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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中的同志概念
“同志”成为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比对选择的过程.
“同志”概念的形成
在中国成立之前,党的早期领导人曾用“兄弟”代指具有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怀的朋友和学会会员.
1920年8月,在蔡和森写给的信中,以及同年12月的回信中,都以“兄弟”之称,代指为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同盟者.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信中,称“和森兄子昇兄”.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称“和森兄”“弟”.
在中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亦曾多用“先生”一词互相称谓.1920年6月2日,向警予在给彭璜、的信中,称“彭璜、先生”. 李达在《陈独秀与新思想》中,曾四次称“陈独秀先生”.1921年9月29日,在致杨钟健的信中,也曾用“先生”指代革命的群体.
中国党内广泛使用“同志”一词始于1923年.
1923年11月,王尽美在《山东国动和劳动运动发展情况》中称党内人士为“同志”.1925年8月,王尽美在遗嘱中写道：“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在国共合作推动革命进展的背景下,1925年1月19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在柏林给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一封信中曾用“同志”一词指代“革命党人”.信中说：“我现时东归,与诸同志暂别了……”1926年,时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中国史的发展（提纲）——中国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51次提到“同志”一词.同年,王若飞在“六大”的报告发言中,也大量使用“同志”一词,仅发言记录稿第三问题A部分的节选就使用了13次.
“同志”的政治属性
中国人在革命斗争中对“同志”称谓的使用,多体现的是这一概念的政治属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话语.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同志”一词的使用,表明了中国人强烈的革命情怀和特定的“主义追求”.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亦曾以“同志”称呼国民党党员.赵世炎在《国民党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使命》中呼吁：“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十分明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1927年国共合作走向破裂,中国人对国民党内同情革命、在统战工作中需要联合的人仍称呼“同志”,对反革命者则不再以“同志”相称.
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紧急会议在汉口举行（史称“八七会议”）,与国民党划清了界限,国共两党党内互称“同志”的称谓至此结束.
蔡和森明确指出：“星期评论社,此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国民党的首领或反革命派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团结国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御外侮,成为时代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对统战工作中需要联系的对象以“先生”相称.在与国民党要员进行通信时,皆恢复为以“先生”之称代.到1930年代,致杜斌丞的信中,称“斌丞先生”,将杨虎城称之为“先生”,把我们党内的成员张文彬称之为“同志”,区别“同志”和“先生”使用的语境已然清晰.
党内互称“同志”成政治规矩
党内互称“同志”是党内生活的一贯要求和政治规矩.1921年7月,“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党内文件中仍以“同志”来称呼.曾明确指出：“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当“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
为了确保形成平等的党内同志关系,1965年12月,专门就党内称呼问题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全会重申了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说：“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
（摘自《党的文献》马明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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