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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40年：国家改革的地方叙事
文／任晓
第一次读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惊骇于他能够驾驭商品经济运行中无数纵横曲折细节,放眼于长轴历史时空提出独到思想洞见之强大功力.关于“离开正道”的中国商业,他说： “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的作业.”仅这一句,就在韦伯对资本主义源出纠结和黄仁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本位“问题重心”的絮叨中,悄然过尽千帆,独步天下.
商业自由是驱动生存发展的原生力量.一个历史久远的经济生活现象,是否被冠之“资本主义”或别的带有价值评判色彩的符号其实并不重要.在历史时间尺度上,理智永远会超越情绪.无数无名个体的日常经济生活才是真正浩大的向前力量.回顾温州的四十年改革历程,不仅有改革大潮中温州人的坚持、智慧、勇气和灵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找到作为改革成功渊薮的演进逻辑与成熟经验.
改革开放后温州在制度变迁、财产权利、社会转型等多个方面时有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创举,温州改革“先锋”现象名声在外.其时,媒体舆论以“温州模式”点题温州经济改革成就.究其本质,所有改革无非是回归商业自由之根本母题.
然而,从经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早期观察只是一些情况“镜像”.有关温州经济改革若干关键的问题都远未深入,讨论的角度较为单一,主题也尚欠深入,限于温州模式现象到特点的描述性归纳.此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跳出最初情况反映式的“调查研究”,开始运用既有理论比较系统地关照过往发展进程.多数研究从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的立场来检视农村工业化“温州模式”,经常简单地把温州资源禀赋高度紧张的约束条件解释为“倒逼”改革的关键因素.
2000年之后,草根层面的制度创新进入尾声,体制从“放权让利”悄然潜化成“收权逐利”,改革进入顶层设计.温州差强人意的经济指标,引来颇多对温州模式的“反省”.精英主义认为更为快速高效地达成“规划”目标,一个强大的政府集权型决策体制相对更为市场化的分权决策体制更让人值得留恋.温州模式则因“路径依赖”于那种政府“不在场”的制度创新而被低效改革“锁定”,妨碍了温州在区际“锦标赛”竞争体制中的表现.早年彪炳的农村工业化的成了地区增长竞速坐标之下尾大不掉的“低小散”,“差乱差”.然而,需要警惕的是体制的所有权歧视指向背后的政府并非意志中立,而很可能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需要在一个更长的周期中来评价特定阶段政府“在场”与否的必要.地方的“落后者”焦虑与紧张不应该被抽象成数字化指标的简单判断,并且放大为泛社会化的失败者心态.回望改革来路,温州个案呈现的是一个从僵滞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体制到快速创新增长的体制演进的“形似而神异”的变革.对温州而言,挑战永远是如何安顿那些创新努力,让那些底层的创新力量得到必要的呵护、支持和激励,而改革驱动的制度变迁是确保增长在正确道路上持续的关键.
2011年我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册题为《自治与增长：温州模式的经验》的小书中表达过关于“温州模式”之于改革中国价值的个人见解,也即温州改革颠覆了计划经济长期以来为了积累国有工业资本而建立的农民管制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在原始积累完成后对农民“抽取”的惯性.地方改革通过民营化罕见地在农村切割出一块“自留地”,把工农业产品不等价政策产生的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实现“自我抽取”,完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资本积累,并且利用上述压制体制在官营企业左右边缘地带“填补空白”加速拓展,带动农村存量资源向工业的有效移转配置.
发生在温州农村的改革不是一场被设计和指导的改革,甚至不是能够被想象的改革.温州现象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中的特殊存在,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路径,也因此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视野中有关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模式和主流经验之一.从温州的“个案叙事”,没有看到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政府,而这一点让温州避开被那个庞大的政治动员型工业化计划引向社会的普遍困顿. “私人领域”在温州的延展让人看到了过往单一国家本位取向努力另外的方向,社会自组织力量在局部地区替代政治权威的经济增长动力角色已经完全可能,经济秩序并不因为失去了“计划”而濒于崩溃.民间力量的成长不断解构传统秩序,分离国家与社会,消解权力在政府一端的一体同构.直接经营生产的权力回归到微观经济单元,资源配置的权力转移给市场,在“国家计划”的旁边,发育出一个粗陋的自由经济.
由此,沿着农村改革场域中“官民秩序”的发展逻辑,围绕农村改革生态中的力量消长、利益博弈、目标平衡提出了一个增殖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不同于流行的诱（引）致的制度变迁的主张,边缘到中心“自下而上”边际改革过程.作为类型化的温州模式不能说不是政治精英的改革选项,而是他们明显知道传统体制的内在的单边强制功能可能不能完全掌控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秩序和去向,决策官僚及其代理系统必须顾忌和体谅地方传统、历史与现实条件.
这是一种“且看且放”的模式,富有弹性和风险而且很难回头,从基层地方政府到更高层级的决策层自下而上管制放松的渐次确认,这甚至是一个“担保”链条,一旦断裂启动纠错机制则是自上而下,这个动态过程让推行改革一方的博弈力量不断增强.对每一步改革的放行都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担保”责任的加重,而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前面改革的成效取得和巩固有依赖后续改革的配套跟进,这就绑定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维护改革的立场,由此,任何民间力量直面地方政府的冲突不过是共同体内部暂时的纠纷.
温州模式作为改革早期的“少数中国”标志不在于其行动而在于其价值,市场制度在维系经济社会日常活动中得到普遍确立、认可和坚持.简化的温州工商业史提示,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与民间底层的地方自治传统从来不是对抗关系.一个“集市地域”民间工商业的兴起,个人私产的积累,民间经济繁荣与社会有序治理,同步于上层权力对基层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渗透的停止.
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以工带商、小本生意与自生贸易：前工业化时期温州异质性商品经济的演进》,尝试从地方史溯源中所获得的文化和传统线索,提供温州改革的解释面向,了解族群构成、价值系统、精神信仰、商业习俗以及群体默会知识等非正式制度中带有地方属性的差异化和特殊性元素.温州人在商言利,远儒事功,赋予生意、生活以开放价值.基于经济计算上的利益互惠,源自生存发展的激励地方传统完全不同于因为共同信仰（宗教）、宗族等联结而成的组织.经济上的效率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超越共同体的约束和狭隘,成为商业创新与权利自由的源流.
历史虽然不会说话,却从不沉默,基于经济史学的有关温州地方认同的溯源性“线性历史”的讨论提供了观察传统与现实的“长轴透视”新方案,启示我们有关改革叙事另外的面向,帮助后来人在经验层次上重返地方自下而上渗透式改革的现场,经由文化信任与地方认同的长焦视野看清楚历史与空间叙述中国家改革的温州模式,一种代表风格化和类型化改革的地方经验.
（作者系温州市委党校教授）
温州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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