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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张艺谋：我有各种想法却无人能说
张艺谋身上的很多特点,都很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答案.今年他66岁,还是一头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黑发.一天只吃一到两顿饭,睡四或五个小时,能量条却强悍到了反人类的地步.普通人的脸大多不对称,然而他大到骨骼五官,小到眼袋皱纹,两边脸几乎都能做到对应平衡,相映成趣,法令纹几乎延伸到下巴,箍出一组完整的括号——在过去倒是有说法的：法令深长过口,属吉.但是,过深、过长的话——“为人固执、自我中心、孤独.”
难以解释的招黑体质
最难解释的,当属他的招黑体质.从他以导演身份出现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成功吸引了各种阵营、各个角度的批评.1980年代主要是”向西方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1990年代后期则是“粉饰现实”,2000年以来,他被看作先人一步地臣服于市场,更敏锐一点的,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对于学术界,张艺谋像一个不可多得的木人桩,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表现主义到女性主义,各种理论新招都可以用他练手.延伸到舆论,批评张艺谋就像语文教育的总结中心思想样,生产出了套完整而抽象的表述和语汇,比如迷恋权力、追逐名利、形式空洞、价值混乱…从作品阐释到为人,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在嫌弃张艺谋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整个中国的文化人士,阶层不论上下,阵营无分左右,前嫌冰释,空前一致.一个人要具备怎样的磁场才能解锁上述成就,这大概也是一个无解之谜.
周晓枫调侃张艺谋”几近病态“的工作态度和能量.当年,他进北京电影学院不久时,便有大字报质疑美术系扩招某学生的合理性,随后,超过报考年龄、破格录取的“摄影系的张某某”也被牵连了进来,张艺谋差点就没法留在学校.毕业后,他和美术系同学都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到如今,他依然是北漂,跟这个也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算真的如外界传闻那样有外星人对他做了什么,那也只可能是,连他们都感受到了在这个地球生物身上,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能量波动存在.
”这就是性格决定的.”张艺谋干脆地说,相比用轻巧好玩的段子一笔带过,他更愿意认真而无趣地剖析自己
“我喜欢做事,喜欢就不抱怨,哪怕做出来不被人理解,别人要从其他地方去想、去说,那我也不解释.别人怎么说你看看就完了,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的,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谈活儿的“干活儿”人
张艺谋挥舞着胳膊,模仿着某些批评之荒谬时,自己先笑着跌进椅子里：解释好菜坞版图之大,伸着双臂整个上身扑在桌子上.想起周晓枫曾描述,张艺谋谈剧本时总像武打片似的”满场飞”：他曾绘声绘色描述自己在工厂时围追一个疯子的情景,除了表演疯子和工人,他还演迎面而来的火车——嘴里鸣笛,双臂车轮运动,”满脸都是东方红火车头的表情“.
这就是张艺谋的方式,他把人分成两类：“干活儿的”和”谈活儿的”,“你到剧组一看就明白了,穿工装的就是干活儿的,我早期就是这样,穿个土的背心身上各种兜像民工,穿西装革履的就是谈活儿的.”
早年他“干活儿”的样子通过各种照片深入人心夏天大汗衫,冬天军大衣.有一张他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演员合影,所有人西装笔挺、旗袍袅娜,唯有导演笑呵呵穿着军大衣半蹲在地上,双手拢在袖子里“农民揣”.
巩俐曾回忆有年两人在广州火车站,她去见个朋友,让张艺谋原地看着东西,回来发现位置被一群民工占领,张艺谋却不见了.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就在民工中间谈笑风生：“混为一体,难分彼此.”出席重大场合也是类似形象,1988年他站在金熊奖领奖台上,深灰西装、浅蓝衬衣、鲜红领带,笑得合不拢嘴.1993年法国使馆给他颁发骑士勋章,他粉t恤、白裤子,竟叉套了件灰西装.《张艺谋的作业》作者方希感觉,“他像去相亲的乡村青年.”张艺谋说：“早期我是很不讲究的,品味也不高.其实到现在我都不会打领带.“
从奥运会开幕式到620开幕式,张艺谋这三个字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代表国家形象.
那次候孝贤很不客气地说：“我感觉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农民.所以他会一次次地看形势调整自己的位置,其实看他调到什么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在张艺谋看来,形象变化并不影响“干活儿的”属性,甚至很多时候,是为了更好地干活儿
“你谈广告时穿成干活儿的去谈活儿,人家不给你,说你没有艺术感觉,像工人.“
实用主义者的“有用”追求
据周晓枫书中描述,张艺谋在国外的时候得空会逛逛商场,但叉补充：“张艺谋不喜欢别人说他逛店的事儿,觉得购物不是老爷们的爱好,不体面、庸俗、显得’低级趣味‘.”张艺谋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实用主义：只有有用的东西,才值得他花时间与精力.方希在书中介绍,张艺谋因为身份原因．从来就有一种“工具化”的意识：“工具化就是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在张艺谋的观点里,工具并非贬义,有用则是他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观.方希描述了他解释时的样子：”张艺谋忽然声音一低,脸上浮现一些笑意,
’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这或许能理解,像他这个级别的”别人家导演”或务虚高蹈,或深刻批判,总能奉出个漂亮的形而上核心,张艺谋没有,他连装都懒得装一个出来：”我就是个干活儿的.“也能理解他”谈活儿”与”干活儿“两分法中的褒贬取向：”谈活儿的永远比干活儿的容易,找毛病还不容易吗,找你没有的还不容易吗？这样不对,那样才对.但干活儿的很多时候是有苦说不出.“事实上,张艺谋并非不善言辞,与他共事过的人都为他在业务上超强的表达能力以及配套的体力——叹为观止并饱受折磨.但“谈活儿“还需要具备一定的KOL（关键意见领袖）特质,输出形象、传播理念.在人生的前30年里,他全力以赴地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干活儿的人,而后,他全力以赴地干活,以证明自己的有用.
他其实并非天然属于“干活儿”阵营,从小他就背负家庭成分的压力,成绩再好也没法入团,更不用指望上大学.他的父亲曾提出离婚,以减少“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身份对这个家庭产生的持续影响,张艺谋在被窝里装睡,默默流泪.父母没有离婚,但母亲叮嘱过张艺谋
”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他努力“有用“,也确实因此改变了命运,会打篮球让他突破出身,特招进了国棉八厂；而摄影技术又让他在工厂从车间辅助工被借调到工会做宣传工作,后来更是因此破格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而从大三开始自学导演,是张艺谋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张艺谋的原因.
“不甘心”的妥协
张艺谋带着中国文化走进好莱坞、走向世界的勇敢尝试,已经像话本故事一样传唱.一个戏剧化的细节反复被渲染,初定导演的时候,传奇的老板问：”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制片人罗异答：”有啊,奥运会.”在解释中,相比一部超级大片,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时间更久,阵仗更大,调度更复杂.一个导演连这都能顺利完成,拍《长城》自然不成问题,但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妥协.
大众观点里,妥协是最不应该与”艺术家”发生关联的一个词,无论之后对接的是什么,都会被看作是牺牲艺术自由来完成某种交换——名、利、人情,或者权力.张艺谋的不讨人喜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原因,作为一个曾经的“黑五类”——妥协,或者说认命是张艺谋的生存之道.他几乎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电影学院在他大二时建议这个破格录取的学生结束学习的时候,他写信问家乡的朋友有没有工作机会；毕业被分配去广西,别的同学群情激愤,只有他表示”去就去吧“：至于他一言难尽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过程中所做的妥协,有一部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足足用8集的体量作了记录.
”他摸索了一套在中国工作的规律,知道怎么能继续生存下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评价.这套规律里包含妥协,但也不止妥协.他做好了回西安工作的准备,但同时也写申请给学校请求继续学习,最后被允许完成四年的学业,分配通知下发前,他争取去潇湘厂未果,到了广西厂,他和同学成立全国第个青年摄制组,成为同学中第一批直接掌镜的摄影师,就算在彩排前一个月,原来的开幕式方案被上级全面否决,所有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张艺谋一句怨言也没有,重新开始张罗新的想法,仿佛一个没脾气的泥人,最后,他更新了自己的代表作,有关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豆瓣评分,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的最高分：9 5分.
“妥协和坚持,边妥协边坚持.”张艺谋说.这是他的“干活儿”智慧,两者缺一不可.他从来不是那种放手搏不管不顾的人,再坏的处境,他先接受下来,再找破局的可能.相比妥协的委屈,一无所有可能才带给他更大的恐慌,不如先占上个初始分,反正可以靠自己,从1到100他的目标和心气始终没有变,这一点,可以有效消解妥协带来的负面情绪.
”妥协是很现实的办法,但他还不甘心,创作要维持不甘心很难.“参与奥运开幕式创意小组的陈丹青评价道.
“缝缝补补”的过程
这么多年,这个中国著名导演遇到的几乎只有一种玩法.像他对我们所说的,从业以来,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满意的剧本,“那种改一个星期就能拍的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觉得以后也不会遇到.“他已经习惯了从一个差强人意的起点出发,东西先拿到手里,再缝缝补补,有时候我们简直要怀疑,这种缝补过程是否也构成他工作乐趣的一部分.剧本不满意,他从拍上一部作品的时候就开始修改,“第一部戏开始就是这样了”.演员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在镜头里看起来会演戏：一个镜头多拍几遍,总会找到他能用的3秒钟.
但到《长城》,他需要做的妥协又有不同.
“每个镜头第一个说了算的不是他.“刘德华看在眼里,”要是我可能都会发脾气,但是他没有.”
中国人或许会对”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这类发问感到奠名其妙,但在传奇、在好莱坞,在任何一部1 5亿美元投资的大片中,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这一类全球大片,在美国也就是六大能拍,商业压力很大,连续两部要是毁了,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在他们的工业体系里,分类是细致的,流程是固定的,导演队伍也是分着行的.比如我在他们看来就不属于这行的导演,不仅我,李安同志也不属于,或者伊纳里多也不属于这一行.反而可能会选择一些广告出身的导演,年轻,好指挥,也听话,剧本打磨好了,他们把视觉上做的很炫,也挺棒的.”张艺谋说.
所以在《长城》里,虽不年轻的张艺谋也必须遵从”好指挥““听话”的标准：每天拍摄后,他得把素材传回美国审看：现场如果修改几句台词,得报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通过；甚至在他30年的导演经验中,第一次被要求补拍,而他也确实执行了.
剪辑权也不完全在他手上.《长城》中张涵予扮演的主帅的出殡仪式是张艺谋在修改剧本时加入的,但剪辑时差一点没有保留.于此节演唱秦腔的音乐人赵牧阳展示了一封张艺谋来信：“你在长城上的演唱,美国人本来要剪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跟他们急了,才保住.中国的一线导演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被拿捏,不憋屈吗？“有时候会有.”张艺谋说.“我说很多导演会崩溃,就是说他的艺术个性、自我表现不能适应,可能就会转而成为人跟人的关系,转而成为你对我不尊重,转而成为凭什么我得陪你们这么做…这个流程和我们原来的流程是两个流程,所以有时候会有.”
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追求
在中国导演梯队里,张艺谋已经可以算是最没有艺术家脾气的艺术家了,就像有投资人表示,张艺谋品牌容易对接资本,除了渠道之外,因为他从来没有“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毛病.但毕竟,他还是为一个镜头可以从上午11点反复拍到下午6点的、为一个画面可以要求剧组从山上踩出一条路的艺术工作者,连这点创作空间都没有,他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你要借水行船,是你要借人家的航道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给全世界年轻人看一个中国故事,你还要人改航道,人家不就走了.”
这个长得像兵马俑一样严肃的导演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如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反复解释的：做一个入门级产品,将简化的中国元素裹挟在爆米花电影中传播：尝试与好莱坞的”重工业“部门合作,体验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作流程：甚至,为中国导演开路,“我跟电影学院的学生说,如果《长城》成功了,六大就会到你们中间来找王艺谋、李艺谋,他们是为了钱,但对你们来说,是新的可能性.”
当然,世界是多元的.有人觉得小目标,有人觉得大件事,也有人觉得,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拍电影,看电影,如是而已.其他都不重要.”编剧史航表示.
但我们也相信,这些是张艺谋的真心话,否则,他大可以回到《归来》这样的文艺片,低成本,见功力,没有票房压力,市场与口碑的风险都更低,还能顺水推舟地为评论家们送上“张艺谋归来”,而非如今的”张艺谋已死“之类的标题,对个66岁的老艺术家来说,这难道不应该是他当下的工作方向吗？
但那就不是”张艺谋”了.对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文艺片与商业片“两条腿“走路的训练,工业体系的深入体验,技巧、手艺的锤炼与创新,以及,在中国与中国电影的责任感甚至使命感的驱使下的行动,对他来说才有意义,比所谓的爱惜羽毛,要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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