书堂）,黑口,又刻是颜体与馆阁体的混合.嘉靖三年刻严时泰《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嘉靖六年宗文堂刻《古今韵会举要》,黑口,保留元代刻本陈宲的牌记,后加一行“皇明嘉靖丁亥之冬.书林郑氏重刊.”嘉靖十三年又刻《类聚音韵》.宗文堂郑希善嘉靖二十四年刻的《春秋左传》字体仍与前一样是软体,但后面的牌记却为硬体（见图22）.两相对照便可看出是如何由软体转化为硬体的.
宋代就存在老书坊刘氏日新堂仍然存在,刻书较以前大为减少,如正德元年刻《新刊欧阳文忠公集》,嘉靖四年刻《类聚古今韵府续编》,字体也颇类似于安正堂慎独斋.隆庆三年刻《春秋集解大全》.
嘉靖十一年建宁府刻本《礼记集说》《春秋四传》,仍然保留明初颜体黑口的传统.嘉靖十年三槐堂《新刊性理白文辑略要语》颜体字,大黑口、花鱼尾,仍非常好的保留元代明初建阳特色.
在建阳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不趋时尚的软体写刻本,最有名的要数嘉靖中期李元阳刻的《十三经注疏》《通典》了.
有的书坊如建阳杨氏归仁斋杨员刻《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外纪》（顺便说一下,《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误“杨员寿梓”为“杨员寿”刻了）,嘉靖三十八年刻《大明一统志》,詹氏就正斋嘉靖三十一年刻廖道南《殿阁词林记》（见图23）,余氏自新斋嘉靖三十一年刻《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基本上都是硬体了.但建阳的硬体,仍然与苏常地带不同,笔划没有那么整齐均匀美观,仍然显得“古拙”一些.这一风格一直沿续到明末,成为建阳本的重要特点.
（二）馆阁体写刻
软体写刻用得最多的还是馆阁体.司礼监刻本因一直用这种字体而与明初没有什么变化,可以略而不讲.
但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颇似司礼监刻（见图24）.此书框高24.2cm,宽
16.1cm,开本之大,非一般坊刻小说刻本可比.其字体又是极为流畅优美的馆阁体字,大黑口,四周双边,版式皆合于司
礼监本的形式.刘若愚《酌中志》亦列有司礼监刻有此书,故极有可能是内府刻本.这是最早的《三国演义》的版本.
用馆阁体写刻的书到了嘉靖以后,书口都由大黑口变为白口,单鱼尾居多,这是一大明显的变化.嘉靖六年刻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四书蒙引》,是特别标准的官刻本馆阁体,变内府书的黑口为白口.正德十四年郭勋刻《白乐天文集》,馆阁体,四周双边,白口.南康府学刻郭廷鹄《白鹿洞志》写得尤其好（见图25）.嘉靖十四年浙江布政司刻的《大乐律吕元声》（见图26）,是介于馆阁体与嘉靖硬体之间的,再往前发展一步,可能就成为硬体刻书了.隆庆六年徐祚锡刻《孔子家语》,受硬体影响,馆阁体写得较硬.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辑《文山先生全集》,嘉靖三十二年王宗沐刻自编《朱子大全私抄》.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嘉靖五年韩廷伟刻《韩忠定公墓志铭》,四周单边白口,嘉靖三十年徽藩刻《词林摘艳》版式同此.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讓栩刻苏辙《栾城集》,嘉靖三十一年史际刻湛若水《甘泉献纳编》,四十四年高思诚刻高岱《鸿猷录》,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正德十六年王成章刻《大师王端毅公奏议》,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都改了以前内府刻本的大黑口和四周双边,变为白口,单鱼尾居多.相同的有隆庆四年谷中虚刻《刻食物本草》.也有用白鱼尾或线鱼尾（以两道细线代替尾鱼）,如《重刊订正秋虫谱》,四周双边白口,线鱼尾.嘉靖十四年刻《师山先生文集》,为四周单边,白口,白鱼尾.嘉靖二十九年张时彻刻《张文定公文选》四周双边,白口,线鱼尾.嘉靖五年王榛刻《文潞公文集》介于馆阁体与宋体之间,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成为嘉靖宋体了.
五、嘉靖本的鉴定
明中期是字体由软过硬的过渡期,就会比较复杂.有人喜欢新出现的美观整齐的硬体字,但也有人怀旧,仍用以前的字体.所以刻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而确定的.有许多刻书家并不固守一隅,往往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字体.
（一）嘉靖覆刻宋本鉴定
所谓的仿宋、覆宋刻本,是照宋版书原样翻刻,文字格式都照原样翻刻.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字笔划都与原书一模一样.把嘉靖覆刻宋本与宋版原书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还是有明显不同的.除了少数刻本是照原书影摹下来刻的,如秦藩嘉靖十三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汪谅金台书院《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王延喆刻《史记》之外,大常数书都是仿宋刻本.
仿宋或翻宋刻本,当然要照宋版的字体、版式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本的原貌,但不可避免地在写稿与刻工上都会与原来有所差别,而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写稿工人的特点.何况嘉靖时代正处于硬体流行的时代,字体上的差异尤为明显.如正德十六年陆元大刻《集》,是据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本重刻,遇宋讳缺笔,但如果对照原本,发现差别其实挺大的,字体差别很大,连版式也不完全相同（见图27、28）.书尾有“正德辛巳吴郡陆元大宋本重刊”
一行,书商将这一行条记挖去以冒充宋本.清内府《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有宋本《集》,即此本.
金台汪谅刻的《文选注》是翻刻元张伯颜本,字体也与张本有很大不同.因有“同知池州路总管府事张伯颜重刊”一行,有书贾就把最后汪谅刻书题记及出与广告剜去,冒充元本.也有藏书家误信上当.
杨绍和《楹隅书录》中所列的元本《文选》即此书.
龚雷嘉靖七年刻《鲍氏国策》号称影刻,实则与宋版有很大差别.
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注》据宋淳熙十五年陆游严州郡斋本重刊.
但字体与宋本大不相同.故最后条记云：嘉靖乙未岁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
（二）嘉靖刻本鉴定
通过对刻书字体的介绍我们知道像嘉靖本这样整齐规范的字只出现在明代中期,作为一般的规律这就成为鉴定的一个依据.天津图书馆藏芝秀堂刊本崔豹《古今注》（见图29）,是袁寒云旧藏的海内孤本,后面有南宋嘉定时丁黼的跋,袁氏与陶湘都定为宋刻本,大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也认为是宋版,将之影印选入《四部丛刊》,并作了详细的校勘记,肯定它在校勘上的价值.但中国书店一辈子从事版本鉴定的魏隐儒先生却力主是正德嘉靖时刻本.魏先生并没有列举出什么证据,只是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经验与眼力做出的判断,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从版本史上,这是非常典型的软硬兼备的嘉靖字体,只有在嘉靖前后出现,在明初都不可能,更不要说出现在宋代了.所以虽然有陶湘、袁寒云、张元济等大家题跋,学术界最终还是认定为明正嘉时代刻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杨士奇的《东里诗集》（图30、31）,从字体看是一本非常典型的嘉靖刻本,但在该书最后的附录下,却有一行“天顺五年冬十月男?编定”.如果单纯看这个题记,极有可能误断为明天顺五年刻本,但有了版本字体知识,就可以知道成化弘治以前不可能有这样规范的硬体字的,不要说更早的天顺五年了.天顺五年只是最初编定文集的时间,而不是此书刊刻的时间.
再比如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吴讷《文章辨体》(见图32),《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为“明天顺八年刘孜等刊本”.编者只是从书前天顺八年彭时的序中,提到刘孜等编定付梓,就定为天顺八年刻本.这是比较武断的.序的年代有时并不是本书刊刻的年代,天顺八年只是此书第一次刊刻的时间,以后嘉靖、万历屡有刻印,此书是嘉靖间的重刻本.如果是熟悉刻书史,从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会怀疑这个结论的.日本内阁文库藏相同版本的书,就定为嘉靖刻本,理由跟上书一样,天顺时这种宋体字还没有出现.
嘉靖本近于宋代刻本,故有书贾希图射利,伪造牌记.
北京师范大学馆藏明正嘉时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就有后世书商伪造牌记,落款“淳熙柔兆涒滩中夏初吉闽阮仲猷种德堂刊”.（见图33）嘉靖本由于仿宋或覆宋,字体与版式与宋本相近,加上纸张也是近于宋代的皮纸,故与宋本很像,误把嘉靖本当宋本的不在少数.但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字体差别,不同的时代字体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在清代内府天禄琳琅阁收藏的宋元版书,有相当一部分是误把嘉靖本当宋本或元本的.在民国二十三年整理清内府天禄琳琅书目时,发现的误把嘉靖本作宋元本的就有不少,计有：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礼记》是嘉靖间东吴徐氏覆宋《三礼》本.《大戴礼记》是嘉靖十二年吴郡袁褧覆宋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嘉靖间覆宋相台岳氏（按：
应为元相台岳氏）本,另有一部有伪造“淳熙三年”木记.
宋版史部类中,《史记》三家注本为嘉靖十三年秦藩覆宋本,目录后有伪造目录后有伪造“嘉定六年”木记.《史记索隐》为建阳刘氏慎独斋刻本,未有伪造嘉祐二年识语.《前后汉记》为嘉靖二十七年吴郡黄姬水刻本.司马光《稽古录》为范钦天一阁刻本.宋版子部书中,《艺文类聚》为明嘉靖陆釆本.《初学记》为嘉靖间锡山安国覆宋本.元版史部中《前汉书》《后汉书》都是嘉靖间汪文盛刻本.《资治通鉴考异》为嘉靖二十三年孔天胤刻《资治通鉴》本.《南唐书》为嘉靖二十九年顾汝达刻本.
鉴定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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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鉴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