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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
周恩来一生善交朋友.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各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有社会各界名流、专家学者和工商界重要人士,以及过去反对但后来改变立场,愿意与合作,支持主张的人……
福禄居内,刘少奇病魔缠身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 年的4 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 月11 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 月到10 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说,她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 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警卫局副局长、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
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
看完大字报,他说“现在的形势,小好”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食.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 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院、陆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 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虽然,那个时候领导上一再说：“不管怎样,不管是‘红’的‘黑’的,我们只做好我们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谓的“黑”的那里,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压力重重,许多事如何处置,要特别谨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当时刘少奇的生命也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病情反复,抢救起来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黄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觉,要靠安眠药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时候,工作得比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药再去吃饭,吃完饭正好药效上来,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1969 年11 月12 日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 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着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1969 年11 月12 日早晨6 时45 分,刘少奇心脏停止了跳动.
（摘自《文化快报》）
南海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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