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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大如年冬至节俗的传统意义
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今天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只有时令标记的意义,并且由于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全球气候的变暖,人们已很少有对隆冬的深刻体验了,寒冬不能构成致命威胁,冬至自然也就难以引起常人的注意.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冬至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人们不仅将其视为时气变化的坐标,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奉为“天正”,而且它在古代也曾长期被视为可以与新年媲美的人文节日,号称“亚岁”“小岁”.其实,冬至在上古就是新年,在历法时代之前,人们通过天象观测,很早就发现了冬至点,并以此作为年度时间循环的起点.冬至居于新旧更替的时节,在古人观念中自然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冬至节俗中的诸多年俗内容就来源于人们对这一时节的感受.冬节与春节在岁首民俗方面有着明显的联系,人们常将冬至与大年对举,民间至今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俗语,可见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
冬至又称“长至”.冬至这天,离开北回归线的太阳到达了最远点,由于照射角度的关系,冬至日北半球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最短,因此,这天成为一年中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从冬至开始,太阳北归,北半球接受日照的时间越来越长,白昼也就越来越长,这就是湖北民谚所说的“冬至日头升,一天长一针”.古人从生活经验出发,根据光照与季节寒暖的变化,生发出阴与阳的观念,并以此理解宇宙万物的变化,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根源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四季气候的变换来源于阴阳的消长,阴阳始终处于相反相成的变化之中,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阴阳协调,万物和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作为宇宙的一分子,自然应遵循宇宙的节律,顺应阴阳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在阴阳转化的关节点上,人们应该主动顺应和助长生气,否则,就可能遭遇时疾.正是由于季节变化容易造成人体的不适,因此人们特别注意阴阳交替的时刻,在这种时日里采取种种方式促成阴阳的顺利转化,于是这些关键时日的人事活动逐渐成为特定的岁时习俗.夏至与冬至正是一年中阴阳变化的两大时间点.夏至阳盛阴生,夏至节俗的中心是抑阳助阴；冬至与此相反,阴气盛极而衰,一阳来复,冬至节俗自然围绕着顺阳与助阳的方向展开.在以冬至为岁首的时代,冬至还是一个盛大的年节,从后述冬至节俗中,我们不难发现冬至节中的诸多年俗内容.
拜天颁历.古代阴阳家认为,天阳地阴,对天地神灵的祭祀亦顺应着不同的时气.在阳气发动的冬至,礼敬天神人鬼；在阴气始生的夏至,祭祀地祇物怪.《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从历代宫廷祭祀看,人们依照天圆地方的原则,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泽祭地,北京的天坛就是明清帝王南郊祭天、亲迎冬至的神圣处所.帝王号称上天之子,他们作为上天的人间代表,依照天的意志管理人事,因此与天神的沟通是帝王的重大政务之一.冬至时节的祭天活动就是一种特定的天人沟通仪式,历代帝王均将冬至视为盛大的朝仪活动日,冬至节仪被称为“国之大典”,在冬至这天到南郊祭天,朝会群臣与各国使节,共贺佳节.冬至时节,北斗星柄初昏时北指子位,即《尚书》所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在以北极星为时空坐标的古代,冬至是推算历年的重要天文点.因此,不仅历法的编订一定要考虑到冬至点,而且历法的颁布也大都在冬至日.元朝,“太史院以冬至日进历”,此后市面上才有新历流行.这种习俗播及周边国家,朝鲜在冬至日不仅颁发历书于百官,而且有“冬至之历,吏献于官”的俗习.此种馈送历书的风俗还扩展到“乡曲亲知,墓村田庄”,颇似我们今天年终互送挂历的风气.
祭祖贺冬.冬至月在古代曾在较长时期内作为岁末之月或岁首之月,殷代年终大祭“清祀”即在冬至所在的十一月.清祀是以祭祀祖妣为主、兼祀百神的祭礼,类似于周人十月的年终祭礼“大蜡”,汉代改用夏历后将大蜡礼移至冬至后立春前的十二月,但具体时间无论是在孟冬、仲冬还是季冬,年终祭礼的祭祖典礼都是围绕着冬至这一时间点形成的.在阴阳交战、寒风凛冽的时日,人们为了顺利度过新旧交接的时间关口,需要有集体的信心与凝聚的核心,因此他们求助于与自己关系至为密切的祖灵,在祭祀祖先的礼仪活动中返本归宗,对族群关系进行了再确认.这种年终祭祖习俗历代传承,东汉时人们在冬至节前数日就清洁斋戒,冬至之日,以黍米与羊羔祭祀玄冥六神（北方水神）与祖宗；宋人在冬至“祭享宗禋,加于常节”.明清以后,南北民间依然以冬至为祭祖日,“清明扫墓,冬至祭祖”成为通行的民间俗语,清代北京的旗人在冬至祭“祖宗杆子”,祭后亲朋围坐,分吃祭过祖宗的“白肉”.南方的福建在冬至节这天,以一种米粉做的团子祭祖,有的还在门口挂两个米团.传说它源自一个孝子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人在山中迷了路,碰上一只母猿,并和她住在一起,母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带着儿子回家了.这个儿子后来做了大官,他想让妈妈回来和自己一道生活,就让家人到山里去,在通往他家的大树上都挂上米粉团,当然,家门口挂得更多.又老又饿的母猿追随着米团来到家门口,这时儿子出来迎候她,并留下她一起生活.为了纪念这个孝顺的儿子,从此有了冬至节挂米团的风俗.这个人与动物的婚姻故事,未免荒诞,但却生动地体现了人们在冬至时节对祖先的感恩情意.
祭祖活动常常与新年连在一起,从北半球回归年角度看,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历史上,人们在较长时期内以冬至为新年（周朝以冬至所在的斗建子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白族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认为“冬大年小”,其冬至节十分隆重,杀猪宰羊,邀集亲朋好友,接出嫁姑娘来家过节）,因此冬至节在古代及现今一些民族地区仍然是年节,民间的“贺冬”实质上就是“贺年”,现今民间冬至节中诸多习俗正是传承自古代年俗.
古代,南北方居民都很看重冬至.中古时期年节、寒食、冬至并称三大节,冬至被视为“亚岁”.唐人又以“小岁”称冬至,白居易在小岁日对酒吟出了“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的佳句.宋人最重冬至,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年节,民间有“肥冬瘦年”之谚.事实上,宋人将冬至作为年节来过,孟元老在《梦华录》中追忆（今开封）节令生活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祖先,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人们在冬至节互相馈赠节物,在冬至前一夜要守冬,如年节守岁,因此将冬至前夜称为“冬除”或“除夜”.宋金盈之《醉翁谈录》有“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的说法.冬至很早就有了祈寿添岁的民俗.在原始的民俗观念中,人与自然同禀一气,在一阳复始的时节,人们只要能与自然同步相应,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老人是家庭的尊长,在小孩添岁的同时,尤其要为老人延寿.为老人祈寿的民俗之一是,妇女给家里的长辈奉献新作的鞋袜,古代称之为“履长至”.此俗兴起于阴阳观念浓厚的汉代,五代的《中华古今注》载“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曹植曾作《冬至献袜履颂》文,北魏崔浩在《司仪》中说：近古妇女常以冬至日进履袜给公婆；北朝人不穿履,当进靴.无论靴履,都有“践长”的象征意义.靴上的文辞,正体现着其“祈永年,除凶殃”的巫术动机,这种文辞有“履端践长,阳从下迁,利见大人,向兹永年”等.在一阳新生、白昼渐长的时节,年轻后辈及时给老人奉上新鞋新袜,其显见的作用是帮助老人过冬,但背后更有深刻的民俗礼仪意义,通过这样的献履仪式,使他们在新岁之始,以新的步履与时俱进,健康长寿.唐代洛阳人冬至戴“一阳巾”,明冬至宫服绘绵羊图（以羊代阳）等,都与新鞋新袜一样是冬至应节的服饰.我们今天在春节拜年时还要换上一套新衣服,以新的打扮迎接新年,虽然我们已不太注意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但仍传承着这一岁时生活的习惯.
庆贺冬至的食品与冬至服饰一样,也有着顺阳助长的象征意义.最典型的冬至节令食品是馄饨,俗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现今四时皆吃的馄饨在过去是冬至的专门食品.古人认为冬至时节阳气虽生,但阴阳包裹,阳内阴外,正与夏至相反,夏至食粽是为了剥阳释阴,冬至食馄饨却为了破阴释阳.馄饨形如鸡卵,颇似阴阳未分时的一团混沌,在阳气始生的冬至日,人们食用馄饨,以模拟的巫术形式破除阴阳包裹的混沌状态,以助阳气生长.乾隆《河南府志》岁时民俗条记“冬至,祀先祖,食馄饨,取阴阳胚胎,包孕浑涵”.民间还因馄饨谐音混沌,意即糊涂不开窍,于是说吃掉馄饨“可益聪明”.在以米食为主的南方,冬至日吃米面制成的圆形食品,称为“团子”或“汤圆”.人们在冬至日凌晨用它献祖祭祖,然后阖家团聚共食,称为“添岁”,犹如今北方春节吃饺子.南朝时荆楚地区冬至吃赤豆粥,这是一种有特殊攘疫功用的节令食品.根据冬腊节俗的内在关联,后世的腊八粥很可能即由冬至的赤豆粥演化而来.
贺冬犹如贺年,冬至前夕,亲友之间相互馈送节令食品.宋人是“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往费心机”,人们为冬节应酬颇费思量,但这些节物往往转来转去,又转回自家门下.虽然节物转回不免令人尴尬（宋人的这种遭遇,在今天也不时出现）,但节物在馈送传递中已实现了亲友之间的“互惠”原则,完成了它强化亲族联系的职能.清代吴地,冬至节前,人们“提筐担盒”往来于道路,在当地称这些冬至食品为“冬至盘”.人冬至日,亲戚间互相拜贺,特别要拜贺尊长,称为“贺冬”或“拜冬”.唐人杜牧以诗的语言记述了他在冬至日接受小侄拜贺的亲情：“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尔愿尔贵,仍且寿命长.”冬至祝拜的习俗在南宋更为热闹,临安（杭州）最重一阳贺冬,五鼓时分,华丽的贺冬车马已奔涌于九街之上.清朝吴地还传袭着这一清晨拜冬的习俗,吴歌云：“有几人家挂喜神,匆匆拜节趋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看来冬至在吴地民众生活中有着特别的位置,似乎那里还保留着周朝冬至月为岁首的古俗.
观兆测年.冬至是时气的起点,二十四节气始于冬至,所以传统计算时令的基点是冬至,如立春在冬至后的第四十五天,民谣就有：“冬至离春四十五”；人们推算清明在冬至后一百零六日,因此说“冬至百六是清明”.冬至作为新岁之首,自然容易被人作为预知未来人事、年成的特殊时间,一如后世的元旦.越是在不能把握自己未来命运的时代,人们越是想预知未来的情况.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尤其关注未来天象气候的变化.冬至日,人们有许多观测天象、预测年成的俗信.有据日影预测.冬至立表测日影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民国时河北雄县人仍传承着这一方法：在冬至日树起八尺的表木,以测验来岁水旱,大抵以表木长度的中分点为基准,日影中正则丰,不及则旱,过则水.这与汉代“晷进则水,晷退则旱”,中晷则“岁美”的判断标准完全一致.这种中长期的年成预报,应该说有它的经验根据.有据日出日落时的云气变化预测.汉代《易纬通卦验》日：“冬至之日,见云送迎,从下乡来,岁美,民人和,不疾疫.无云送迎,德薄,岁恶.故其云青者饥,赤者旱,黑者水,白者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此其征也.”还有据冬至天气晴雨判断年节天气好坏,浙江民谚有：“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晴过年.”
民间的数九游戏,也是从冬至开始数起.冬至是接受阳光最少的一天,但它还不是最冷的日子,由于地面热量发散的时间效应,冬至之后才迎来酷寒,民间数九习俗即从冬至开始,俗谚有：“算不算,数不数,过了冬至就进九.”“进九”意味着严寒的到来,有民谚为证：“冬至前后,冻破石头.”冬寒对于保暖条件简陋的古人来说的确是个严重威胁,人们是掰着指头度日.为了纾解在冬寒胁迫下出现的心理危机,挨过漫长的冬季,人们很早就发明了“数九九”的游戏,从寒冬看到春日的希望.人们将从冬至开始的“数九九”的游戏作为冬令时间的习惯表达,虽然立冬是进入冬季的时气点,但人们从身体感受出发,将冬至作为冬天到来的真正标志.
数九九的游戏包括九九歌诀与九九消寒图两种.从宋元开始,九九歌诀就流传于南北各地,最早见诸记载的大约是宋人陆泳在《吴下田家志》中收录的那首：“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鹭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这种九九歌,在近千年的传承中,虽有着历史与地域的变异,但其记述冬春交接时间的方式没有变化,我们从最近仍在流传的一首九九歌中可得到明证：“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它描述的是劳动人民冬日里的时节感受及户外生活；消寒图则以图画的形式标示着由冬向春的时间过程,主要为闺阁女子、文人雅士所习用.染梅与填字是描画消寒图的两种流行方式.染梅是逐次涂染一枝有八十一片花瓣的素梅,“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这种梅花消寒图最早见于元人杨允孚的记载：“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涂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成杏花,即暖回矣.”胭脂红是美人的消寒图,而一般人大都是用墨色涂染梅花花瓣,从冬至日起,九九八十一瓣涂满后,人间已然又是春草绿,故近人常在消寒图旁题联曰：“试看图中梅黑黑,自是门外草青青.”还有与染梅类似的涂圈,是将八十一圈按九行排列,每行九个圈,从冬至日起每天涂一圈,涂抹的位置视天气状况而定,阴天涂圈上半部,晴天涂下半部,刮风涂左半部,下雨涂右半部,下雪就涂在中间,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这种消寒图称得上是天气变化的统计图.填字是对九个九笔画的字进行涂描,这九个笔画中空的字,大多组成一个独立的文句,一般是诗句,从冬至日起,每天依笔顺描画一笔,九天成一字,九九则文句成.清朝宫廷内曾有帝王御制《九九消寒图》,这种消寒图就是填字图,其九字为“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文字典雅而寓意深远.
无论是九九歌诀还是九九消寒图,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计算冬时的游戏,但其初兴的动机未尝没有巫术的意义：它们均以九为时间单位,从传统的阴阳术数观念看,九是阳数,九字的叠加意味着阳气的增长.古人认为,冬至“一阳生”,自冬至起,阳气滋长,《史记·律书》云：“日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在阳气上升的时节,人们念叨九九歌诀,特别是涂染傲寒的梅花与书写象征春意的垂柳,这原本是一种招引春天的巫术仪式,用感应或模拟巫术的手段,促使春天顺利降临.随着人们知识的进步,生存能力的提高,神秘信仰淡化,原始的巫术仪式早已蜕变为游戏娱乐了.
（选自《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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