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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中的饥饿叙事
王雨田
摘 要：部分合作化小说中的缺粮现象与相关小说中出现的粮食丰收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反差暗示的饥饿现象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相关作品中,并呈现出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中的饥饿现象不一样的表征方式.通过考查部分合作化小说中饥饿现象的特殊表现形态,并将其置于现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可见到某种规律或特点.这对于反思“土改—合作化”叙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合作化小说；私商；饥饿；表达性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11－0097－04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对贫困之必然性对人的支配作用,及其引发的法国大革命作过清晰的阐述①.饥饿作为这种必然性的一种主要现象在现代文学中被大量书写.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它却常常以暧昧、隐晦的方式被表述.虽然饥饿在小说中常常表现得极其节制甚或隐蔽,但我们却不应忽略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可以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饥饿的书写视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叙事考量与正义诉求”②.
一、饥饿的暗示性书写及其历史背景
胡适在给张爱玲的回信中说《秧歌》“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这篇小说中的饥饿作为一种隐喻的形式,其中隐藏的道德伦理冲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依然冲击着莫言等作家的乡土叙事.《秧歌》中的农户金根家能否吃上一碗较为粘稠的白米饭成了需要谨慎处理的大事.饥饿就像拷问人性的巨大魔咒,并成为贯穿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忽隐忽现的线索.与张爱玲不同,此时身在中国大陆的作家无法直接书写饥饿对人性的冲击,但作家们通过对缺粮现象的间接描写却让我们在回顾文学史时看到了被压抑的饥饿叙事.
山药蛋派的束为发表于1955年的小说《缺粮户》,主题是讽刺以中农为首的单干户谎报缺粮,以便骗取国家的援助.但其中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地下粮市的存在.文中缺粮户在谎报粮食缺额时,一般只会心虚地报上10斤、8斤.这种以喜剧化叙述覆盖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山药蛋派的一贯风格.小说开头写道：“今年三月间,我们村里突然出来二十多家缺粮户……这几年,百来户的小村村,多者也不过三户五户缺粮……”缺粮户的急剧增多为什么是“突然”现象,此前这些年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的出现.文中的“突然”提示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对不缺粮的反复解释：“一九五四年,长江中游、淮河流域、华北平原因遭受特大洪水灾害,而农业减产；同时,有其他一些地区丰收.为了以丰补歉,秋收后国家向非灾区超计划多购了大约70亿斤粮食,使一些地方购了‘过头粮’（农民应留的口粮、饲料等留的不足）.有些地方向40%以上的农民购了口粮.”③ 农业合作化的从第二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在农村,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农民的生产资料被进一步集中化,与此同时,反右倾与工业现代化也在推进中.在上述多重因素作用之下的农民心理显然会受到冲击,以忠于农村现实生活著称的山药蛋派作家不可能不知道这对农村产生的影响.《缺粮户》采用了很容易出现“不可靠叙述”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并对“我”与自己儿子之间的关系作了陌生化处理,“我”立即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当“我”暗中发现作为落后分子的儿子同商人身份的老丈人以黑市收购粮食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第二反应是赶紧向党组织反映情况,但却无果.这时的“我”与自己对话道：“我半夜三更满村跑,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工作？” “我”既非干部也非党员,只是一个翻了身的农民,但“我”的内心却已出现“工作”这个概念.“工作”是一个相当现代的词,难以想象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农村会有一个农民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我每天的工作是种地,相反,他更有可能认为种地是命中注定的.“我”之现代工作概念的生成是基于国家工业化的宣传通过政治媒介在“我”大脑中的灌输而成,这在小说结尾再一次以“我”的扪心自问结束.“我图了个什么？不是为了国家快快工业化,用机器种地吗？” “我”对工作的自觉意识使作为农民的“我”成了一个空泛的能指,这样,“我”认为工业化的扩张不会导致缺粮就成了明显的悖论,因为通过“我”对不缺粮的叙述,反而引导出贯穿全文的私商、粮贩子.“我”一方面看到了地下粮食交易现象；另一方面“我”却认为并不缺粮.这种悖论产生的反讽效果让叙述者“我”变得极不可靠.在此,隐含作者悄然越过小说作者,而与小说读者发生了“秘密交流”.
同年,19岁的刘绍棠写出了《运河的桨声》.这篇小说中凶狠的王六老板背后同样暗示的是粮食紧缺现象,他是城里倒卖粮食的私商,并且村干部与富裕中农都曾通过他倒卖粮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因为王六老板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破坏政府法令,被没收了一百多石”.这让他最终决定“反正是跑不了一个死,我为什么不闹个天翻地覆！”如果不是粮食的稀缺,那么以上两位作家不会在同一年都将目光投向了地下粮市的存在,而刘绍棠还对私商采取了相当激烈的描述.这两篇小说创作的节点也正好处在农村大规模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阶段,也就是部分生产资料还存在的私有制状况将被彻底抹除.半年后的1955年年底,刘绍棠在《夏天》里进一步将围绕粮食控制权的争夺激烈化,其中的反面干部形象也从农村延伸到了城市.半年前作为侧影出现在小说中的私商在《夏天》里走向前台,并与富农形成了联盟.他们大肆“套购”粮食,因为“城里居民还没实行评粮……”这说明农村已经开始实行“评粮”.“评粮”一般是指实行粮食配给制.例如,对灾荒中的灾民按户或人口进行配给；对阶级出身不同的人实行有区别的粮食配给.配给制必然是建立在物资匮乏的基础之上.“套购”现象必然是市场对物资匮乏的直接反应.但1956年1月5日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农村市场汇报会议纪要》指出：“现在对私商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也基本上合作化了,农业社要求远途运销,许多国家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农业社和农民愿意高价在自由市场出售,不愿卖给国家……”这说明从单个农民到集体农业社的利益诉求普遍呈现出价高者得的市场自由化趋势.当《运河的桨声》及其续篇《夏天》中的私商从象征了自由市场的城市来到革命的源泉农村,并以极端方式对抗政府时,他们的毁灭象征了私商在国家层面被成功改造.但我们在后来出现的小说中依然可以看到私商的身影.
《夏天》里的阎德海、杜常青,《创业史》里的郭振山,《艳阳天》里的马之悦等人正是勾结私商,破坏“统购统销”的干部.这说明现实中的私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否则浩然就不会在60年代进一步描写农民因为被煽动起来抢粮的现象④,尽管这被转换为受到坏人的蛊惑.
随着私商在政策层面被逐渐改造完毕,恰好这时“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在 “双百”方针提出前露出苗头,1956年文艺界风气上的变化让作为这一主张实践阵地的《人民文学》继数年前刊发了温和土改的争议小说秦兆阳的《改造》后,再次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这次是经秦兆阳之手刊发了部分作家与现实之紧张关系的小说,例如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这篇小说不仅表达了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同情,并进一步揭示出左倾冒进已让农村出现大面积饥饿的征兆.但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白危对“干预生活”的书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对农村生产、生活资料之匮乏现象的直接描写也就成为众矢之的.
二、缺粮现象的争议书写及其成因
1957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登了小说《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这几乎是唯一正面描写合作化进入高级社初始阶段的混乱的作品（《山乡巨变》对入社之初的混乱也有描写,但这个问题被归结到落后干部的消极领导上,并在后来得到合理解决）.在先后出现的3份涉及这篇小说的重要批判中,都认为小说对合作化运动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小说正文开头就用一连串数字对标题进行了强化：“今年一月建庄以来,五百五十五户困难户几乎没有一天不伸手向农庄主席要粮食,更不用提一百二十三户‘五保’户了.”小说开头的快节奏让上述3份重要评论之一认为这“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⑤,这篇评论的作者不仅使用了暧昧的化名,并且在论述的方式上也体现出不同于其他两位评论者的暧昧.他先是强调“经无数材料证明：农村里真正的缺粮困难户是极少数”,但紧接着却连用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好吧,就算由于合作社新成立,困难户可能多些……”“好吧,就算粮食减产,牲口死亡,正如作者所描写,并无半点夸张……”这种先让步再否定的表述反而形成了批判力度由强到弱的递减,这泄露了批评者内心的妥协与胆怯,也暗示了更深的内涵.
白危从“1952年冬起,到河南省国营黄泛区农场深入生活7年……”这篇小说在1956年7月完成初稿,同年12月定稿.同年6月黄泛区农场“多雨,小麦在田间生芽”.黄泛区农场所属的周口地区从“6月2日起全区普降中到大雨……时值小麦收获季节,由于大面积长时间积水,造成水里捞麦,全区受灾面积919.58万亩,小麦损失霉变1.27亿公斤,减产2.498亿公斤.”周口地区到1956年底的耕地面积是1468.3万亩,那么耕地受灾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63%,而该地区从1953年到1959年的粮食产量分别为：244601万斤（1953）,218282万斤（1954）,282264万斤（1955）,231690万斤（1956）,262279万斤（1957）,275951万斤（1958）,218271万斤（1959）.⑥ 以上统计资料显示该地区1956年的粮食产量在这7年间尽管不高,但也不是最低的.不过在同一份统计资料中,周口地区从1953年到1959年的粮食净征购与贡献的数据统计却与上述粮食产量不太搭配,这7年间粮食净征购量分别为：51321万斤（1953）,54357万斤（1954）,71214万斤（1955）,37465万斤（1956）,64468万斤（1957）,92637万斤（1958）,86632万斤（1959）；粮食贡献量分别为：26671万斤（1953）,15179万斤（1954）,52390万斤（1955）,6762万斤（1956）,46350万斤（1957）,54989万斤（1958）,52761万斤（1959）.⑦ 不论是粮食净征购额还是贡献额,该地区在7年间的最低额均出现在1956年,并且,这年上缴国家的粮食总额大幅度落后于上述任意一年,这与该地区在1956年的粮食产量完全不符.如果气候造成了粮食大规模减产,为什么白危不在这篇争议小说中对此进行描述呢？
当我们浏览相关合作化小说,会发现恶劣的气候因素往往是导致粮食减产的唯一重要因素,并作为一种引出阶级矛盾的重要工具出现在相关作品中.例如,《艳阳天》里的东山坞在开篇遭遇的重大自然灾害.如果没有天灾造成的困境,作家并不容易展开阶级矛盾的书写.即使是把叙事时间的开端设置在民国,并将此期作为获取苦难资源的小说（如《创业史》的开头)也会将灾荒的自然气候因素置于所有矛盾的开端.但灾荒的形成因素确实可以被某段时期内特定的政治目的重新阐释.我们已能通过正式的途径获知：“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⑧ 白危的工作农场属于西华县,这里本就是夏季重涝区,据资料记载,当时这里也确实发生了洪涝灾害.即使作者想突出合作化运动的冒进,也并不妨碍他在小说开头加入对自然灾害及其后果的描写片断.但我们在文中看不到一处有关气候引起粮食减产的描写,这实际上是作者将气候因素表达出的“历史必然性”抽离了.这暗示了在将来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切不一定都会如愿以偿.事实上,相关争议作品往往都包含了对 “历史必然性”的某种犹豫.例如,1959年第12期的《火花》杂志发表的小说《于得水的饭碗》（束为）,作者在初版中对合作化运动中“公共食堂”的实践表示了温和的疑虑,这使他不得不在几个月后将小说重新修改发表.
将这篇小说修改前后的版本进行对比会发现,所有的改动都围绕于得水的身份由“中农”变为“赤贫户”来展开.初版中写道：“在北峪村几十户人家当中,没有比他再穷的了.这个名义上早已是个中农,实际上还是个贫农的于得水……”如果身为中农已是村落中最穷的农户,那其它农户不就是富裕中农及以上成分吗？如果中农的实际生活水准只是贫农,那么贫农的实际生存境况呢？回顾相关题材小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村庄里的中农形象从来就不是那么正面.例如,菊咬筋、郭世富、马大炮、弯弯绕、韩百安、焦振丛等人,他们无一不带负面色彩.他们可能对待自己的生活跟贫农一样苛刻,但他们的家底却是公认的相对殷实.他们从来不会被描述成于得水这种名义上的中农、实际上的贫农.束为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说：“‘我们总以为中国农民觉悟高,可是没想到他们还是留恋单干的.’在小说中他是有所保留的……”⑨
将于得水改为“赤贫户”后,小说开始接近当时同类小说的经典模式.初版中没有的坏分子形象出现了,他由伙食管理员刘七扮演.被重构为落后分子的刘七还多了一个帮手.这二人散播公共食堂要解散的谣言,但支部书记李东来站出来坚定地反驳道：“谁说要解散？解散食堂,就是后退.这是方向问题……”虽然初版中公共食堂的停业又开业显得很勉强,但作家在文本中用“停业”延宕了“人民公社”的激进实践,而修改后的公共食堂已转变为打倒右倾的政治象征.正如束为在“大连会议”上说的：农民“精神负担过重,到农村一谈就是吃饱吃不饱……”另据1960年5月下放到北大荒兴华村的李锐回忆：“开始的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⑩
倘若如老社长所说的：“去年受灾,产量比前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既然去年受灾都可以保证粮食的增长率,那老社长为什么还对迟早要来的“共”粮食那么吃惊呢.有研究对“公共食堂”的发源地河南农村进行了考察,指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公共食堂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和‘敞开肚皮吃’的政策.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各地严重吃了过头粮”,其次,“食堂掌握着农民的口粮,农民自己没有支配权,支配权在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手中.干部和炊管人员利用职权克扣、贪污农民的口粮,甚至滥用权力,以不让吃饭作为对农民的惩罚”. 这两个问题在《于得水的饭碗》中以相对隐蔽的形式呈现.针对第1个问题,小说的初版本与修改本都描写了于得水一家8口以“这支队伍”的形式出现在食堂,随后出现了刘七的嘲讽：“好大的肚！不花钱的饭,小心撑破肚啦！饭是大伙儿的,命可是你自己的！”在随后食堂停办的风波中,初版本中的于妻获悉食堂重新开张,开心地说：“人家怎么办咱也怎么办.反正咱也不吃亏.”这句私心颇重的话在修改本中被删除了.第2个问题出现在某天于得水做农活做到很晚,当他去食堂吃饭时却被刘七以一小碗剩饭打发,还遭到责骂.结合当今对“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研究成果来重读小说,可见于得水和刘七的阶级身份已不那么稳固了.作品实际上已将“正—反”两面作为一个整体嵌入了对立的双方,绝对的正面或负面已无法非常稳固地存在于二者自身,这正是任何一部经典合作化小说都无法完全避免的现象.如果《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因为抹去了农村之间的阶级差异性而显得另类,那么《于得水的饭碗》则通过将于得水由中农变为赤贫户而让小说重回正轨.
三、作为“表达性现实”的饥饿叙事及其审美之维
“表达性现实”是黄宗智依据布迪厄与福柯的理论建构出的一种方法,以此分析土改中的规范叙述（“表达性现实”）是如何因其内在的固化而与“客观性现实”分离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裂隙会随着社会实践的激烈程度而加重,最终完全偏离社会现实.这在1966—1976年间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上述二者间的裂隙会逐渐扩大,那么其开端很可能在1946年开始的土改以前就已出现.“表达性现实”是基于占领导地位政党的大规模话语表述及其与农村社会实践的勾联而成立的.这是一种基于“总体主义”而产生的现实,在形成这种现实以前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相对分散的,更偏向于个体叙述的“表达性现实”呢？相应地,如果“表达性现实”可以从总体与个体这两个维度来观察,那么相关小说是否也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体验呢？与十七年合作化小说联系紧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农村题材小说可以部分地回应上述问题.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在左联正式成立前即已通过各种媒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译作,但左翼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饥饿并未建立在单一的革命及阶级斗争背景之下.例如：《为奴隶的母亲》（1930）是对当时贫困农村“典妻”“卖妻”现象的批判,作者并未回避贫苦农民食不果腹的现象；《春蚕》（1932）强调丰收的农人在遭受西方现代工业资本的挤压时不得不承受的苦涩；《一千八百担》（1933）是对乡村宗族内士绅阶层的嘲讽,其中农村饥民最后上演的抢粮大战与30年后的《艳阳天》里意图破坏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带领落后分子抢粮失败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丰收》（1935）不仅描写了基层政权对乡村的剥夺导致农民在丰收的年景也不得不挨饿,更突出了新老两代农民面对压迫时截然不同的态度.以上这些小说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现代中国乡土传统在外力挤压下的变异,作家对饥饿的描写无一不是基于个体的生存体验,这生出各种观念上的碰撞,并让我们从中看到乡村的不同侧面.此时的左翼作家产生了基于作家个体的“表达性现实”.但有研究指出“丰收成灾”是左翼作家在一段时间内的密集描写对象（例如《春蚕》《丰收》《多收了三五斗》等）,而这与现实中的灾荒并不相符.因此,通过丰收来书写饥荒被认为是左翼作家为了确立革命的合法性而进行的革命话语建构.这提醒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前土改”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上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描述的饥饿与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描述的饥饿会因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一致性”的比例大小而呈现不同的饥饿现象.尽管左翼作家出于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客观性现实”,但小说的特质之一就是虚构,并且,左翼作家显然没有回避一些人类个体最自然的身心反应,对人物的大量心理描写及其延伸出的彷徨无助将虚构与现实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这就建立起以作家主体为核心的相对分散的“表达性现实”.这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土改小说中依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以微弱的方式存在着,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围绕缺粮现象的书写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出现的那些明显裂隙,这形成了一种带有内在逻辑矛盾的审美效果.但“表达性现实”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被收拢于“总体主义”之下,并最终在文学中以最极端的形式反映在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里.有研究者指出浩然在以上作品中“以不断加剧自己的创作危机的方式,圆满实现他的宏大作家梦”,这说明浩然比任何同时期作家都坚决地贯彻了外部规范的要求,但我们依然发现被评论认为极端偏离“客观性真实”的《艳阳天》中始终存在着无法完全抹除的裂隙,浩然只能尽力以反自然的方式将其拉近,但这却很容易产生比裂隙更明显的反讽效果（例如《艳阳天》中无粮可吃的马老四坚决要求不麻烦国家）.这种固守于文本之内的矛盾集中反映在那些时刻受到公与私拉扯的人物身上.
几乎所有的经典合作化小说都会遇到如何书写饥饿的问题.作为矛盾个体的中农在推进故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关于粮食的争议性问题都离不开突显中农的私心.按土改各阶段的相关政策,中农一直是革命主体团结的对象.但部分相关历史研究指出中农的生存空间在土改运动中就已变得很小.具体到相关小说里,他们一般有少量物资积累,这让他们成为被反复批判的对象.作为农村社会中产阶级的中农时刻感受到饥饿的侵袭后,整个社会的心理都会受到冲击.通过这些作品中饥饿现象的表征,十七年文学呈现出被遮蔽的侧影.
注释:
①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② 张均：《小说〈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③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④ 浩然：《艳阳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777页.
⑤ 樵渔：《秦兆阳眼中的农村》,《人民文学》1958年第3期.
⑥⑦ 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农业厅编：《建国三十年河南省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第8册《周口地区》）,湖北浠水印刷厂1981年版,第3、15页.
⑧ 党史研究室、档案馆编：《党史资料》第77辑,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⑨ 崔洪勋主编：《山西作家群评传》,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⑩ 李锐：《九九感怀》,《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贾艳敏：《“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赖英晓：《饥饿叙事的意识形态建构——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节点为例》,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6—30页.
张志平：《建构和迷恋表达性现实——浩然小说的真实性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作者简介：王雨田,男,1985年生,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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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校合作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