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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战略须三思而行
华民
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否有利还需要加以理性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有效的对外投资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在贸易面临较高壁垒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加以替代,但是,这需要经历从出口学习到直接投资的演进,否则,这样的替代会产生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在企业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竞争优势包括无形资产、技术专利等,利用这些竞争优势对外投资不会产生沉没成本,但可以带来知识溢价；第三,在可以利用区位优势的情况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这里所说的区位优势主要源于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产生的套利机会.
从以上各点来看,中国今天的对外投资似乎是缺乏理论支持的.经过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多轮谈判,国际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基本拆除,关税也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以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商品贸易就缺乏足够的理由了.更为重要的是,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贸易成本具有通用性,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成本则具有专用性,因此,直接对外投资产生的沉没成本会更高,从而风险会更大.
再从竞争力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并不占据优势,中国企业长期从事加工贸易,缺乏无形资产,所拥有的技术也大都通过学习或引进而获得,所以,并不具有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中国实际拥有的是产能优势.因此,从理论上讲,出口商品要比对外投资更加符合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唯一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企业需要对外直接投资的理由只能是劳动力短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工资率上升.然而这个理由更加难以成立,因为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说错在哪里？
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有关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导致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流量与存量、静态与动态问题,并且严重忽视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有关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以人口老龄化作为依据来加以论证的.但是,这样的论证方法是错的,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流量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双重转型的经济体来说,人口红利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种存量,而不是流量新增劳动力：第一,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工业经济结构转型所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这由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所决定；第二,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所释放的剩余劳动（沉没在国有经济部门的冗员）,即所谓的城市下岗职工.从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1%,那么农村人口占比就是49%,根据去年全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十三五”规划结束的202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比也只能降低到40%左右,比照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平均占比为2%来算,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人口红利的国家？
再从动态的角度来讲,只要中国农村能够有效地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的转型,就可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美国在过去100年里农业劳动生产率差不多提高了1000倍.今天美国有3亿多人口,耕种世界上22%的可耕地,而农村人口只有800万左右.中国的可耕地仅占世界的7%,但是农村人口却高达6亿左右,占总人口的40%以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细碎化的小农经济变成现代大农业,我们将不知道可以释放多大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进入城市工业部门.
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仅来源于农村生产率提高后释放的几乎是“无限可供给的劳动”,而且还来源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剩余劳动,即在体制改革中因为“下岗”而暂时失去工作的人.前者可用农村人口占比来计算,后者则可用劳动参与率来计算.而且这种存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问题是无法通过的失业率统计而显现出来,因此,试图用城市失业率来判断城市还有没有剩余劳动的存在是很不可靠的.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彭希哲教授的计算,中国目前15岁~59岁的劳动人口为70.16%,不仅是历史上的高点,而且也是世界将近193个国家和地区中占比最高的.如果说中国没有人口红利了,那不就等于说世界末日已经到了是一样的吗？由此可见,凡是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人口红利来发展制造业,从而必须通过对外投资到世界去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观点,实际上是犯了未把流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加以区分的错误.
结论是明确的：中国流量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确实已经形成,但是存量人口红利仍在.假如我们据此进行结构调整、盲目提高工资率、迫使（倒逼）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这不仅会丧失中国的比较优势,而且还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因为通过对外投资带来的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就是输出就业,随着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将会趋于减少.
英日的教训和美国的经验
从日本的做法来看,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国内经济来看,伴随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来的便是经济“空心化”,经济空心化不仅减少了政府税收,而且也减少了国内就业机会与全社会工资总额,政府与居民收入的下降,导致了房地产与股票的暴跌,源于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泡沫经济迅速走向破灭,从此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与代际贫困（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参与就业的老年人富有,而在经济走向停滞时期就业的年轻人相对贫穷）；再从离开本土走向国际市场的日本企业来看,由企业员工多国化带来的管理成本的提高、东道国企业低成本模仿造成的核心竞争力的丧失以及与东道国政府较高的协整成本,都会导致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于是日本在海外的企业便先后走上亏损、拍卖乃至破产的道路.
从日本的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无论对于母国经济增长还是对于本国企业发展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如果再遇上没有信用、刻意违约的东道国,还有可能遭遇将外国企业国有化的灭顶之灾.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很难以“走出去”战略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更不可能像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样,试图通过本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来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
假如中国的企业不适合对外投资,那么是否可以由政府来替代呢？回答可能是更糟.在此,我们不妨以英国为例来加以分析.从1700年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出口导向时期,英国借助于纺织工业革命,通过生产制造和出口纺织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家,“日不落”帝国从此崛起；第二个阶段是殖民地扩张阶段,随着殖民扩张而来的是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渐渐地取代工业制造而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三个阶段是海外投资发展阶段,由英国政府牵头在海外殖民地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与港口码头建设等.
其结果便是企业家精神递减,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到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国际商务、再到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工程承包,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日渐泯灭.及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兴起,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均被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收归国有,英国在海外的资产基本清零.
相比之下,美国则要比英国理性的多.基于英国的做法,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革命中、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公司被伊朗革命政府收归国有的沉痛教训,美国基本不对外投资,就连美军在海外的基地基本上都是租用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海外几乎不修一条铁路,也不修一个港口.至于美国的大公司也很少对外直接投资,美国大公司对外合作的主要方法就是“外包”,美国大公司的总部也很少有离开美国本土的.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国家所提供的国际公共品也基本上是制度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最具典型意义的国际公共品就是以联合国作为制度保障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从关贸总协定到WTO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对比英美两国不同的做法与经验教训,我们不难看到,对外投资的风险非常之大,“走出去”必须高度重视风险控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对外投资基本要素的国家来说,促进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发展战略应该是最优的选择.即使要开展对外投资也要首先通过贸易进行“学习”,这里所说的“学习”,就是通过贸易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且还必须满足中国具有领导和组织全球性产业活动的能力这一充分条件.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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