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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政策的回顾和反思
王中华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贵阳550018）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课程政策研究者从课程政策的定义、价值、执行、影响因素、决策等方面对课程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研究内容的局限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缺失、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研究人员的欠缺等不足之处.在未来的课程政策研究过程中,需要加强研究内容的宽度、扩展研究视角的广度、促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增加研究人员的多样性,从而促进课程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关键词：教育政策；课程政策；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7）02-0104-05
课程政策是当前研究课程改革的重要维度,也是近些年比较受重视和关注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课程改革的研究促使课程政策研究不断深入.
一、课程政策的研究阶段
（一）研究的起步阶段（1997-2000 年）
我国学者汪霞（1997）对瑞典中小学课程改革政策方面进行论述,并对瑞典课程政策实施的策略进行深入探讨,这标志我国学者开始进行课程政策研究.从1997 年到2000 年,我国学者对课程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课程政策的介绍,如徐继存（1999）对英国的课程政策与教学文化的介绍.因此,在这个阶段,我国课程政策的研究主要是简单的介绍和推介,从而处在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研究的发展阶段（2001-2006 年）
2001 年,伴随着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开始,我国课程政策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标志性的研究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胡东芳（2001）,由他开始了课程政策的理论研究,并倡导课程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和课程政策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是思考了课程政策的本质含义,探讨了课程政策的执行,也研究了影响课程政策执行的因素,还进行了课程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研究,同时,也开展了课程政策的比较研究,并对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思考.
（三）研究的繁荣阶段（2007-2010 年）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全面推进,我国课程政策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其主要标志性事件就是吕立杰（2007）对课程政策制定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秦玉友（2007）对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的研究以及何杰（2007）对课程政策决策模式的研究等,学者逐渐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思考和研究课程政策,包括数量和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2007到2010 年,从数量上来看,发表论文的篇数依次为34 篇、39 篇、56 篇、77 篇,可见,在课程政策研究的数量上不断上升.同时,课程政策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包括了对课程政策对课程政策的文化学思考、对课程政策的信息学视角的思考还有从价值学视角进行研究,等等.
（四）研究的深化阶段（2011 年至今）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颁布,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到课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特别是钟启泉和王策三教授的观点所引发的学者对新课程改革中包括“三维目标”在内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自身问题的争论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课程政策制定和执行进行反思,还有学者对“中国课程政策研究”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学者逐渐认识到课程政策制定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如靳玉乐等（2014）强调课程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重视和加强社会参与的力度,另一方面学者重视从整合的视角来研究课程政策,如孟卫青（2012）倡导从一个整合的框架上来进行理解和研究课程政策.
二、课程政策的研究内容
（一）关于课程政策定义的研究
对于课程政策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其含义进行界定.然而,要进行解释“课程政策”一词的含义,就必须对“政策”一词进行分析.由于学者对“政策”的思考和理解不一致,导致了对“课程政策”的理解不一样.因此,到目前为止,课程政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只是各自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在课程政策的定义上,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类定义方式,一种是静态课程政策的定义,一种是动态课程政策的定义.从静态课程政策的定义上来审视,不难发现,这类学者主要是将课程政策看作是一种静态的文本、原则性文件和规则性的纲领和行为准则,并认为课程政策主要包括课程政策目标、课程政策载体、课程政策主体等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学者也是从静态上进行定义的,如薛家宝（1999）认为课程政策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社会的需求和学生的愿望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再依据国家教育目的和宗旨以及法律制度,来确定课程计划和规划教学内容以及调整课程结构,经由法定程序公布、实施,从而成为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机构执行的准则.从动态课程政策的定义上来审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者主要将课程政策从制定到执行,从制定到修订和调整等全过程,以一种行为主体进行活动过程中所开展的动态的视角来定义课程政策,并认为课程政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可见,目前学者对课程政策的定义的研究还存在不同意见和看法.
（二）关于课程政策比较的研究
一是介绍国外的课程政策情况.这类学者集中于对外国课程政策的现状、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推介.对于国外课程政策的研究,有的学者对英国课程政策进行了研究,如薛家宝（1999）对英国20 世纪60 年代以前课程政策的发展和综合化课程政策进行了梳理.也有的学者对西方课程政策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如彭彩霞（2009）指出,在西方课程政策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主要对课程政策的影响因素以及权力变化、课程政策同实践的关系、课程政策的公共利益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还有学者对美国的课程政策代价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如娄立志,孙亚军（2006）认为美国不同时期的课程政策都付出了不同的教育代价.
二是我国课程政策与外国课程政策的比较.姚志敏（2010）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在课程政策方面存在课程改革的背景、课程政策的制定、课程政策的实施等方面的差异.
（三）关于课程政策主体的研究
课程政策包括课程目标、课程主体等内容和结构,而课程政策主体是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学者对课程政策主体进行了相关研究.同时,由于课程政策有国家政策、地方课程政策等不同的课程政策,因此,学者在研究课程政策的主体时认为,国家主体、社会主体以及个人主体等方面都是课程政策的主体.［1］
（四）关于课程政策执行的研究
一是对课程政策执行的原因和对策的反思.笔者认为,课程政策执行需要加强反思,“政策执行难以深入的原因在于课程政策本身和课程外部因素,因此,需要加强课程政策创新,继续坚持课程政策原则,改善执行者的理论素养和理解水平,以及创设课程政策执行的环境和加强对课程政策的研究”.二是对课程政策执行的问题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执行课程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如赵正新（2005）指出,课程政策执行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对既定政策不能坚决贯彻,行动方案缺乏科学研究,执行效果缺乏有效评估,等等.三是对课程政策执行力的研究.一些学者在研究课程政策执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课程政策执行力的概念,如王天平,金玉梅（2010）进一步指出了课程政策执行力是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执行或上级课程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还包括“知”的能力、情意能力和“行”的能力.［2］四是对课程政策执行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有的学者如廖辉（2010）认为存在诸如主体因素、资源因素、利益集团因素、环境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等障碍性因素在影响课程政策的执行.五是对课程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何杰（2006）从课程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出发,对课程政策执行有效性偏离的表现进行了呈现和对影响课程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课程领域中的信息传递问题、意识形态的影响、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影响、利益团体的作用等因素在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五）关于课程政策多学科的研究
一是课程政策的文化学研究.学者唐文文（2008）对课程政策进行了文化学反思,认为课程价值取向工具性、课程政策中的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传统课程政策文化的性和多元性的缺失,因此需要构建多元文化课程政策.二是历史性的回顾研究.学者杨道宇（2011）对我国课程政策研究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和反思,并指出我国课程政策研究存在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以及研究领域比较狭窄和研究方法不够成熟等不足.三是语文课程政策研究.学者潘冠海,邱福明（2006）对语文新课程政策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四是管理学的研究视角进行研究.学者李志超（2011）采取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对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关研究.五是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刘志华（2013）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课程政策的研究,认为在课程政策研究过程中,对女性性别意识的研究比较缺少,忽视人作为有性别的个体而存在的事实,从而导致课程政策中性别意识的淡薄和对女性权益的漠视.
（六）关于课程政策价值取向的研究
对于课程政策取向的研究,有的学者从本质视角来进行研究,如伍建全,王桂林（2006）认为课程政策是在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政策行为,不同的课程政策取向,制约着人们确立不同的课程政策目的、采取不同的课程政策模式乃至确定不同的课程政策内容.［3］
（七）关于课程政策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课程政策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对课程政策的发展因素进行研究,如黄清（2004）认为课程政策发展不仅受到各种理论思潮、政策规范、法律条文、哲学观点、教育理念的深刻影响,还受到经济状况、社会意识形态、公众舆论、政治变革、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笔者（2011）认为课程政策发展主要受到了来自课程政策自身的因素、课程政策实施环境因素、课程政策实施者的因素、课程政策牵扯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八）关于课程政策制定的研究
一是课程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研究.在课程政策制定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课程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征,包括课程政策议程的确立；课程专业决策主要由部分专家把握,并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和争议；政府部门的整体控制与专业咨询、参与相结合；课程政策形成有一定的程序化决策机制.［4］二是课程政策制定的社会参与研究.课程政策的制定还需要社会的参与,提高社会参与程度.一些学者如李志超,靳玉乐（2014）指出,在课程制定过程中要关注社会参与的权利意识,尽力做到课程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以及合法化和社会化,改变那种过度理想的状态.三是制定好的课程政策策略.在课程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制定一个好的课程政策,一些学者认为,在制定过程中要做到：确立恰当的教育理念,也要做到课程决策过程要科学化、化和程序化,同时,有效控制课程政策活动的不确定性,还需要减少课程政策的代价问题.［5］
三、课程政策的研究不足
（一）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在课程政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内容主要从课程政策的定义、课程政策的主体、课程政策的执行、课程政策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在研究内容方面还显得很平面和缺少立体感,没有对具体的课程政策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没有对现实中的课程政策执行问题尤其是对具体的课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主要停留在对课程政策理论的研究和课程政策的“政策层面”的研究,缺少对课程政策的“现实层面”和“实然”进行反思与研究,例如对课程政策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是如何遭遇到问题的,课程政策在学校层面如何执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学者的研究中还没有涉及到.
（二）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缺失
研究视角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课程研究的学科理论视角的多样性缺失.现有的课程政策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来进行研究,而缺少伦理学、经济学、生态学、心理学以及人口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视角的研究.同时,在课程政策的研究过程中,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课程政策的宏观和中观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缺少对课程政策微观层面的研究和思考.
（三）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对于课程政策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更多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阐述,更多强调如何从理论层面来研究和思考课程政策的应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主要采取理论思辨的研究方法.尽管一些学者针对课程政策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对新课程政策执行的状况进行了一定的质性研究,但是,学者也没有更多地采取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特别是课程政策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时候,学者却对课程政策的“实然”状态进行研究,缺少更多的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而往往是一种定性研究,在课程政策研究方法上显得单一.
（四）研究人员的欠缺
在已有的研究过程中,课程政策研究人员的单位和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看,总共发文章的单位有40个,其中华东师范大学（40 篇）,北京师范大学（15篇）,广西民族大学（14 篇）,西南大学（12 篇）,广州大学（10 篇）,浙江大学（10 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发表论文作者的单位来看,都是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而没有看到来自基础教育阶段的一线教师和研究人员,可见在课程政策研究过程中,一线研究人员是非常欠缺的.
四、课程政策的研究的展望
（一）加强研究内容的宽度
第一,加强课程政策的本质研究,进一步去思考课程政策的本质和应然状态,探究课程政策作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思考其本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第二,加强课程政策与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科技等多个学科方面之间的联动研究.同时,通过对课程政策与社会发展之间关联的研究,能更好地审视课程政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研究.第三,突出课程政策的过程性研究.在课程政策的研究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课程政策的决策研究和课程政策的执行研究,特别是在课程政策的现实执行中是如何展现的,又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以及如何去改进和修订课程政策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第四,加强课程政策的阶段性和分类研究,通过分类研究能更加细化和深入地进行研究,使课程政策朝微观领域进行研究,如对小学课程政策的研究、中学课程政策的研究、职业教育课程政策的研究以及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政策的研究等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研究,从而实现课程政策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五,加强课程政策的未来研究.特别是在“十三五规划”发展过程中,课程政策的未来该如何发展,面对变革中的教育和课程,我们课程政策该何去何从,这是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扩展研究视角的广度
第一,加强对伦理学的研究.课程政策不仅是一个政策和文件,更是一项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正如课程政策有动态和静态上的理解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会牵扯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课程政策的伦理学研究.第二,加强经济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的研究,有些学涉及到了经济学的思考,但是并不多见.因此,加强经济学的研究是未来课程政策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三,加强文化学的研究.在课程政策的未来研究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文化,毕竟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课程改革和政策的发展必然要考虑到文化因素,尽管有部分学者从文化学的视角对课程政策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但是现有对课程政策的文化研究还缺少更多的深入分析,因此,课程政策的文化学研究是未来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第四,加强博弈论的研究.在课程政策执行的研究过程中,博弈是其中的一环,既有国家课程政策与地方课程政策之间的博弈,也有校本课程政策与国家课程政策之间的博弈,既有个体和社会之间博弈,现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博弈,还有其他方面的博弈.因此,需要从博弈论的视角去研究课程政策.第五,加强心理学的研究.课程政策不仅是一个政治学上的课题,更是心理学上的课题,毕竟课程政策从决策到执行,再到修订等整个运行过程都是“不同的人”在进行制定、执行以及修订和完善,因此,课程政策的整个过程都需要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故而,在未来的课程政策研究中,加强心理学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命题.
（三）促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第一,需要加强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自从2001 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和课程政策的变革,在课程政策执行的实践中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践材料和实证数据来说明问题,改变那种定性研究和思辨性研究的做法,做到从调研中得到更加准确的研究数据,从而凸显实证研究.第二,加强课程政策的比较研究,做到“洋为中用”.在未来课程政策的研究中,需要加强对国外课程政策的研究,通过对国外课程政策的介绍和我国课程政策的比较,从而更好地研究我国课程政策.第三,加强课程政策的历史研究,做到“古为今用”.课程政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去思考其发展的源流,通过对课程政策历史的研究,能进一步促进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研究.第四,加强课程政策的元研究.课程政策的元研究主要是指对学者课程政策研究的研究.那么,通过对已有课程政策研究的回顾、分析、评价和反思,从而进一步去促进课程政策的研究.
（四）增加研究人员的多样性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课程政策研究过程中,现有的关于课程政策的研究人员主要局限于高校的研究者队伍,没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课程政策执行等“一线”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以及教育行政人员参与其中的研究.那么,在未来课程政策的研究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课程政策的研究人员的多样性,鼓励更多的“一线”研究者来进行研究,从而更加全面地促进课程政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家军,靳玉乐. 论课程政策主体［J］. 当代教育科学,2004,（1）：23-25.
［2］王天平,金玉梅. 课程政策执行力：内涵、构成及评价［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15-119.
［3］伍建全,王桂林. 课程政策取向的本质和特点［J］. 课程·教材·教法,2006,（4）：20-22.
［4］吕立杰. 课程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与本质［J］. 课程·教材·教法,2007,（8）：3-7.
［5］石筠弢. 好的课程政策及其制定［J］. 课程·教材·教法,2003,（1）：16-20.
（责任编辑：于翔；责任校对：李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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