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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习仲勋
出席工作会议
1978年10月,广东省委接到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对这次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希望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这些要求,尽管只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已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直到11月8日,汇报提纲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最后
定稿.
11月9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分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以及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军,乘飞机赴京参加工作会议.
10日,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习仲勋、王全国等被安排在中南组.
10日下午4时,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开幕会.主席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讨论《关于加强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勋联系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13日下午4时,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习仲勋和与会者听取了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稿所作的说明.纪登奎共讲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
会议最后,讲话,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从今天开始,用六天的时间,讨论三个文件.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对这几个文件提出修改意见.
从11月14日开始,习仲勋参加中南组关于农业问题文件的讨论.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纪登奎主持起草的这两个文件.习仲勋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他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习仲勋在当天下午的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不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得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习仲勋在发言中,大胆提出对“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质疑,认为有些地方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这可谓一针见血.
16日上午,习仲勋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直言：现在农业问题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他认为：《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他一方面肯定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这十多年来林彪、“”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他建议：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对农业的破坏,拨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习仲勋赞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习仲勋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首先,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制订好规划,特别要狠抓薄弱环节,把畜牧业、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争取尽快作出成效,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作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农业要大干快上,主要的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实行“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个大政策,并且写进了新宪法,要坚决照办,不能朝令夕改.关于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负担,对此已有专门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四是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习仲勋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
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
按照统一布置,从11月19日开始,各组由召集人牵头,分别组成修改小组,开始修改两个农业文件.各组经过反复修改、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起草了对两个农业文件的书面修改意见.
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政治局五位常委听取了各组召集人关于讨论两个农业文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11月22日,各组传达了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后,又分别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讨论,先后写出书面修改意见,并改写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直到11月25日上午,这项议程才暂告一段落.
工作会议期间,为了开阔与会者的视野,借鉴有益的经验,经邓颖超向李先念建议,李先念同意并报同意,于11月23日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四份材料.这些材料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
会议印发的这四份材料,特别是关于“四小龙”的资料,无疑让习仲勋等与会者开阔了眼界,也打开了思路.不少与会者看后提议：要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
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中,结合广东具体实际,谈到如何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问题.他介绍说,根据的指示,广东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金额3350万美元.积极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习仲勋建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习仲勋指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东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兴办华侨学校等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修建快速公路等.习仲勋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研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资金统一筹措,单独核算,计划安排,合理使用.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习仲勋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谈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并举,发挥广东优势,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给地方更大自主权,吸收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广东与港澳经济合作,以及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习仲勋关于广东如何大干快上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成.
会议期间,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提出了“两大政策”,其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生产队,一部分职工、社员先好起来,先富起来.其二是“权力下放”.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在讲话中提出的两大政策,使与会的习仲勋和王全国、薛光军“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提高,长期反思探索的问题在认识上取得了大的飞跃”.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系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
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在11月25日下午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勋和与会代表对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27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在提到其错误时的措辞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的情况,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得很革命,把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仍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据此,习仲勋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12月3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政治局委员和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还宣读了习仲勋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和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29人中有24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设立秘书长的建议.
12月10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为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勋等九位同志补选为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勋在11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政治局、常委真正考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出任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12月9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他们提出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甄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对各方面人的政策.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从政治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
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两年多来,“”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
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也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他们认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存在着不少弊病,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
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12月13日下午,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成为闭幕会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后来,被称之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习仲勋等人听后感到兴奋不已.12月15日,会议结束.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叶剑英高度赞扬习仲勋
在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据曾经参加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的同志回忆：在工作会议开始以后,“11月15日,找我到他家中,提出要为和叶剑英各起草一篇讲话稿,内容有所分工：邓讲重点转移,叶讲分清是非”.主要讲解放思想,重点转移问题.叶剑英着重强调社会主义与法制建设问题.
闭幕会上,叶剑英在谈到领导干部发扬时,高度赞扬了习仲勋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叶剑英指出：“一个领导干部,要能发扬,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的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同志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讲到这里,叶剑英强调：“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极为罕见.叶剑英所举的习仲勋自我批评的例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给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用词尖锐,言语辛辣.他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信中列举习仲勋前些日子在惠阳地区调查时,对惠州地区治水两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评价过高,不符合事实,说习仲勋“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
麦子灿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在这封来信的结尾,还不忘“激将”一下习仲勋：“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给麦子灿写了回信,回信礼貌而诚恳：“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麦子灿的意见,习仲勋还委托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
习仲勋不但给麦子灿写了回信,诚恳地接受他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自曝来信.为了活跃党内生活,进一步把党内空气发扬起来,习仲勋同省委常委研究后,两天后又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广东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1978年11月8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了《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
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在《南方日报》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习仲勋同志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使群众增强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只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真正这样去做,充分发扬,活跃党内生活,各项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阳地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勋和麦子灿的信,对照检查了在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习仲勋处理麦子灿批评信的报道,在全国引起更大的反响.
据当年为叶剑英起草讲话稿的叶向真回忆,当时她为父亲起草的讲话稿初稿上并没有习仲勋给麦子灿写回信这个例子,这一段是叶帅定稿的时候自己添加的.叶向真说：“爸爸的这篇讲话的主要精神,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扬,认真实行集中制,那么发扬的前提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习仲勋同志恰恰是勇于自我批评和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叶剑英在工作会议讲话稿中特意加上习仲勋给麦子灿写回信,此举旨在号召领导干部要以习仲勋为榜样,充分发扬,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传承和弘扬党的群众路线、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切实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年为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稿的于光远,生前回忆叶帅的这篇重要讲话时感慨地说：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党的文献中对于发扬这件事讲得如此透彻的.习仲勋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习仲勋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在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
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1日,在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对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12月18日晚8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22日晚7时30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政治局和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委员.
习仲勋在中南组作了发言.他热烈拥护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拥护党的指导思想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根本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工作会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
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他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编辑?杨琳）
作者：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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