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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桂珍：中国歌剧舞台上的第一代江姐
任桂珍：中国歌剧舞台上的“第一代江姐”
王千马
毅然随军南下
任桂珍1933年生于山东临沂,3岁时来到济南.1948年,加入文工团的她决定随解放军部队南下.
任桂珍的母亲不放心女儿,坚决不同意.怕女儿不听话,母亲还把她给锁在了家里.最后还是任桂珍的父亲偷偷将女儿放了出去,临走时还塞给她两个金戒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任桂珍才知道父亲原来是一名地下党员.
随军南下时,条件非常艰苦,任桂珍一路风餐露宿：“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怎么那么痒啊,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太阳很好,领导让大家把衣服脱下来晒晒.一晒,我就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满是虱子,恶心得头发也竖起来了.头上也有虱子,用梳子一梳,虱子就往下掉.”慢慢地,她也习惯了,还打趣地把虱子叫作“革命虫”.
但是,艰苦的环境还是让同行的一些人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但任桂珍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想回去就回去,反正我是不回去.”
就这样,她渡过了长江,新生活的光明图景在她面前徐徐打开.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上对每个人进行登记和调查,为的是根据每个人的意愿安排合适的工作.
任桂珍想到比自己小12岁的妹妹,身体一直不好,自己经常要背着她去看病,所以她提出想去卫生队,但组织上希望能歌会唱的她去“革大文工团”.任桂珍只好服从分配,回到了文艺工作的这条路上来.
随着上海歌剧院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青年文工团、革大文工团、南京文工团、红霞歌舞团合并成立,任桂珍始从一个文工团的演员,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国家领导人经常会到上海来指导工作.任桂珍在这里陪跳过舞,也教周总理唱过歌.
第一次在花园饭店接触时,任桂珍很紧张,但在为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献完歌后,她又鼓起勇气请主席跳了一支舞.
“跟主席跳舞的过程中,主席会和蔼地问我一些话,‘哪儿来的’之类.一辈子能有这样的机会和主席跳舞,是我人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了.”
也就是在那天,周总理请任桂珍教他唱《洪湖水浪打浪》.任桂珍问总理：“您不是会唱吗？”总理说：“我从头至尾唱不下来.”接着,他就坐下来,听任桂珍一句一句地教他唱.多年后回忆起这个片段,任桂珍还觉得很开心,很亲切.
不争原唱虚名
任桂珍唱过数不清的歌,但有两首特别值得一说.一首就是电影《红日》的主题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歌词写的正是她的老家——山东沂蒙山区,没有谁能比她演唱这首歌来得更合适了.事实上,在她演唱之前,这首主题歌已经请一位王老师唱过——这位老师唱得很不错,但就是山东风味特别足.“地道山东人听着,哎呀,真有味.但是让全国人民听,就像我们听广东戏,听不懂,那味道也琢磨不了.另外,王老师的声音相对苍老,不太吻合电影中年轻姑娘的形象.”任桂珍说.
不过,任桂珍也不想夺人所爱.一方面,她希望由剧组做工作,帮忙说通对方.另一方面,她觉得可以自己唱电影主题曲,日后灌唱片由对方来.不过,后来电影主题曲和唱片都是任桂珍唱的.
1963年,她还唱红了另一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一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上海也要为此在文化广场举行一个大型的学习活动.有活动自然就要有献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因此而来.
它是雷锋日记里的一首诗歌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而成.“朱践耳说是专门给我写的,让我唱.他说：‘桂珍,半个小时以后在文化广场开大会,你赶快拿着去背下来.’”
拿到歌后,任桂珍一个人找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将歌词一句一句地记在脑子里.一边记,一边被雷锋的精神所感动.结果,她不辱使命,演出非常成功.紧接着,她又录了唱片.
没多久,任桂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才旦卓玛打过来的.她说：“任老师,《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个歌我很喜欢,我能不能唱？”那时的才旦卓玛才20多岁,正师从上海音乐学院王品素教授学习声乐,因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而成名不久.
任桂珍对这位藏族女艺术家也蛮熟悉的,她说：“你当然可以唱,好的歌大家一起唱,越多人唱越好,因为它是好作品.”这让才旦卓玛非常感动,到今天,两人的关系还非常要好.
不过,这首歌让才旦卓玛唱得一多,很多人就以为才旦卓玛是原唱.才旦卓玛知道这事后,把事情的原委如实地告诉了外界,但大多数人始终难以改观,这让才旦卓玛感到很愧疚.
任桂珍对此并不计较,在跟年轻同志的交流中,她始终劝他们,不要太计较一些名位,谁首唱谁后唱,谁压台谁又不压台,都没什么,“要计较自己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艺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最重要的角色
1965年,任桂珍接下了这辈子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江姐.
《江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一出歌剧.1964年在北京公演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观众的好评和喜爱.此后,全国各地都在演《江姐》,上海歌剧院也不例外.
这年33岁的任桂珍,刚生下自己的大女儿,月子也没有坐,就急急忙忙参加《江姐》的排练.如果说她没有顾虑,那也是假的,因为演唱得靠腹肌送气,而她在生完孩子后,身体还没恢复,但她还是感于江姐这个形象的魅力,将任务担了下来.
更让人佩服的是,为了塑造好江姐这个角色,她打破了其他剧团演出《江姐》的“惯例”——分Ａ、B角,也就是分成两个人来唱,这样虽然对演员来说比较轻松,但对戏的效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江姐的形象能前后保持连贯,她主动提议,整场的江姐都由她一个人来演.
这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但她把这当作是对一个演员最好的锻炼.为了能更加完美地展现江姐的形象,在三九严寒时,任桂珍也只是穿了件旗袍就登台.“角色穿什么衣服演员就该穿什么衣服,这代表了你对人物、对观众的一种态度.”
可惜的是,任桂珍的舞台生涯到“”时期,就“戛然而止”了.随着《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８个“样板戏”霸占文艺舞台,《江姐》被彻底打入了冷宫.
与此同时,空政文工团大乱,人才流失严重.上海歌剧院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因为它是由四个文工团合并的,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的文工团,所以相对要好一些.
至于任桂珍本人,她说：“我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典型.所以大字报比较多,最厉害的大字报就是写,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离开舞台的任桂珍有些想不通,怎么从革命红小鬼变成大毒草了？好在她性格开朗,看得比较开：“我唱歌不是为了做名演员,不图什么名利,就是为大家服务,所以也没什么太大的失落.”
在任桂珍挨批的日子里,她也遇到了不少暖心的人和事.团里的炊事员、服装师、搞后台工作的这些同志,都对她非常好,为她打抱不平,还给她偷偷送吃的.日后,任桂珍也多次跟年轻同志讲,要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同志,永远怀有尊重之情.
重登舞台
1986年,任桂珍和丈夫——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饶余鉴,一起定居意大利.
1990年,朱镕基同志出访米兰时,当地的浙江温州华侨联名举办晚宴,盛情招待.任桂珍也应邀出席宴会,唱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朱镕基听完,起身鼓掌说：“任桂珍同志,唱得好哇！不减当年哦！”
席间,朱镕基同志像对家人一样关切地对她说：“国内正在改革开放,形势很好,你们夫妻俩可以两头走走,经常回去看看,愿意留下也好,也可以回去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想到朱镕基同志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公事繁忙,还这么关心他们,任桂珍和丈夫激动万分.也是朱镕基同志的这一番话,让任桂珍和丈夫决定回到祖国的怀抱.
此时的中国舞台上,新人辈出,正呈现一片繁荣旺盛的景象.
2001年,上海歌剧院邀请任桂珍和其他六位“江姐”一起,在7月15日共同推出新世纪版《江姐》——这六位“江姐”有首次来沪参加歌剧演出的空政最年轻的江姐铁金,十多年前饰演过江姐的王作欣,上海歌剧院出演江姐最多的江燕燕,以及京沪两地第二代江姐赵冬兰、唐群,还有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万山红.任桂珍自然是第一代江姐.这个新世纪版《江姐》汇集了老中青三代七位“江姐”,这在中国歌剧史上绝无仅有.
任桂珍演的是第六场,她说：“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大家心里对我都没有底,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出国十来年,年纪不算太大吧,但是也很久没唱了；可是又希望我演,因为第六场他们觉得只有我演能压得住.”
阔别舞台多年,任桂珍内心充满了对舞台的期盼和,满心忐忑的她跟歌剧院说,给她一个礼拜的时间,让她在家里恢复恢复,看看感觉如何.“于是,我就马上弄了一架钢琴,天天在家练,发现自己的基本功还在,还有老本吃,就正式答复他们了.”
正式演出非常成功.谢幕的时候,观众纷纷拥到台前,他们一边呼喊着任桂珍的名字,一边想要和她握手.任桂珍说：“我觉得这比自己中了几百万的彩票都开心,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得到观众这样的认可、厚爱,没有比这个再使你感觉到安慰的了.”
2010年的春天,任桂珍加入了中国.她对党充满着热诚：“是党教育了我,将我从一个16岁就离开家门,什么也不懂,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姑娘,培养成了略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没有就没有我的今天.”
如果有机会,她很想再像江姐那样“绣红旗”.
再唱支山歌给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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