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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明的中文图书卡片目录计划与其历史影响

摘 要 文章梳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创制、发展和推广中文图书卡片目录的历史,包括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法与中文卡片目录的创制及其与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印制中文卡片目录计划,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印刷计划,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研究图书馆协会中国合作采购与合作编印卡片目录计划,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再版计划.文章高度评价裘开明在推动美国东亚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与卡片目录发展中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 裘开明 中文图书卡片目录计划 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

引用本文格式 王蕾. 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明的中文图书卡片目录计划及其历史影响[J].图书馆论坛,2017(12):44-53.

A Study on the Project of Printed Cards for Chinese Books Organized by Alfred K’aiming Ch’iu and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WANG Lei

Abstract Alfred K’aiming Ch’iu,the famous expert in American East Asian Libraries, is the first Libraria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HYI)for thirty-eight years since he founded the library in 1928.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catalogue cards project for Chinese books,which was sponsored by Alfred K’aiming Ch’iu,including the creation of cataloging system of Chinese books and Chinese catalogue card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brary of HYI,the co-printing project of Chinese car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YI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lassified Book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printed card project for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YI,the cooperative purchasing program of war-time Chinese publications from Chungking sponsored by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and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and the Card Reproduction Project and Cooperative Cataloging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is paper objectively evaluates and affirms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Alfred K’aiming Ch’iu.

Keywords Alfred K’aiming Ch’iu;Project of Printed Cards for Chinese Book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裘开明(Alfred K’aiming Ch’iu,1898- 1977),字誾辉,1898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1912年就读于湖南长沙美国圣公会学校——湘雅中学(St. James Middle School),1915年被美国圣公会推荐免费就读于文华中学.1918年被推荐免费攻读武昌文华大学文科,1920年改修图书馆学,师从“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192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成为中国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后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24年前往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25年考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继续完成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一年实习课程,1927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汉和文库主管(the Custodia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1929年汉和文库自哈佛学院图书馆迁出,与哈佛燕京学社合署办公,更名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the Librarian of 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下文对1965年前史实统一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表述),裘开明任馆长.1965年退休,担任馆长38年,将之发展成为西方最大的东亚图书馆.1965年创办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1966年创办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77年11月逝世于美国剑桥[1]1.

  裘开明终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被美国图书馆界和学术界誉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之领袖”(the Dean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和“西方汉学研究的引路人”[1]1.著名华美图书馆学家钱存训认为裘开明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1)领导哈佛燕京图书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全力搜购珍贵中文古籍和各类新书;(2)针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的内容与特色,结合中国传统分类理论方法和西方现代图书分类法,编制《汉和图书分类法》,成为当时西方图书馆对东亚语文图书普遍采用的分类法;(3)在他主持下,哈佛燕京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合作,率先开展以卡片目录取代中国传统的书本式目录的活动,吸取西文图书编目思想,著录与西文相同的项目,并加注罗马字拼音、按字母顺序排列,促使中西文图书目录的统一.此外,他还以卡片目录为基础编印书本目录,创造卡片式书本目录的典范[2]序言1-2.

  长期以来裘开明在卡片目录方面的贡献及其在欧美东亚图书馆界推广使用卡片目录的历史未得到系统梳理.为此,笔者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档案,对裘开明创制、发展和推广中文图书卡片目录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其历史贡献.

1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法与中文卡片目录的创制

1927年裘开明担任哈佛大学汉和文库主管,1929年留任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其时他面临的最大专业技术问题是中文和日文图书的分类编目问题.

  就图书分类而言,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普遍使用四部分类法,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兴起,四部分类法无法适应新学图书的编目需求.其时美国普遍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因为学科的差异,这些图书分类法只适合欧美图书的分类,并不适用于中文图书的分类.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补杜”“改杜”“仿杜”的中国现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裘开明亦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结合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于1930年创制汉和图书分类法,其后该分类法成为20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普遍采用的图书分类法.

就图书编目而言,20世纪图书馆目录的最大革新是从书本式目录向卡片目录转变.19世纪末,美国图书馆界开始普遍使用卡片目录,且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为圭臬,形成比较一致的编目规则.中国图书馆过去习惯采用书本式目录,1912年后开始引进美国卡片目录,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逐渐普及[3]175.那时的卡片目录均为手写,卡片的著录项目(如书名、作者、分类主题、排架号)都不同,著录项目、种类和格式没有统一规范.因为中文与英文的文字差别,裘开明既无法沿袭哈佛大学图书馆编目规则进行中文图书编目,又无适合的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借用,于是自创一套中文图书编目规则.

  裘开明认为,中国传统书目体例可分为解题、薄录与考订三种流派,源流有别,承袭有制,然各有优劣利弊.解题派“以条叙学术派别,论断群书得失为主旨”,书之内容与价值揭示值得肯定,然书目冗繁,论断难免偏颇.薄录派“谨记甲乙部次,只标图书名目”,简洁有余,于书之内容揭示不足.考订派“专究版本之先后,钞校之精粗,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篇第之多寡,行字之数目,行幅之疏密,装缀之优劣”,这种重视版本优劣、真伪、源流的鉴别考证方法对内容价值的评品不足.三种流派均不适用于现代图书馆编目.裘开明认为:“盖现今之图书馆,应付群众使用,几至供不应求.编目者势难得先儒之宽闲,作正确之解题,精密之考订.然书目为用,在因目寻书.是每书亦不得不有相当之节述,使未睹书仅见目者,略知其内容与形式,故书目之体例及其详略,应如何为适当,实为今日图书馆编目亟待解决之一问题.”[4]1-3

  美国普遍采用的编目规则虽然可“因目寻书”“应付群众使用”,但因文字殊异,中文和日文编目须完全采用罗马拼音而不用汉字,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文和日文图书的编目.在裘开明看来:(1)图书馆编目的对象是书籍,书籍编目必须使用与书籍内容相一致的语言,原因之一在于使用书籍的读者多半懂得书籍内容所使用的语言,任何偏离这一原则的做法必然会增加编目的成本.(2)如果有关书籍作者、题名、版本、出版项、版式等信息完全以罗马拼音或英语著录于卡片,那么卡片仍然无法识别该书是中文还是日文.只有增加与书籍内容一致的语言,才能清晰地描述书籍[5]191-192.(3)如果完全以罗马拼音描述或以混合形式描述书籍,人名和翻译混合著录于一起,将使卡片目录信息显得混乱而不和谐.

  基于以上因素,裘开明“参酌吾国固有书目学之载籍,诸家书目史志艺文之体例,及西洋编目法之著作,将中国旧籍编目诸难点,如考著者、定书名、审版本、纪图卷、示内容等,讨究折衷,以求解决”[4]1-3.1928-1929年,裘开明研制了中西结合、古今一体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编目规则,形成长达138页的编目手册,内容包括编制字典式目录的完整程序和细节,以及各类卡片的规范格式.其显著特点是:以纯中文、日文来著录馆藏中日文书籍,而将作者与题名的罗马拼音著录于卡片的底部.这一做法可突出图书原有的语言文字,使著录的目录信息与图书保持一致,便于读者使用;同时在卡片目录的排检上又可以兼顾汉字排检和罗马拼音排检的多重需要,提供多种检索途径.

  在完成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编目规则的基础上,裘开明于1931年编撰出版《中国图书编目法》,提出系统的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与方法[3]目录,具体为:(1)目录卡片的著录项目:书名、著者、版本、图卷、细目、附注;(2)目录卡片的种类:书名卡片、著者卡片、注释校等目录卡片、标题目录卡片、分析目录卡片、丛书目录卡片、特殊图书目录卡片、目录卡片索引等;(3)目录的种类:字典式目录、书架目录、分类目录;(4)目录排列法.每种目录卡片之后均“附图数幅,表明行款.末附目录片之印法,及编目参考书举要,聊备编目实际之用”[4]目录.

  裘开明还将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应用于目录排列,并推介到北美图书馆界.“斯法之立足于国外,实自裘君以之排列美国哈佛大学之汉文图书目片始.”[4]序王云五在《中国图书编目法》序中提到:“中国图书编目法,向鲜有专书.裘开明先生,遂于图书馆之学,本其研究心得,与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任职之经验,笔之于书,蔚然成一家言,洵足以应现在之需要而补其缺憾.”“书中对于目录片之内容,规定其应载事项;目录片之形式,列举其写法;而于目录之种类及排列,亦言之不厌求群;并多为实例,以示规范.学者奉为圭臬,则于中国图书编目之具体方法,思过半矣.”[4]序

  裘开明在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时起草了印制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计划.鉴于手写卡片目录人工成本较高且效率较低,裘开明创建了以Ditto复制主单元卡片的中日文卡片目录编制方法.

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汉和文库从1927年开始实施中日文卡片目录的“单元卡”(unit card)制度,通过Ditto复制技术对主卡(master unit card)进行复制.这种单元卡制仅需编制一张描述全部书目信息的主单元目录卡片,然后根据需要复制若干张卡片即可生成不同类型的卡片目录,从而取代过去同一种书籍需要手写4-5张不同形式卡片的状况.因为当时图书馆界对卡片目录的需求有限,如果采用一般的印刷方法印制卡片目录,显然不够经济,而Ditto复制法节约时间、成本,具有一般印刷方法无法代替的优势,因此这种用机器快速复制卡片的方法迅速被中美中文图书馆广泛接受和采用.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接收了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所有的中日文藏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和采用机械复制中文书单元目录卡片方法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对大量复制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汉和图书馆为中日文藏书的不同目录建立了完善的体系,包括:(1)书名和作者目录,作者包括团体和个人(含编辑者、汇编者、注释者、翻译者等),按汉字的罗马拼音排列;(2)书名和作者目录按照汉字结构排列(王氏四角号码法);(3)分类主题目录,包括中日文丛书的分析目录;(4)排架目录,卡片目录按照图书馆藏书在书架上的位置排列.建立这样一个完善的卡片目录体系,每本书至少需要7或8张卡片.

  裘开明不仅将中文图书编目法和卡片目录技术应用于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而且还将其应用于为哈佛大学相关院系及其周边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为哈佛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Peabody博物馆、福格(Fogg)艺术博物馆等提供中文图书编目卡片.裘开明并不满足于中文图书编目法和中文卡片目录在一馆一地的应用,着眼于在欧美东亚图书馆的普遍推广使用,于是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卡片目录计划.

2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印制中文卡片目录计划

  1929年4月,洪业与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在其起草的《哈佛燕京学社备忘录》中提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有关设立联系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目处(Bibliographical Bureau)的建议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编印目录卡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1年,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需到河北开展一年的农村社会调查,经哈佛燕京学社批准,裘开明馆长与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田洪都交换任职,各自代理对方图书馆馆长一年.因此,两人协商达成联合翻印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目录卡片的合作协议.田洪都在代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期间,根据裘开明的意见草拟了《关于在哈佛和燕京印制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馆藏中日文图书目录卡片的计划》,阐述计划的必要性、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和程序,以及预算等,每种图书需要10张卡片,两馆每种图书共需20张卡片,成本总计约5250美元.针对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使用Ditto复制技术印制目录卡片存在字迹不够清晰持久的缺点,田洪都建议改为平版印刷或活字印刷,在中国印刷卡片.因为中国人力资源成本较低,所缺活字可现场补齐,还可利用中国其他图书馆的书目,并可向中国其他图书馆提供目录卡片服务.

  田洪都的建议大概源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尝试.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经理王云五推动下开始出版《万有文库》,第一辑收录著作1010种2000册,统一开本出版.1930年初,在第一辑《万有文库》出版的同时,印制一套3000张的印刷目录卡片,随书赠送.虽然这些书的分类和编目还有改进空间,且卡片形式遭到批评,但作为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它证明印刷中文目录卡片是可行的.遗憾的是,因为印刷卡片目录的成本较高,商务印书馆没有为其他的出版物继续印刷目录卡片.尽管如此,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印刷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先河.

  图书馆印刷卡片目录并非商业项目,必须获得教育基金会的资助方可实施.于是,裘开明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用于购买卡片目录印刷所需铅字[6].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自1931年起,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不断将馆藏目录卡片寄往燕京大学图书馆进行翻印[7],1931-1936年间共复制大约4万张卡片[8].这一联合翻印目录卡片的合作不仅使燕京大学图书馆拥有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全部汉和馆藏目录,而且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帮助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采购中文书籍的查重工作提供了方便,也为其后在北平印制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书本式目录奠定了基础.

  随后,裘开明提出进一步合作的建议:鉴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绝对优势,燕京大学图书馆应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开展该项计划,还可与北平所有图书馆合作,将馆藏图书的目录卡片复制.裘开明推测这些卡片的总量可能覆盖当时中文图书的90%,这对全国图书馆而言是一项福祉.该计划可以称为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牵头的北平所有图书馆卡片式联合目录计划[9].出于种种原因,该项计划最终并未成行.尽管如此,裘开明的建议对国立北平图书馆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资助印刷中文目录卡片的计划:每年印刷1万种书的目录卡片;每种书印制4种不同的卡片,采用红黑双色印刷,共印20套;采取复合卡片方法,而不是单元卡方法.由于所需启动资金庞大,当时美国经济低迷,哈佛燕京学社无力资助该计划[3]176.后来国立北平图书馆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交这个计划,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3 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印刷计划的提出

1930年代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远东图书馆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的远东图书馆借助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迅速壮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力不只停留在资助各大学购买远东地区文献上,还关注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使之成为学者的研究中心.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主任史蒂文斯(Did H. Stevens)博士于1935年11月29日召集有志于远东文献编目之士召开会议,邀请著名的英国日本学专家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Bailey Sansom)和来自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加州大学的代表,讨论美国各图书馆采用的各种中日文文献编目方法的效果,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暂定计划[3]178-179[6].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远东研究委员会编目委员会(以下简称“ACLS”远东研究编目委员会)对中文编目的发展亦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远东研究委员会(一个是中国研究委员会,一个是日本研究委员会)共同创建关于美国图书馆远东文献编目的分支机构——编目委员会,有3名成员.主任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另外两位成员是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韩穆敦(Clarence Herbert Hamilton)教授、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东方艺术部(Oriental Art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主任温利(Archibald Gibson Wenley).编目委员会有两个主要职能:(1)完善现有编目方法,介绍新的、更好的中日文文献编目方法;(2)监督用于编目的经费的使用.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ACLS发放到各馆的经费(1938-1940年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这类经费).编目委员会成员还对各类图书馆使用的编目方法进行非正式的个别调查和集体调查[3]179.

  1936年,在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建议下,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决定出版书本式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裘开明提出出版书本式和卡片式两种目录.鉴于同时出版两种目录需要大量资金,他建议采用卡片目录的式样出版书本式目录,每一条款目都可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卡片,书本式目录印成后可以裁开,贴于空白卡片上作为目录卡片使用.这样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书本式目录就可作为其他图书馆目录卡片的基础.这种以卡片目录式样印制发行书本式目录的思想来源于通常一个人服药有片剂和水剂两种选择的医学实践启示[10]3-14.ACLS远东研究编目委员会主席贾德纳博士认为裘开明的建议虽然合理,但太费人力,采用排印的方法印刷书本目录和卡片目录更好,并建议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目录出版计划纳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计划.为此,贾德纳博士拟定了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资助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印制计划.于是叶理绥提出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中文图书书本式目录出版计划发展成为同时印制相同格式的书本式目录与卡片目录计划.

1936年11月9日,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会议通过贾德纳的计划,印制的两种目录供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和美国其他图书馆使用.其中,书本式目录全书约2000页,附作者和书名索引;卡片目录印制300套,对外出售,100美元一套,每套卡片4000张.哈佛燕京学社还计划每10年印制一卷新增图书目录[11].

1936年12月5日,裘开明制定关于中文藏书目录印刷项目的试行草案,确定项目预算实施和分配方案.12月12日,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1)目录卡片以半价出售给其他图书馆;(2)出售卡片的收入作为特别基金,由社长或执行委员会支配,其中有一部分不超过2000美元的经费可作为聘请一名中文编目员到购买卡片的图书馆帮助建立目录体系的薪水和交通费,其余经费用于新卡片的印刷.这些新卡片主要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未入藏而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Gest Library)有入藏的书籍[12].

  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印制计划采用卡片目录式样,其卡片目录分主卡片和分析卡片2种.

  主卡片的著录内容包括7个方面:(1)有关人物或书籍责任者的信息,如作者、注解者、编者.除作者名字外,作者的字、号也须著录,作者名字后以西历显示作者生卒年.如果作者确切的生卒年不详,可著录其在世时期,如果此亦不详,则著录其朝代;(2)书名、卷数;(3)出版时间、出版地、出版者和图书的编辑、印刷者;(4)书籍的物理信息,包括页数、卷册、函套等;(5)书目解题或其他注释、说明;(6)丛书和杂书(类书)的子目;(7)右下角为索书号,近小孔处为序号、编号[13]160-161.

  分析卡片仅有作者和题名信息,括号附加一系列信息,描述单本书所在丛书的卷册信息.此外,在卡片左下角显示分析分类号.

  主卡片和分析卡片以分类号代替图书的主题,任何卡片上均没有主题标目,因为在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中文图书分类目录》中任何分类号的主题均可轻易地查明,这对即使不使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分类系统的图书馆来说亦非常有用[13]161.

  目录卡片上作者、编辑者、责任者、题名的罗马拼音转换采用1912年出版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威玛妥拼音,以便年轻学生准确辨识中文姓名和书名,同时也适用于那些不懂中文的图书馆.

  1936年12月5日,裘开明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主任史蒂文斯,提交印刷出版《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分类法》(Harvard Yenching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和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书本式目录与目录卡片计划,申请1万美元资助.前者是为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高校配备分类目录.这与ACLS远东研究编目委员会主席贾德纳博士提出的图书馆目录卡片印刷和发行的计划,即《美国图书馆界中日文图书统一分类系统印刷计划》(Project for Printing a Uniform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 in American Libraries)基本一致.后者是在编印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中文图书书本式目录基础上,印刷50套目录卡片,在全美发行.因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本身需要7套目录卡片,故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在1937-1938年度财政拨款中增加1400美元用于购买目录卡片,并增加编制书名和作者索引所需经费600美元[14].最后,裘开明共申请到1万美元的启动资金:(1)洛克菲勒基金会的8600美元赠款用于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现有馆藏的目录卡片印刷和发行;(2)1400美元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1937-1938年度的预算中开支;(3)另外600美元在1937-1938年度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项目预算中开支,用于支付编制目录和卡片目录罗马化[15]的费用.

4 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印刷计划的实施

  1937年1月,裘开明启程前往中国.4月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寄往中国,裘开明督促卡片目录印刷计划的实施,特别是卡片目录的罗马拼音校对.

  1937年7月1日,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将15箱150万余张价值约3424美金的标准空白卡片寄往燕京大学.由于战争,承运公司误发运至,经过半年多沟通和寻找,1938年夏才成功转运至天津港.这一事故导致卡片目录印刷计划延迟近1年,也增加了很多排字印版保留和存放的成本[16].在15箱空白卡片下落不明期间,裘开明借燕京大学图书馆空白卡片印制了新地方志的目录.

  1937年11月8日,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议表决通过向卡片目录印刷计划额外追加1200美元预算[17].其后裘开明请求哈佛燕京学社追加1500美元拨款,用于罗马化工作和印刷铅字的购买,以补充此前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将部分基金会资助经费用于购买目录印刷所需铅字的不足[18].

  1938年1月,裘开明与两位助手基本完成卡片目录和目录款目细节的校对.罗马拼音的校对工作则由学生承担,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副主任聂崇岐复核,至1938年1月完成3万张卡片的罗马拼音校对工作.因目录校正、索引编制、罗马拼音校对等工作尚未完成,同时因美国寄出的空白目录卡片数月杳无音信,裘开明向哈佛燕京学社叶理绥社长申请在华时间延长半年,以便指导目录与卡片的校正、印刷出版、目录索引的编制等工作[19];并请求叶理绥社长邀请一些西方汉学学者协助参与这项工作[20].

  1938年秋,裘开明返回哈佛大学.1939年,哈佛燕京学社聘请汉学家参与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印制的卡片目录的校对.起初由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博士负责校对中文卡片目录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罗马化拼音,社长叶理绥教授则亲自负责校正日文卡片目录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罗马化拼音.在1939年6月30日至1940年7月1日间,改由伯烈伟(S. A. Polevoi)教授和柯立夫(Francis W. Clees)博士负责校对书名和作者姓名的罗马化拼音.

1938年夏,燕京大学引得校印所开始印制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目录;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开始向14家图书馆出售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1938年9月书本式目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第一卷儒家经典类和卡片目录正式印刷出版.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书本式目录出版三卷:(1)儒家经典;(2)哲学与宗教;(3)历史.第四卷社会科学类印刷完毕,尚未装订,因日军占领燕京大学被毁,只有部分卡片被保存下来.书本式分类目录共10卷2600页,整套目录定价12美元.配套的卡片目录印刷1.5万种,以空白卡片的成本价出售给欧美图书馆[13]162.直到二战以后,美国订户只收到书本目录的前三卷.除书本式目录上列出的图书外,新采购的、不在书本目录上的3182种书籍的卡片目录也付印完毕,但未邮寄到各个图书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目录印制计划被迫终止,直至战后才恢复.

  三卷之后,关于社会科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科学与技术、综合类书籍与目录学书目在战争期间被缩微化,通过缩微胶卷可以清晰地制作目录卡片.但在馆藏中,仅有有关诗歌、散文等集部目录被印制成卡片,替代了墨迹正在褪色的Ditto卡片.

5 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研究图书馆协会“中国合作采购与合作编印卡片目录计划”

  1944年初,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研究图书馆协会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发起中国合作采购计划(China Cooperative Purchasing Program).联合委员会由13位合作图书馆的馆长组成,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Ralph A. Beals担任主席.中国合作采购计划的基本内容是:13个参与馆都提供一笔定额的共用购书经费,交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审计部统一管理,然后利用在重庆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一个图书机构,合作采购战时中文出版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为协助该项计划的实施,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作为采购代理机构.1944年6月,13个合作馆签订合作协议,当年7月1日执行[3]181.该项计划的购书范围为当代出版物,包括:(1)中国问题研究;(2)战时中国经济与统计资料;(3)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原始文献;(4)科技出版物.这些资料通过美国国务院商品处的斡旋,从重庆寄往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分配中心,然后分发给各合作图书馆[3]181.

  1944年11月,大多数图书馆收到第一批书,共22种29册.1945年6月30日,参与馆修订协议,但没有涉及进一步的财政投入问题.1947年3月收到最后一批书,共15种19册.总计每个参与图书馆共收到347种书籍[3]181.

  鉴于大多数参与馆不具备中文编目能力,一些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管理中文书籍,加上战争,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都中断了卡片目录的印刷业务,联合委员会在实施中国合作采购计划的同时又发起了一项合作编目与卡片目录印刷计划,并委托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实施.11个合作图书馆参与了这一延伸计划,后来没有参与中国合作采购计划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购买中文图书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也参加了这项合作编目与卡片目录印刷计划.这项合作编目与卡片目录印刷计划名为合作编目,其实就是裘开明负责卡片目录的编目工作,然后由裘开明的办公室交付哈佛大学印刷厂印刷,最后将卡片目录分发给各参与图书馆[3]181-182.

  战后,因为没有财政资助,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在印制目录卡片上存在经费的困难.

  虽然裘开明完成了所收到的347种书籍的编目工作,并陆续交付给哈佛大学印刷厂印刷,但只印完179种书的卡片目录.到1947年时,哈佛大学印刷厂便不再愿意按照原来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哈佛燕京学社印刷卡片目录的继续承印卡片目录.因为很难找到其他的中文印刷厂,这项卡片目录的印制工作被迫终止.尽管如此,至1947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完成179种图书1600张目录卡片的编目和印制,11个图书馆购买了这批目录卡片[3]182.

6 美国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再版计划

  二战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同时以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的形式出版1939年1月后出版图书的累积目录(Cumulative Catalogue),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著者目录:国会图书馆累计卡片目录》(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uthor Catalog; a Cumulative List of Works Represented b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全国联合目录:国会图书馆累计著者卡片目录和美国其他图书馆书名目录》(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 a Cumulative Author List Representing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and Titles Reported by Other American Libraries,以下简称《全国联合目录》)等.这些书目与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从1937年开始出版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的计划基本相同,可见裘开明的高瞻远瞩.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出版《全国联合目录》的过程中,裘开明不断致函美国国会图书馆,希望将中日韩卡片目录列入《全国联合目录》,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认可.在此基础上,裘开明与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商定《全国联合目录》中日韩卡片目录的著录格式和著录项目,实现了所有成员馆提交卡片目录的统一[21].

  1949—195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等9所大学图书馆,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国会图书馆提交中日韩图书目录主卡片,美国国会图书馆共印制83807张中日韩文目录卡片,其中中文目录卡片49317张、日文目录卡片32459张、韩文目录卡片2031张.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在裘开明领导下,分别提交中文目录卡片17456张、日文目录卡片10698张、韩文目录卡片333张[22]168.

  1959年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配置胶印设备用于复制图书馆目录卡片,因此,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开始重印中日韩文卡片目录.1960- 1962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总计印制中日韩文目录卡片105908张.中文卡片目录仍按照裘开明的中文图书编目法著录,日文和韩文卡片目录则遵循ALA和LC著录规则,中日韩卡片目录中的作者、题名等均附有罗马化拼音[22]169.1959-1962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交中文主卡片1240张、作者卡片642张,日文主卡片1633张、作者卡片828张,韩文主卡片1578张、作者卡片1294张[22]169.

7 结语

  1966年,裘开明退休.在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服务的38年间,裘开明将该馆从一个仅有几千册藏书的汉和文库发展成为北美东亚图书馆的翘楚,其图书分类编目思想与方法对欧美东亚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裘开明在任时期正是卡片目录从发展到兴盛的时期.他创制的中文图书编目法成为欧美东亚图书馆中日韩图书编目的圭臬,为欧美东亚图书馆的建立和兴起奠定了专业技术基础.裘开明的卡片目录计划不仅使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在图书编目上处于欧美东亚图书馆领先地位,而且对全球中文图书编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是欧美东亚图书馆中唯一印刷和发行中文图书卡片目录的图书馆.20世纪30-60年代,北美东亚图书馆和部分欧洲东方图书馆的中文图书编目均采用裘开明的中文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编目法.这些图书馆通过抄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款目,或直接购买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建立起各自的中文图书分类编目体系.在裘开明的指导下,该馆还出版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日籍分类目录》(Harvard-Yenching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Japanese Books)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韩籍简目》(1962年),全面揭示中日韩图书,为欧美中日韩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印刷中文图书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不仅构筑了中美图书馆间的中文图书编目合作桥梁,而且推动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卡片目录计划的实施,为全国图书馆的编目发展作出了贡献.尤为重要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制卡片目录的范围是1912年1月以后出版的图书,而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是1912年以前出版的图书,两馆出版的卡片目录几乎没有重复.此外,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卡片目录按照韦氏拼音将作者姓名和书名罗马化,并且在作者款目中含有作者生卒年的西历年份;而国立北平图书馆卡片目录没有这些信息,作者姓名和书名的读音没有指示,作者项著录非常简单,只有姓名和生活朝代没有生卒年.这种没有重复的互补关系,使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和哈佛燕京的卡片目录共同构成了既迥异其趣又浑然一体的包罗古今中文图书的卡片目录体系.

  在资源共享上,1950年代,裘开明力促美国国会图书馆《全国联合目录》收录中日韩卡片目录,并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积极提供中日韩文卡片目录,使《全国联合目录》在收录范围上更加完备,促进了北美东亚图书馆中日韩文馆藏资源的公开和全美乃至全球的共享,推动了中日韩研究的发展.

  诚如程焕文所言:“裘开明博士是20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又是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术大师.在图书分类学、编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诸方面,裘开明先生融中国的传统学术成就与西方的近现代学术精华于一炉,开创了既与中西图书馆学术迥异其趣,又与中西图书馆学术兼容并蓄的独特‘东亚图书馆学术’体系.”[1]1

参考文献

[1] 程焕文. 裘开明简介[M]//程焕文. 裘开明年谱.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钱存训. 序言[C]//程焕文. 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Alfred K’aiming Ch’iu. Memorandum on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 Card Project[C]//程焕文. 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裘开明. 中国图书编目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5] 裘开明. Some Basic Standards for the Acquisition, Cataloging and Use of Far Easter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C]//程焕文. 裘开明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8]Alfred K’aiming Ch’iu. Letter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James Roland Ware:April 22,1937[A]. Cambrige, 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7]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 汉和图书馆1930年年度报告:1930[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9] 裘开明,田洪都.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年度报告(1930年7月1日至1931年7月1日):1931[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0] Alfred K’aiming Ch’iu. Reminiscences of A Librarian[C]//程焕文. 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 Serge Elisséeff. Letter of Serge Elisséeff to Harold L. Leupp:1936 [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2] Alfred K’aiming Ch’iu. Letter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Did H. Stevens:December 11,1936 [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3] Alfred K’aiming Ch’iu. Printed Cards for Chinese Books[C]//程焕文. 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4] Alfred K’aiming Ch’iu. Report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rustees:November,1936[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5] Library Print Cards Provisional Protocol:December 5, 1936[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6] Alfred K’aiming Ch’iu. Letter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Serge Elisséeff:March 5,1938[A]. Cambrige, 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7]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rustees meeting of Nov. 8,1937:Nov. 8,1937[A]. Cambrige,Mass: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8] Alfred K’aiming Ch’iu. Letter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James Roland Ware:April 22,1937[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19] Alfred K’aiming Ch’iu. Letter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Serge Elisséeff:January 13,1938[A]. Cambrige, 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20] William Hung. Letter of William Hung to Serge Elisséeff:Feb. 22,1938[A]. Cambrige,Mass: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21] Alfred K’aiming Ch’iu . Letter of Alfred K’aiming Ch’iu to Arthur William Hummel:August 22,1949[A]. Cambri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22] Alfred K’aiming Ch’iu. Printing Cards for Far Eastern Book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1938-1963[C]//程焕文. 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王蕾,博士,副研究馆员,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17-03-24

(责任编辑:吴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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