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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川：考古新发现和中国艺术史的再认识（一）
编按：本次讲座主持为南京艺术学院谢建民先生、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安源先生,主讲人为苏州大学校博物馆馆长、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朋川先生.
我这一辈子老在改行,所以很难概括出一个称号.我在58岁的时候改行当了老师,现在教龄是十五年（笑声）,在座的有的老师可能教龄比我还长.最早我是想当画家,于是学了九年画,后来被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就做了一个考古工作者.虽然我没学过考古,但是45岁就评了文博的正研究员,当时全国文博界只有两个人在45岁评上了正研究员,我属于破格评选的.在那之后我做了博物馆的业务领导,最后58岁当了老师.由此很难说我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我是从士兵干到将军,从实际上升到理论的,这是我和别人所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我曾经代表国家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出土文物展览.在日本奈良参加的“大丝绸之路”文物展中,一共有14个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我是中国随展组的组长；在美国的“帝王陵墓”展中,也是参加随展组巡展的；后来我也在考古第一线,主持过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比如这一件“东汉铜奔马”：它俗称叫“马踏飞燕 ”（图1）,也有人叫“铜奔马”,我第一次参加考古工作就遇到了国宝,大概是因为我的运气比较好,这十几年中凡是我参加的考古工作,都会发掘出国宝（笑声）,因此就和考古结下缘了,可以说我是从考古一线走出来的.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其中类型学就是针对微观事物的,所以我最早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微观研究的基础.比如说南京艺术学院有文物鉴赏与修复这个专业,那么古器物鉴定就是一个非常微观的方面.每个人的学习路子不一样,我总结自己这一生走的道路,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也是从微观走向宏观的.另外,我觉得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第一,古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有一个面向海洋的辽阔的大陆；第二,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文明,是有一个传承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有过若干个小的断层,但总的脉络是传承下来的.这两点是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相比的,而我们现在对古代中国的了解,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方面,很多东西可能还在地下,将来还会有许多新的发现.这样说来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对我们的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是中国古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源流问题,它的时间坐标随着发掘研究的进展,不断地更新而改变.过去中国发现最早的人类遗迹是在北京周口店.1921年,当时北洋政府聘瑞典人安特生作为地质顾问,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北京人.我上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中国最早的人是北京人,距今40万年到60万年.后来,我们的历史课本将此往前提了,云南的元谋人距现在170万年；但是现在我们又有了最新的考古成果：2001年在河北阳原的马圈沟遗址,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人类生活遗存,这就是将中国古人类的产生又往前提了.在这个旧石器遗址中,用的生产工具是打制石器,最主要的品种是刮削器,这（图2）是马圈湾遗址出土的刮削器 ,它是我去年在河北博物院拍回来的照片.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古人类从刮削器又发展出两种工具：尖状器和砍砸器.这就形成了我们中国生产工具三个主要的系统：一是尖状器,尖状器是以它面上的一个点,即将尖状来作为使用功能的着力点；二是刮削器,它像一个刀片,是线状的切割；三是砍砸器,是利用它的一个面来打东西.这样来看,虽然是最简单的原始生产工具,却包括了点、线、面这三个方面的使用功能,造就了我们继续发展出各类生产工具.比如说尖状器中,小的尖状器后来发展成了箭,大的发展成矛；刮削器后来发展成了石刀等一类切割工具；砍砸器发展为石斧、斧头等.我们现在看这三类石器很简单,但是却形成了中国自身的一个工具系统,而它与外国有所区别.我们来举个例子,中国古代的武器,吴国的戈,方向是由上往下砸（比划：双手前后握戈,举过肩,由上往下挥）,而外国的武器是往前刺的,这就说明中国的武器的使用与外国不一样.
第二个坐标的改变发生在2009年,是有关陶器的产生的时间问题.北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联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这样的陶圜底罐碎片（ 图3）.经检测,它的年代为两万年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这个发现被评为当时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如此一来,我们陶瓷史的发展源流就要重新加以考虑和认识.
第三是中国彩陶起源的时间.我们知道,距今7千年到8千年时,中国的制陶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内的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彩陶世界.最早的考古活动是在两河流域开展的,当时的两河流域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距今8千年.我在秦安大地湾工作了6年,最后在仰韶文化地层下面发现了大地湾文化,还发现了彩陶（ 图4）.大地湾的彩陶上面有红色宽彩带纹饰,经过C14测定得出的年代为距今约8千年,这就说明中国的彩陶与两河流域的彩陶年代一样早.而且我们的彩陶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三足鼎的样式.如果说古代中国有哪一种器物延续的时间最长,那就是鼎形器.它一直被使用到现在,许多大学,也许包括我们南艺,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南艺校门内这样的鼎？（同学们：有！）从8千年前到现在,一种器物的使用延续了这么久,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种器物.这是我们发现的北方最早的彩陶,但是没想到就在前几年,杭州萧山区跨湖桥又发现了彩陶（ 图5）,而且也是8千年前的.刚得知时我不信,思考它会不会是彩绘陶,因为南方有漆树,有可能是漆画在陶器上面.后来我亲自去了跨湖桥的遗址进行考察,看了以后发现,这件陶片是夹碳的,上面有红色陶衣,又用白色画了太阳,这里的彩陶普遍都像这样加了白色和红色的化妆土.彩陶的陶质是夹碳陶,因为南方是腐植土,烧后其中的植物纤维就成了碳化的物质,这样的陶质如果直接去画彩陶的话会不好看,于是加了化妆土.好比一个人脸上长了雀斑,她就涂了很多,去掩盖她的雀斑,所以南方的一些陶器或者瓷器,都要加一层化妆土.比如我们的婺州窑、早期的越窑等,也都使用了化妆土,这跟当地陶土的质地有关.综上,现在不仅北方有8千年前的彩陶,南方也有了,这是考古的新发现.
在中国的史前遗址,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已经显示出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框架、榫卯嵌接的特点.这是我们最早的1万年前徐水的屋中的木构件（ 图6）,它有一个方形卯的孔；这是我们宁波余姚河姆渡的将近7千年的榫卯结构的建筑（ 图7）,这个木构框架和榫卯结构是我们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世界建筑有三大流派：一是埃及,希腊罗马的石构建筑,再有是两河流域的砖构建筑,第三就是中国的木构建筑.中国的木构建筑是以榫卯结构为特点,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房屋建造样式和居住空间,这些居住空间又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具样式,以及艺术品的展示空间.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艺术史,首先要从建筑开始,否则都会是局部的研究,到不了宏观的地步.中国的建筑也分为三大流派：一个是北方的木骨泥墙；二是南方的干阑式建筑（ 图8）,现在西双版纳还保留这种建筑；还有游牧民族的流动的毡包式建筑.
我们喜欢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而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只有三千年.他们认为文明有几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成熟文字的出现,但我们现在成熟的文字出现只有上世纪二十年代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而这些文字也只记载了商王世系的历史.目前我们一直在说夏、商、周,但是外国人不承认我们有夏代,因为我们拿不出夏代确凿的实物证据.因此,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工程,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花了很大力气,但是考古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足以定论的成果.我发掘过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据推断应有夏代的存在,夏代考古它正处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能够向世界证明夏代的程度.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考古发现都说明应该是有夏代的：我们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 图9）,严格来讲,它们主要是用于祭祀,应该叫青铜祭器,距现在3200年,相当于夏代.其中一类重要的器物就是鼎,可以它说是中国最早的铜鼎,与后来的鼎有很大不同：它的足部是中空的.这类铜鼎的前身是陶鼎,是从陶鼎发展为铜鼎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爵（ 图10）是三条腿的,现在很多考古书和电影上都表达错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温酒器.凡是有三条腿的器物,下面都是要架火的.大家想如果这是一个饮酒器,这么长一个管子,需要头仰很高才能将酒倒入口；再说喝酒为什么不直接喝,而是要通过一个细长的管子才进入嘴中呢？这样肯定是错误的.爵口一头的长管是注,将温好的酒注入饮器中.
二里头遗址处于洛阳西边,我们在偃师发现了宫殿的遗址 (图11、12 ) ：它的宫殿包括地基、殿堂,旁边有走廊,当中有庭院,而且还有大门,这开创了中国古代建筑形制的先河.二里头的还发现了长方形的宫城,面积有10.8万平方米,这意味着二里头时期出现了城市,而城市的出现也是我们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 （图13）.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绿松石的作坊,里面有几千块绿松石.中国在哪里产出绿松石呢？我们江苏省没有,很多城市是不产绿松石的,它的主要产地在湖北的武当山,在秦岭南麓的郧县、房县一带,这种绿松石的硬度在摩氏6,而河南基本没有绿松石的.所以二里头的时候,古人是把绿松石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儿,还加工成了装饰品.这是一件长约20多公分的大型龙形器 (图14) ：这是把几千块绿松石磨成方片儿,再将它们镶嵌在一起,如果没有专业的高层次手工业者,单纯靠个体劳动是无法做成这样的.这些都证明了夏代时候,已有高端统治者役使的大量的专业手工业者,社会已经具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
商王朝时期的国家结构有了新的布局,中间是一个王朝,四方由若干个方国构成.据说商代时有三千方国,西周时候是八百方国,到了东周春秋时候变成了十几个国家,战国时候成了七个国家,最后秦统一了中国,我们中国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在商代早期出现的方鼎 （图15）.我当时请教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青铜工艺的专家：做一个圆鼎要容易得多,而制作铜方鼎在工艺上要复杂得多.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重器做成方形而不是圆的.郑州的商城考古工程里出土了这样一对铜方鼎,叫杜陵方鼎,尺寸很大,有1米高,并且一对鼎具有相同的重量级,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制铜工艺的精确性.这件器物四面都是兽面纹,四足也装饰了兽面纹,一共是八个兽面纹,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方鼎上饰兽面纹,是为了让威慑四面八方的方国,所以要把大铜鼎不惜工本地做成方的形制.所以对于被称为“饕餮纹”的兽面纹纹饰,我们有了新的解释.再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殷墟的继续发掘中,最重要的就是妇好墓的发掘,妇好墓出土了400多件重要的铜器.妇好是商王的一个重要妃子,她能带兵打仗,是女中豪杰,她死后墓葬规格很高,这是她的墓中出土的几件青铜器物（图16 、17 、18）.这件钺（ 图18）上有一对老虎,虎口中含着人头.在商代的其他方国中,都出现过很多艺术水准很高的铜器.我们的另外一个方国,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的蜀国——三星堆,这里的考古发现令全世界为之震惊.当时出现的铜立人（ 图19）,高度是2.62米,当时包括中原商王朝在内,全世界都没有像这样高大的青铜人像.然而四川三星堆古国和独特的青铜立人,在史书资料中竟然完全没有记载,并且出土的大批铜面具（ 图20）、铜人（ 图21）等都非常令人震惊.除了四川三星堆,长江中游一些地区商晚期的青铜器也很发达.这是江西新干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这件铜虎（ 图22）长53.6厘米,是大型的青铜兽形雕塑.这里出土的鼎（ 图23）在耳上都有一对铜老虎,说明这个方国存在着虎崇拜.
大家对这件器物肯定很熟悉,它现在是国家博物馆的重器——四羊方尊 （图24）,出土于湖南宁乡.另外一件是虎食人卣（ 图25）,当时出土了一对,现在一件在法国巴黎,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湖南宁乡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它们的精美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原地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江西和湖南有铜矿,而中原地区没有铜矿,在商代晚期王权衰落以后,南方拥有铜资源的方国也自己铸造铜器.
到了商代晚期,各个方国的艺术都开始逐渐发展,如果没有这一段时期蓬勃的发展,就没有后来的楚文化、蜀文化,这时候许多的考古成果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将“青铜器”叫做“青铜礼器”？我想应该从周始.书上把很多古代器物叫作礼器,甚至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黑陶也叫礼器,这是不对的,因为周代时候才形成了礼制,比如天子是九鼎,诸侯是七鼎,大夫是五鼎,因此只可以把周代的青铜器叫做礼器,这是我们的新认识.到了战国时候,冶铜技术、装饰艺术又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过去认为中国青铜艺术的高峰是在商周,现在的新看法是在战国时候.战国的青铜艺术远远超过了商和西周,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中山王墓出土的器物：这是四条龙和四只凤相互缠绕 （图26）,上面原来是一个漆案,后来漆案坏掉了；这是一个错银的翼兽 （图27）；这件虎食鹿卣（图28）是错金银的.这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 图29）,它的尺寸很大,底下是一个尊盘,有专家是认为它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尊盘上的纹样非常精细,称得上是玲珑剔透,我们现在可以叫做精密铸造.另外这套编钟（ 图30）也很有名,每一个钟的声音都不一样,这也说明了制造铜器的精密程度.这件青铜器（ 图31）形状很特别,我在上课时拿这件器物考过我的学生,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卖关子了,告诉大家这是“冰箱”.把这个盖子打开,中间是个罐子,里面用来放酒,周围有空间可以放冰块,再把盖子盖上用以保温,这就是冰鉴,是古代的“冰箱”.这件是晋国的青铜器,是晋侯墓地出的铜鸟尊 （图32）,我刚从山西回来,这是拍的照片.从这些器物就可以看出,青铜艺术的高峰不在商周,而是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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