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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民国文化名流
1923年夏天,21岁的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只身来到繁华、热闹的北京城.站在前门车站的沈从文,被前门城楼的雄伟惊得目瞪口呆,他心想：北京城真大,沈从文真小.
来京之前,沈从文在湘西的军队中从军,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写得一手好字,因此成为“湘西王”陈渠珍的文书.陈渠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是个开明军阀,为湘西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在军队里,沈从文不仅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还接触到了《新潮》《改造》等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刊物,也阅读了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诗文,他暗自下定了到北京去读书、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陈渠珍支持沈从文的想法,给他支付了三个月的饷银,并承诺提供必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沈从文从湘西沅陵出发,经过19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此时,沈从文的包里装着两本书：《史记》和《圣经》,他日后的成就和思想,或与这两本书不无关系.
偌大的北京,沈从文却不知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初到时,他的大姐沈崇鑫和姐夫田真还在北京做小生意,还有亲人关心,可不久,大姐和姐夫便回湘西去了.沈从文多方打听如何才能进大学读书,不久,还在北京大学附近租了个便宜的公寓（他将房间取名为“窄而霉小斋”）,为的是方便去附近大学旁听.由于湘西王陈渠珍已经断了对沈从文的资助,沈的生活陷入了食不果腹的困境,这时他想到了有个舅舅在原民国总理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手下做事,便想依靠舅舅谋一份差事,可舅舅终归帮不上忙.
每天早晨,沈从文啃几个冷馒头后,就去京师图书馆看书或到北大听课,晚上再回来啃两个冷馒头.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在北大读书的学生,朋友们接济了他不少,大家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直至通宵达旦.
在朋友的鼓励下,沈从文开始尝试写作,可投出去的稿子总如泥牛入海.1924年冬天,感觉前途暗淡的沈从文,给当时北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苦恼.从此,这位来自偏僻湘西默默无闻的“北漂”,与当时中国文坛的精英和领军人物建立起了广泛联系和深厚友谊,并得到了不少大人物的鼎力相助,再通过他个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成就了辉煌.
郁达夫突然来访
1924年11月13日,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顶着漫天风雪敲开了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郁达夫推开房门,看到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执笔写字——此时的他已连续三天没吃任何东西了.眼前这一幕深深地震动了郁达夫,他马上脱下羊毛围巾,给沈从文围上.
此前,穷困潦倒的沈从文,曾尝试着给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在文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在大学教他不愿教的会计学；创办的杂志被迫停刊,还时常受到同行的攻击.他在彷徨无计中接到沈从文的求助信,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困苦的人,带着一探究竟的心理,他决定去看望沈从文.
郁达夫的到来让沈从文喜出望外,郁是当时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作家,尤其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轰动了文坛,沈从文在湘西时便对他十分仰慕.那天上午,他们敞开心扉,聊了很久.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郁达夫拉着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吃了一顿饭.已经饿了三天的沈从文,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了,狼吞虎咽,郁达夫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顿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账,将找回来的三元两角多钱全部给了沈.其实,当时的郁达夫在经济上也很窘迫,五元钱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小数目了,他每月拿到手的薪酬只有34元（郁在北大名义上有三百块钱的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得到一成）.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郁达夫便坐车匆匆赶回学校去了.回到“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大哭了起来.半个多世纪后,当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他还激动地谈起这件事,可见感动之深切.
回去后,郁达夫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表达了对一位有志青年在这个社会的遭际的极度愤懑.他在信中写道：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寄你……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地说什么大学教育……
不久,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后来,他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也有说是林志钧介绍给徐志摩的）,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一发不可收拾.
成名后的沈从文没有忘记郁达夫对自己的帮助.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出版时,他在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饱含感激之情的文字：“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志钧先生,郁达夫先生,陈通伯先生,杨今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郁达夫正在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避,郁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接到重庆.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到在国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沈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但郁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的清贫,怕自己的接济中断时会给对方造成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
有位沈从文的传记作者刘红庆,后来访问沈的儿子沈龙朱：郁达夫当时对你父亲的态度就像同情农民工一样.沈龙朱回答说：“对对对.实际上是一种援助.在那种环境中,很多人看不上农民工,觉得他们土得很,什么也不懂,竟然敢闯到这儿来.闯,困难是必然的,是应该的.而郁达夫的举动,对父亲是一种支持.”
林志钧雪中送炭
1925年5月4日,北京的《晨报副刊》出版“五四运动纪念号”.其中有一篇署名“唯刚”的《大学与学生》,作者引录了一节学生的文章.这节文章,记叙了学生在公交车上与一位女子同坐而产生的种种思绪：因为贫寒,导致内心自卑、压抑,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自伤,孤独……在引录文章后,作者写道：“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作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他是很曲折地深刻地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动人.”
《大学与学生》的作者“唯刚”,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林志钧.林志钧系著名学者,早年在帝国大学攻读过法政、经济学,“生平爱艺术,好朋友,精书法,能诗文”,常与清末民初的林琴南、陈三立、梁启超、蔡锷等文化名流诗酒相酬.“休芸芸”即处于人生低谷的沈从文.被林志钧引用的文章,是沈从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遥夜——五》.
林志钧的文章,沈从文四天后才读到.据他自己说,因为没有三分钱,无法购得一份《晨报》.一个朋友读到林志钧的文章,见其中引了沈从文的散文,又有评价,便专门送给沈从文看.读过林文后,沈从文立即写出一信,请《晨报》社代转唯刚先生：“觉得自己无聊简直不是一个人,惶恐惶恐.”沈从文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是大学生,连中学生也不是,自己之所以写文章,是因为迫不得已,要“换两顿饭吃”“萎萎蕤蕤活下去再看”.针对林志钧认为自己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情绪,他辩解道：“人生的苦闷,究竟是应当或否？我想把这大问题请学者们去解释.至于我这种求生不得,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几句呓语来安置自己虚空渺茫的心外,实在也找不出人类夸大美满的梦来了！”
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后,林志钧为他的真诚及文字的不同凡响所吸引,写信约沈从文上家里面谈.经过详细了解后,林决定帮助这位有志向、有思想的落魄青年.他告诫沈从文：“要找事做,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来,却很难.”他托梁启超帮助沈从文找个了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月薪20元,足以解决沈从文的生活问题了.
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龄开办的,沈从文的住处被安置在香山寺前山门天王殿改建的单身职员临时宿舍里,虽说条件简陋,但环境极佳,且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相邻.熊对这位晚辈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不久又把他送到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段时间图书管理.一次,熊希龄问沈从文：“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沈从文回答：“我想独立.”“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沈又答：“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听沈从文这么一说,熊希龄不由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年轻同乡来,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北京也欢迎有胆识的青年.”
生活有了保障,沈从文的写作积极性更高了,他接连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了小说、散文.又因为林志钧的引荐,得以认识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因投稿关系又结识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及其女友丁玲.胡也频将沈从文的小说《福生》递给周作人,周作人很欣赏,将之发表于1925年6月29日《语丝》第33期上.
沈从文一直视林志钧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恩人”.在《北云集》的“跋”中,沈从文这样写：“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
徐志摩知遇之恩
沈从文在成名前或说在他处于困难时期时,对他帮助最大的无疑是徐志摩了.关于沈从文如何认识徐志摩的,有多个版本.怎么认识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志摩认可了这个来自大山深处的无名青年,对他的文字由衷欣赏,并将之视为好友,处处予以关照.不能说没有徐志摩就没有沈从文,但如果没有徐志摩的帮助,沈从文的文学之路与生活之路要艰辛很多.
徐志摩这样一个洋气十足的上层社会名人,为何会“屈尊”与沈从文这样一个小人物为友的？
1925年10月,徐志摩受邀主持《晨报副刊》,此后沈从文的文章便经常刊登于这家报纸上.徐志摩为了表达对沈从文的特别欣赏,还为其散文《市集》专门写了《志摩的欣赏》,称赞沈从文用“浓得化不开的情怀”,描绘了“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得知沈从文因为发表了两篇讽刺小说而丢掉了工作后,徐志摩介绍他做《现论》杂志的发行员,为此,沈从文和丁西林、陈源、杨振声等人熟识起来.因为《现论》和《晨报副刊》的接纳,沈从文开始第一个创作的井喷时期,他需要稿费来养活自己,因而成为“最早的职业作家”.这时,上海的《小说月报》也首次发表了沈从文的作品《炉边》；以后由于主编叶圣陶的关爱,沈从文成为这个杂志的常驻撰稿人,不少代表作均刊发于此.据美国学者金介甫考证,戏剧家丁西林和英文教授陈源都教过沈从文英语,希望能送他去剑桥大学读书,可惜,沈从文没能通过入学考试.后来,沈从文好不容易考上了中法大学（应该是去法国留学的预科）,又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顾颉刚、刘廷劳两位教授曾努力想让沈从文进燕京大学教书,沈因感到太丢面子而没去（考燕大时被冯友兰打了零分）.
后来,徐志摩又将沈从文介绍给了当时的学术泰斗和文坛领袖胡适,让沈从文得以走上大学讲坛.
1931年11月21日下午,沈从文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杨振声家里喝茶聊天,突接北京电报：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这个晴天霹雳让沈从文痛不欲生,他连夜买了张三等赶往济南.因为过于悲伤,他当时不忍提笔,直到三年后,才写下《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追念徐志摩.文中道：“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他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
胡适之机智解围
1929年8月,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胡适聘为中国公学讲师.这个只读过小学的作家,竟登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讲堂,这放在今日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他主讲的是大学部一年级的“小说习作”“新文学研究”等选修课程.沈从文从未教过书,上课前他作了充足的准备,并专门雇了一辆车子拉他到校,同学们也都想一睹这位作家的风采,故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沈从文走进课堂,只见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脸憋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拿起粉笔写下几个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沈从文用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内容全部说完.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个风波最后由胡适来了结,胡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在沈从文第一堂课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兆和.张兆和出身书香世家,聪明可爱,是大家公认的“校花”,沈从文很快便爱上了她.当时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的二姐张允和分别给他们编号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等,沈从文排在最后,被命名为“癞蛤蟆第十三号”——估计是出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典故.
沈从文向来口齿木讷,不敢当面表白,只好将心里所想写成一封封情书.但张兆和对此一概置之不理.后来,听到有人说,沈从文急得快要自杀了,张兆和不由得紧张起来,带着沈从文的一大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孰料,胡适看后竟夸沈文笔不错,不但劝她接受沈的爱情,而且还要亲自做媒.张兆和急了,连声拒绝,胡适微笑道：“我知道沈从文很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又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张兆和说：“若对各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工夫读书吗？”
接下来,胡适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他对沈从文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各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工夫读书吗？’我听了怃然.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各个人’之一个而已.”
胡适觉得沈从文和张兆和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劝沈就此罢手,不要因爱而迷失了自己.可沈从文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他通过四年时间锲而不舍的追求,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芳心.1933年5月4日,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写信给胡适,高兴地说他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子”.
沈从文从上海的中国公学辞职后,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陈西滢）写信,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胡适在给陈源的信中,谈到了他关于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教师、作家、学者.在胡适的眼中,作为天才作家的沈从文是可以胜任大学教师的.陈源在致胡适信中说：“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还说准备聘沈从文为讲师（相当于别的学校的副教授）,当时讲师的月薪是200元,助教为120元.
虽是二度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对教学仍不够自信.经过一番犹豫,最终他还是于1930年9月16日到达了珞珈山.
1931年1月18日,被捕入狱的胡也频从牢房中带一个便条给沈从文,说自己是随朋友去看朋友而被误捕的,要沈从文去找胡适和蔡元培设法营救.沈在与丁玲等人商量后,在左翼人士不便出面的情况下,由他挑起营救重担,一方面请徐志摩、胡适等人帮助找律师打听胡也频的下落,一方面请胡适写信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设法营救.20日,沈从文去见胡适,谈了很久.胡当时正在为缓和自己与国民党当局的紧张关系而焦虑,感到对胡也频“无法援助”,但他仍应沈从文的要求,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让他到南京去找蔡元培想办法.25日,沈从文从上海赶到南京,不料蔡元培因事外出,没能面见.沈从文当时给蔡留下一信：“孑民先生：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但蔡当时只是研究院院长,并无实权,对于营救也就更为无力了.后来沈从文虽又多次积极参与营救工作,但均告无效.
2月7日,胡也频被杀.胡被害后,沈从文所能做的唯一事情,便是帮助丁玲母子.3月,他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由于来回路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误了回武大教书的时间,便主动向校方辞职（一说是因迟回学校被武大解职）.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与潘梓年同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有报道说丁已遇害.沈从文在青岛闻讯后,又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5月23日,他与蔡元培、杨铨等3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在给行政院的电报上署名,要求释放丁、潘二人（见1933年5月24日上海《申报》）.5月25日,他又单独撰写《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往《独立评论》杂志,对国民党的暴行提出.丁玲出狱后,沈从文还与夫人一起专程看望她,丁玲来北京,沈从文家人又给予热情接待.
杨振声慷慨相助
杨振声（字今甫）是胡适的学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论》《新月》《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上.1930年,杨振声在蔡元培和胡适的推举下,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此后他邀请沈从文和闻一多、梁实秋、张道藩、方令孺、梁启勋等人前来任教.1931年秋,沈从文到青岛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不久,在杨振声的帮助下,张兆和也来到青岛大学工作.
1932年,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大学办在青岛而不办在济南心存芥蒂,想把青岛大学改为山东大学,而杨振声在更名问题上不肯妥协,愤而辞去校长职务返回北京,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承担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杨振声辞职后,沈从文也来到北京参加编写教材的工作.在北京时,沈从文与张兆和寄居在杨振声家里.当时他们订婚不久,因为生活拮据,曾经把订婚戒指典当出去.据张充和回忆,杨家仆人拿沈从文的衣服去洗时,在口袋里发现了那张当票,随后告诉了杨振声.杨振声知道后,不仅马上给沈从文预付了50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1937年底,沈从文在杨振声的推荐下,长途跋涉来到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成立后,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并继续编写教材.后来,张兆和及姐妹孩子等辗转来到昆明,沈、杨两家又住到一个院子里,再加上刘康甫父女,共同组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临时大家庭”.据张充和回忆：当时的工作地点是青云街6号,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充和、汪和宗三人.杨振声比较忙,不经常来,朱自清每周来一两次.他们的分工是沈从文选编小说,朱自清选编散文,张充和选编散曲并作注释,汪和宗负责抄写工作.
由于西南联大教授大都是留学归来的,而沈从文只念过小学,加上辈分较低,又生性腼腆,常受到某些教授的嘲讽和轻视.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这样回忆：“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锺书先生都是这样.”刘文典曾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值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夹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跑出来往郊外逃窜,路上正遇上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从文大声骂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笔者以为,刘文典等人的心态和标准,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人心态与标准,只重阐释,不重创新.好在有胡适、徐志摩、杨振声这样的开明学者.
除上文提到的之外,沈从文还有很多朋友,如巴金、朱光潜、朱自清、凌淑华、周作人、季羡林、曹禺等,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沈从文与巴金的友谊,可以说是经受了时间和政治风暴的考验.巴金曾在文章中说：沈从文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该年9月巴金又去青岛看望沈从文,沈将在青岛大学的那间屋子让给巴金,让他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次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结婚后,邀巴金来家里玩.巴金在沈从文家里又住了两三个月,正是那个时候,巴金写出了他的“爱情三部曲”之一《电》,沈从文则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边城》.但好友之间也有争论,而且争论还相当激烈.沈从文因为巴金写过一篇讽刺周作人的小说而异常生气（沈十分喜欢周作人的作品）,对在日本的巴金多次写信“讨伐”.巴金的回信也毫不客气.然而,他们的争论只是观点和认识的不同而已,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发表长文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并对国内媒体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去世无动于衷表示愤怒.巴金说：“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
沈从文成功了.他的成功甚至超过了很多帮助他、提携他的人.都说文人相轻,那只是对普通的文人来说的,真正的大家,哪一个不是风度和风采并重,才华与雅量共存呢？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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