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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殷铁钱看十国马楚时期的区域经济
铁钱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史里一般是与较为负面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王朝初期,经济运行良好,国库充裕,这时往往铸币质地精良、重如其文,对各种粗制滥造的地方私铸钱的控制也很严格,但当中末期危机四伏、财政捉襟见肘,则往往发行劣币和大钱,以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正如宋应星所言： “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衰时则铸铁为钱.”至于民间私铸钱,由于利益的驱使,几乎成了劣币的代名词.但是从唐末起至宋辽金元时期,铁钱盛行,不仅有私铸,政权发行铁钱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铁钱的涌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在货币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不能单纯地否定铁钱的价值,更应当以客观的古代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待它的出现.
湖南地区发现和使用铁钱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1956年衡阳凤凰山的西汉墓中就已经发现了铁半两的存在.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铁钱.但是这些铁钱并不是用于流通领域,而是与泥半两、郢称、泥金版一起构成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明器.及至唐代,前期铁钱主要流通在江淮流域,主要是为解决货币不足,因而屡禁不止.“安史之乱”后,在钱荒和集权严重削弱的背景下,铁钱在北方藩镇也发展起来,与唐前期的私铸铁钱不同,它们是～种地方性货币.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由藩镇脱胎而来的割据王国发行铁钱也就成了旧例.后唐同光三年( 925),马殷铸“乾封泉宝”大钱,至此,湖南铁钱的铸造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长沙350座十国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乾封泉宝大铁钱,其数量不等,少则2枚,多者达20多枚.2000年5月,长沙市靳江河口采沙时,发现160余枚“乾封泉宝”大铁钱,后又从河中捞出3000余枚“乾封泉宝”大铁钱,其数量之大,引起钱币界的关注.近期,长沙市博物馆又从民间征集到一批较为完好的“乾封泉宝”,背书“天”为主,数量大、品相好（见图）.铁钱的铸造和流通,是古代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而铁钱的大量出土和现世,无疑是为当时的经济生活写下了一个有力的注解.
唐代的湖南在经济与文化属于落后地区,柳宗元描述这一情况“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纵观马楚王朝数十年的历史,马殷在位之时政治较为开明,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相较而言,经济水平比唐朝末年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进步既是源于马殷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较为得力,也有唐末五代以来区域连通更加紧密的因素.湖南地区在唐代属于较落后地区,因此在军事争夺和战乱时期受的影响也较小.自武德四年( 621)唐王朝平萧铣统一湖南,至天宝年间,湖南地区几无战乱.从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北方藩镇与、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战争几乎是连绵不断.但湖南地区从大历五年,湖南兵马使臧蚧杀观察使崔瑾引起军事冲突,至光化二年马殷进攻静江节度使刘士政,湖南境内计有战乱十二次.而这些战乱,有的属军府内部军将“哗变”,对外界影响不大.有的也曾干戈相向,但时间短、规模小.
马殷占领湖南地区后,实行“息民礼士”的休养生息政策,同时在潭州设立长沙府作为治所,“以潭州为长沙府,立宫殿”.稳定的政权和政策,潭州的工商业有了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往往是与人口增长紧密联系起来的.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有财富的积累以及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湖南人口在唐末五代短时间内有较大的增帽,主要得益于北方的连年战乱.在安史之乱后,大批的北方人迁入湖南.以湖南道县为例,在天宝到广德年间十余年便从2 2万户变为4万户.北方人口大批迁入的同时,也必然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唐晚期至五代时期湖南区域经济形成的另一重大客观因素.
湖南境内交通发达,且主要以水运为主.唐代中晚期,著名的长沙窑就是通过湘江水运,远销全国乃至全世界.交通路线的畅通从而使得北方及南方各地的商旅来此经商,潭州的工商业得以发展.而从唐朝晚期开始,湖南地区新增的水运新渠道则主要是灵渠.灵渠的畅通,直接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唐前中期,唐王朝在岭南的统治较为稳固,但之后爆发安史之乱,唐王朝统治力下降.至德年间( 756-758),位于湘桂的蛮人不断对唐王朝进行反抗.大中年间( 847-859),南诏又进攻安南、邕管等地区, “南诏率众蛮近六万寇邕州”.为了更好地管理岭南地区,宝历年间( 825-826),容管观察使李渤对“堤防尽坏”“渠道渐浅”的灵渠进行疏通与修缮.咸通九年( 868)桂州刺史鱼孟威,再一次对灵渠进行疏通与修缮.“西四十里有灵渠,引漓水,…．．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陧,互四十里,植犬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这次灵渠的修护,使巨舟可通.这样中原通往岭南的路线就由湘水过漓水直接进入岭南.从此,湖南就成为中原与岭南之间“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的必经之路.唐末五代时期,占有江西的吴和南唐政权与中原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之前由赣江越大庾岭的路线并不是一帆通顺的,再加之翻越大庾岭的艰难,是以当灵渠这一条路线经过河道疏浚再加之陆路上驿馆等的设置,使得商旅多选择这条交通路线.
中原到岭南交通路线的开通,极大地改变了湖南地区的状况,打破了湖南地形的限制,特别是湘南闭塞状况.从此由潭州出发进洞庭湖入长江可到达中原各地,中原各地的商旅亦可由这条路线进入湖南.而由湘江过漓水可到达岭南,这就极大地改变了湖南以往较为封闭的交通状况.在中原商旅可由湖南而直接入岭南的同时,朝廷也能加强对岭南的控制. “可通巨舟”使得可以运送更多兵卒、粮草以防备岭南随时可能出现的叛乱.虽然灵渠的开通是出于政治目的,但由于湖南处于中原与岭南之间的枢纽中心,使得商人可以通行无阻,湖南本土的特产可易天下百货,改变了湖南落后的状况,加强了湖南与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开平二年( 908),马楚“判官郁请听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瞻军”,采取开放的政策,展开与中原北方的贸易,而征收的赋税则用以军队的建设,从而加强对湖南的控制.同年秋七月,马殷“奏粱于汴、荆、襄、唐、郢、後诸州置回图务,运茶河之南北,以易缯纩、战马”,“岁收入数十万,国用遂足”.同光三年( 925),“又湖南不事桑农,郁劝王令输税者以帛代钱,由是机杼大盛”.龙德二年( 922),“始取永、道、彬诸州民丁钱绢米麦”,李心侍《朝野杂记》日：“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彬州、桂阳军、茶陵县民丁钱绢米麦”.积极利用湖南本土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又引导民众,通过征收赋税物品的变化,也促使了湖南经济的发展.
从主观因素上说,长沙地区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湖南地区,“所出常倍他州”,这一时期湖南粮食产量,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能够外运,战争时期甚至仍“漕米五万斛以馈军”就说明湖南粮食产量增加,从而保证了马氏政权的正常运转.粮食布帛上的自给自足,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初步条件.湖南本就是战国时楚国三大产粮基地之一,经济作物中以甘蔗、木棉著名.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只要马楚能采取稍微宽松的政策,经济当然就会很快发展起来.除了农业之外,五代时期的湖南,手工业和商业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和发展.矿业、制瓷业、造船业、丝织业都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丰富的矿藏是湖南地区冶矿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就为唐末五代湖南铸币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的铸币业有了很大的提高.乾化元年( 911)马楚政权“是时开冶铸天策钱,文日‘天策府宝’,铜质浑厚,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董迪《钱谱》日：马殷据湘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铸‘天策府宝…,
五代时期在湖南建立的马楚政权,采取了对外臣服中原朝廷,对内“养士息民”的治国策略,使湖南的经济、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进人了自战国时的楚国、汉代的长沙国后的第三个高峰.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刺激下,湖南形成了能够自给自足、商品流通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与使用铁钱历史悠久的四川地区一样,都是因为铜矿少、铜钱不足以满足流通需求又有铁锡矿资源丰富,同时还需必备有较强的区域经济.由于马殷铁钱属于区域流通货币,并不具有全国发行的硬通货特质,商旅在湖南本地卖物以后,并不能在其他地区流通,因此只能在本地购得湖南土特产,将铁钱如数花出去,这样就形成了货币和商品流通的闭环.强制性必须在本地消费的货币政策,如此循环往复,马殷治下的湖南积累了较前代更多的社会财富.马楚政权能发行铁钱,一方面是因为湖南缺铜,货币流通量的严重不足,发行铁钱也为满足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因为在五代时期,长沙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与唐初的江淮地区相似,五代时期的湖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同时政权控制力弱,最重要的是商品经济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尽管铁钱的发行短暂地缓解了五代时期湖南的货币不足,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铁钱并不是我国古代“轻重”恰当的货币.按照古代的“轻重”理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由于铁钱值“轻”价廉,购买力低,而分量较重,在使用中颇为不便.所以,铁钱在任伺地区不可能作为一种长久的货币,只能作为一时的、局部的铜钱替代物或铜钱的补充手段.在马殷统治时期短暂的辉煌过数十年之后,铁钱还是逐步走向了衰落,最终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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