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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生活、读书三家书店在国统区和策略
中国从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宣传出版工作,出版了《》《向导》等多种报刊,并开办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图书出版机构,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四·一二”之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面在苏区、根据地开展新闻出版工作,一面坚持在国统区发展或公开或隐秘的书刊出版机构,成为配合党的武装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在国统区,领导下的出版文化机构采取各种灵活多变的策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唤起广大民众,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当局戮力抗争.在这些出版机构中,以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及读书出版社①三家书店为代表的生存、发展及斗争策略,对党的出版发行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在三家书店开办之前,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如邹韬奋、李公朴、钱俊瑞、胡愈之、张仲实、薛暮桥、艾思奇、徐雪寒、徐伯昕等依托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申报》社、《中华日报》社等机构编辑出版《生活》《读书生活》《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揭示中国社会的性质,批评当局的政策.当来自当局的各种压力日盛,他们开始走上独立办刊之路.随着形势更加严峻,从长远考虑,他们毅然创办独立的民营出版发行机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独立创办为民营的出版文化企业的行动,已显示了发起人与创办人应对当局迫害的策略性,同时也预示着日后斗争的严峻性.面对来自当局的种种迫害,读书出版社的创始人李公朴曾坚定地表示：“这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场生死搏斗,我们要斗下去,就要自己开办书店,自己办出版社,开辟自己的新阵地.”[1]（P69）三家书店也正是在严峻的环境下与当局相周旋,并丰富、发展其斗争策略.
一、根据形势的需要,实施“一线为主”到“三线发展”的策略
抗战爆发后的武汉时期,三家书店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利用合法身份,主动地打响自己的主牌,通过出版物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徐雪寒回忆道：“武汉时期也许是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新知书店在武汉前后不到一年,在抗日救亡的推动下,业务发展很快.在广州、重庆、襄阳、南阳、长沙、常德、衡阳、桃源、辰溪、沅陵、丽水、金华和香港等地正式开设了分店或办事处.”[2]（P114）而生活书店更是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分店及办事处达52个,临时营业处3个,遍及后方14个省份.[6]（P42）这一时期,三家书店并未刻意采用“显”与“隐”结合的多线经营策略,而是打响主牌,一线为主,多点布局.
然而1939年以来,国民党当局为推行反共方针,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制造摩擦.作为国共合作的标志,设立于陪都重庆的三家书店因为国际国内的重大影响,当局不便贸然封闭、打压,其他地区公开设立的分支机构均陆续遭到破坏.1940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了三家书店的负责人,指示三家书店在国统区隐蔽精干,以二线、三线名义继续出书.新知书店党组织根据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总原则,制定了“三线”斗争的具体步骤,即：第一线是重庆,继续以新知书店的名义开展斗争；第二线不以新知名义而继续出版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时事政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图书,既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也准备遭受扼杀；第三线则是出版实用性、知识性、科学性为主的图书,进行合法斗争,以便在政治形势更形恶化的情况下保持阵地.[3]（P373）
“三线”策略在皖南事变爆发后的新知书店执行得较为坚决.为了应对突然事变,在徐雪寒、华应申的安排下,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由桂林郊区施家园迁入市区太平路,对外称新知书店办事处,只留少数人员办理邮购和批发业务,大部分干部进行了隐蔽、疏散和转移；桂林分店门市部存货和店屋转给文化供应社,部分干部随同转入该社.①看起来新知书店在桂林似乎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不论干部还是发行渠道却变相地保存了下来.与此同时,在桂林筹建实学书局、西南书店等二、三线机构.随后,遵照党的指示,徐雪寒、华应申先后撤到“孤岛”上海,设立了公开的泰风公司,以经营运输业为名,同大后方和香港等地保持着联系,并开办远方书店（二线机构）,继续从事出版工作.[4]（P71-72）直到1944年在日军进攻桂林之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留守桂林的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兵分两路：一路转移到重庆,另一路转移到广西东部八步、连县一带,并在两地分别建立了三线机构——兄弟图书公司.新知重庆分店则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心脏地带上清寺建立了发行据点——亚美图书社.[5]（P19）
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的策略也大体如此.周恩来于1942年8月接见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时指示：“在投资合营与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失.”[6]（P7）随后,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遵照党的指示,采取转移分散、化名经营的策略,保存实力,蓄积力量,坚持和发展进步文化事业,如生活书店创办文林出版社②、峨眉出版社、国讯书店等；读书出版社则创办了新光书店、自强出版社等二、三线的出版机构.在国统区,“为了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需要多挂招牌,多立门户”.[7]（P330）这是三家书店在与国民党当局相周旋的宝贵经验.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党决策得当,三家书店执行到位,尽管受到一些损失,但终究是积蓄了革命的文化宣传力量,在文化出版领域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做出了贡献,并且为三家书店最终合并打下坚实的思想、组织与干部基础.
二、门店“停”与“开”区别对待的策略
在国统区期间,当局对三家书店的监视、检查及迫害虽因形势不同时紧时松,但几乎一直未有停歇.
抗战初期,在全国一致对外的形势下,当局虽然视三家书店为眼中钉,但还不敢公开封店.在1939年春,国民党当局时常“派一小批特务,乔装买书,制造事端,对生活书店演出一场‘打、砸、抢’的全武行”.?[8]（P44-45）1940年秋冬时,三家书店已感到形势紧张,风雨满楼.桂林新知书店在徐雪寒的安排下,正准备抽调干部,完成周恩来交给的特殊任务,这时皖南事变爆发,当局开始动手查封进步出版文化机构.徐雪寒随即根据分散、转移、隐蔽的指示,及时部署了应变措施.
当时一些人抱着“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的态度进行应对.1941年2月,生活书店桂林分店首先被当局“限期停业”,是为迫害进步书店的信号.新知书店徐雪寒、华应申的对策则是在当局查封之前,抢先主动撤退,采取有利于保护干部、保持据点、减少经济损失的机动灵活的策略.措施之一,就是把门市部有偿转让给文化供应社,仍保留办事处,继续办理批发和邮购业务；措施之二,就是将全体干部作通盘安排,转入文化供应社；措施之三,是派华应申、储继携带资金去上海加强办事处的工作,派吉少甫去香港接替张朝同的工作,继续香港分店的工作.当时,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分店全部三、四十位工作人员并不能全部透彻地理解这种主动撤退的积极意义.在骨干会议上,有人把这种行动说成是“解散”,徐雪寒及时作了正面的、深刻的分析,并鼓励士气,迎接新的战斗.据吉少甫回忆：“当时我感情冲动,思想认识上以为不该自动停业,而应让当局来查封,这样可以暴露反动派的真面目,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听到徐雪寒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终于说服了自己那种幼稚的思想.”可见新知书店门市部的收摊,由文化供应社接办,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方式.其实是文化供应社对新知书店的支持和相互支持,在当时是“保存进步的出版力量的巧妙对策”.[9]（P238-239）
这种主动撤退以保存实力的策略,正是保存文化干部,积蓄力量,播撒革命思想文化火种的需要.而在这种“撤退”——“停”的映衬下,另一种“坚持”——“开”,则更显示出党所领导的出版文化机构卓越的斗争智慧.
皖南事变爆发时,南方局“文委”领导徐冰要求新知重庆分店经理岳中俊,“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要揭露它,击退它,书店要坚持开下去”,认为“开下去”的意义重大.周恩来则指示岳中俊等人：“几家书店（指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的书店,如果国民党把这些书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你国民党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合作.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瞩目,它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书店都处在闹市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书店要坚持下去,等他来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自然也要做必要的准备.”岳中俊于是“恍然领悟,认识到重庆分店的坚持开业和关闭,已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局性的政治策略问题”.“这样,在大后方唯一公开的新知书店终于坚持了下来.‘坚持’就是胜利,也就成为我们重庆分店全体同志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10]（P279-280）在重庆的三家书店因国民党碍于政治上陷入被动而没有下手,但已经完全处在特务监视之下.三家书店可以说是一息尚存,坚持斗争,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三家书店的工作人员,在国民党当局两次反共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业务上更坚强、更成熟.在共同的斗争中,三家书店已经结下了战斗友谊.因此三家书店团结起来,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业务上则可有分有合,但仍保持各自特色,在这样的基础上,以三家书店为核心,全面开展出版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完全可能的.[6] （P131）于是1943年12月,以三家书店为核心,联合多家进步书店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简称“新联总处”）.在此基础上,三家书店又于1945年10月合并成立重庆三联书店,开启了三店联合的大幕.虽然这只是三家书店发行业务的合作,但毕竟为三家书店在编辑、出版及发行业务上的完全合并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三家书店总店陆续迁往上海,实力与影响进一步壮大.不过,重庆的党组织指示,在上海的出版发行工作仍以三店暂时分散,各自为战为宜,要尽可能占领门市阵地；副业机构则可逐步合并统一经营.[6]（P143）这显然又是一种旨在增加进步书店数量布局的策略性考虑.
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查禁领导的进步出版文化机构,完全实施白色恐怖.虽则如此,三家书店可以说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宣传出版任务,为打倒国民党政权,积蓄了思想文化、舆论道义的力量.能做到这样的成绩,与三家书店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
三、争取读者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发展出版界统一战线的策略
领导下的新知、生活及读书三家书店在国统区的使命就是唤起青年与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争取民众对等进步政治力量的支持.现在看来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正如吴大琨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在30年代参加爱国进步活动的青年,几乎都曾受到过这三个书店出版物的良好影响”.[11]（P48-49）三家书店在抗战爆发前创立,在抗战中,总店转战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分店广泛设置,在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很少设店的小城市也广泛设店,吸引广大求知青年及普通群众.
在文化中心城市,三家书店形成了重要的出版发行基地.桂林时期,三家书店均在桂西路上设有门市部,形成与众多书店首尾约500米长的“文化街”.这条街两边的书店门市部各以其出版的特色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读者.“有趣的是,往往国民党的书店门可罗雀,经常空无一人,而我们几家书店则经常门庭若市,拥挤不堪,形成强烈的对比.”[9]（P234-235）这足以说明三家书店的书刊受欢迎的程度.
甚至远在新疆的青年对三家书店的书刊也期盼已久.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一度受盛世才的邀请到新疆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他曾在《全民抗战》上撰文道：“新疆青年的文化运动虽然落后,他们的求知非常高,内地每到一批书,群往争购,甚至有抢掉了帽子或抢掉了鞋子的.”[12]（P46）张仲实在文中记述的书刊,主要就是指三家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捣乱、破坏及迫害,不少热心读者及群众也积极施以援手,或通风报信,或协助藏匿“违禁”书籍,或出谋划策帮助书店渡过难关.比如贵阳读新书店①时期,贵阳邮局的几位邮递员经常关照书店及时避开当局的书刊检查；开明人士贺侪,经常帮助读新书店,甚至将书店的“禁书”转移藏匿在自家的隐秘处.[13]（P329-330）凡此种种,均与书店同进步读者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信赖大有关系.
三家书店在当局的种种迫害之下,反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爱护,其结果也间接地印证了同志在《新主义论》中的论断,即：“作为军事‘围剿’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6]（P29）读者群众的支持,正是所言“全国人民的觉悟”的证明,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三家书店存在的意义.
我们不妨下这样一个论断,即：邹韬奋及生活书店与李公朴及读书出版社本身就是党在文化出版界开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成果.而借着这一成果平台,三家书店继续扩大战果,大量吸收同情者、同道者站在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上.
杜重远是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受《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的感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新生事件”②中的遭遇引起工商界的强烈反响,甚至影响到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干部将领.胡愈之在《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一文中记述：“杜重远在东北以支持马占山抗日闻名的,因此杜被判刑,正如晴天霹雳,大批东北军人员,包括张学良部下的干部将领,也有一些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络绎不绝地到监狱里向这位抗日英雄进行慰问.”[6]（P26）
在武汉陷落后,新知书店之所以没有像多数书店那样,将总店迁往重庆,而是转移到桂林,是因为充分利用桂林这一桂系的地盘,而桂系与蒋系存在矛盾并对抱有一定好感,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事实证明,这一决断是正确的,新知书店在桂林的出版发行活动也是卓有成效的.
1938年10月,胡愈之前往桂林开展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由胡愈之代表救国会,陈此生代表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同社会知名人士四十余人发起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于1939年10月成立,出版宣传抗战的读物.胡愈之还与各位同人一起筹建了印刷厂,出版了五百多种大众文化书籍,并出版综合性期刊《文艺杂志》和通俗期刊《新道理》,通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总经销.[6] （P45）皖南事变后,三家书店分散隐蔽,作为统战成果的文化供应社吸纳了大量的三店干部,形成了很好隐蔽条件.
三家书店以自身的出版物及行动,强烈地感召着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甚至不少人明知书店的性质、背景,依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贵阳读新书店吉少甫的岳父罗赤霞,是国民党军方掌管运输的少将,对三家书店出版的书刊很有好感,经常主动出车帮助运输纸张与书刊,紧急情况下,还派亲信副官“保驾护航”；当时贵州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吴煜恒,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只要得知当局查抄“禁书”的内部消息,便事先为书店通风报信.[13]（P330）1940年11月,新知书店总经理徐雪寒面对国民党当局文化“围剿”的严重形势,根据党的分散、隐蔽、转移的指示精神,与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经理邵公文研究,决定通过党外人士、国民党第四战区兵站油库负责人瞿光熙为掩护,在柳州开办一家书店.徐雪寒亲自去柳州与瞿光熙商谈.经过分析形势,对开办书店的问题很快取得一致意见.[14]（P265-266）
1947年春,国共谈判破裂,原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公开报刊如《新华日报》《群众》等被迫停刊.这时已迁移到上海的三家书店仍继续分工协作,坚持宣传出版阵地.新知书店适时地推出了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该书的出版很快遭到国民党《日报》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的“口诛笔伐”,视其为“异端邪说”.当时有位在南京国民党空军服役的军官读了这篇社论后,专程赶来购买此书,并兴奋地告诉新知书店工作人员：“你们出版这部通史,为我们打开了眼界.它的出版有人竟这么害怕,可见你们做对了.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实在太好了.”[15] （P527）
为了团结进步的书刊出版发行力量,形成对当局文化专制的对抗局面,出版界的统一战线势在必行.
抗战后期的重庆,书店、出版社及兼营文具的中小书店不下150余家.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压制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斗争,使重庆出版界活跃起来.1943年读书出版社负责人黄洛峰由香港返渝后,被任命为南方局“文委”书店组成员.黄洛峰除了领导 读书出版社的工作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关心生活、新知两家书店的责任.党对黄洛峰的指示是：以三家书店为核心,开展出版界统一战线工作,为抗战大业服务.经黄洛峰的倡导、筹划,组织倾向进步的出版社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并倡导创办新出版业联营书店,黄洛峰被公推为董事长,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及读书出版社成为新出版业同业中的骨干力量.“新联总处”以及重庆联营书店的成立,不仅团结了广大的新出版业——由开始的19家出版单位,最后发展为54家出版单位,而且增强了新出版业的发行力量,也成为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图书的发行据点.?[16]（P290-291）正因为有了领导的、以三家书店为核心的“新联总处”这一出版界统一战线形式的存在,为抗战胜利后进步出版事业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出版法》与书刊检查制度,并取得重要成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以副业支撑出版发行主业的策略
三家书店以民营性质的出版发行机构起家,即便新知这样直接接受党领导的书店,党组织也没有多余的经费予以支持.在国统区险恶的环境下,一方面要通过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卓有成效的经营获取利润,着实非常艰难.好在三家书店不乏懂经营、会管理、有经验的人才,徐伯昕、华应申、沈静芷等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在经营方面,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显示出卓越的才能,“他有政治家的头脑,又有生意人的精明,两者结合起来闯出了一条搞好出版工作的新路子”.[6]（P33）徐伯昕精于广告之道,创制了书刊联合广告.做法是由生活书店把《申报》第一版包下,把它分成若干格,邀集委托经售生活书店出版物的中小业者参加,广告费用按面积大小分担,把新书刊广告集纳在一起,给读者集中的出版信息.[6] （P35）
1939年冬,湖南省委在邵阳主办的《观察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报社的印刷厂因设于另一地而幸免,但仍存在着被破坏的危险.为了保存这所印刷厂,并且从赢利的角度看,它也是一项为书店开辟财源的经营项目,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责成新知书店出面妥为安排.在徐雪寒、华应申的奔走下,由新知书店和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各出一笔盘下印刷厂,组成秦记西南印刷厂（简称“西南厂”）.“西南厂”领导机构采取董事会形式,聘请沈静芷出任经理,主持西南厂的日常工作.[4]（P69）“西南厂”承接各项印刷业务,一度业务兴旺,客户众多.“西南厂”的业务活动一直坚持到1944年日军进占桂林前夕.
皖南事变后,除重庆的分店外,三家书店在各地的分店均被当局查封,三家书店遵照党的指示,分散、隐蔽、转移,建立三线机构.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渡过难关,三家书店都经营了文具、纸张等副业,以副业养出版,积蓄力量,以图发展.新知书店的刘逊夫曾经有一段时期专门负责搞纸张贸易,经常奔走于广东南雄、湖南邵阳等土纸产区；读书出版社则开设了“建业文具公司”,以补充出版发行事业.[17] （P362）
在“副业养出版,积蓄力量”方面,皖南事变后的新知重庆分店有最值得书写的成就.新知重庆分店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坚守新知书店这块党的宣传阵地,经沈静芷和吉少甫、岳中俊等人研究,决定要开设一家食品店（饭馆）,以副业收入来补贴书店的亏损.于是他们领取证照,在新知书店对门租得一幢三层楼房,取名为珠江食品店,1941年秋正式开业.珠江食品店经营品种主要是广东饭菜.该店店址居中,处于闹市,加上对顾务周到、热情,受到顾客的欢迎.每逢星期假日,生意更好,顾客甚至需要排队等候就食.由于管理得当,所获利润较多,平时营业额每天都是1000多元,主要用于补充新知书店流动资金的不足.食品店工作人员大多勤奋刻苦,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有时忙不过来,就主动相互帮助,常常是一人身兼数职.珠江食品店的创办与经营,使新知书店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8]（P309-311）
结语
三联老人胡愈之的后人胡序介在总结胡愈之等人的出版文化活动经历时指出,党领导下的三家书店就是按中国革命特点进行的“游击战术”,“能坚持时坚持,不能坚持就撤退转移.把书店的火种撒向全国各地,一个地方被扑灭了,还可在另一个地方点燃”.?[19]（P31-32）这是对党领导下的国统区出版文化机构生存、发展及斗争策略的精辟总结.在与国民党政权争夺话语权与思想舆论阵地的斗争中,当时的进步思想文化的力量虽显弱势,但国统区民众能始终有机会听到代表进步力量的声音与呐喊,为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覆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舆论基础,并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在其他战线的斗争,是中国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邹韬奋曾经说过：“我们不是由于封建关系而聚集,也不是为着升官发财或追求个人私利或享用而聚集.我们的聚集是由于认识进步的文化事业对抗战建国,对于中国大众,乃至人类前途有着广大而深远的贡献,值得我们含辛茹苦,鞠躬尽瘁.”[20]（P496）三家书店在艰苦险恶环境下的生存、发展及斗争策略,正是以韬奋所表述的这种崇高的精神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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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健.我的亲历亲闻[A].吉晓蓉主编.书韵流长[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2]徐雪寒.武汉时期的新知书店[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蒋峄北,石立程.透过灰色迷雾的阳光——实学书局概况[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沈静芷.在新知书店十年间[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5]徐雪寒.五十年后的反思——我对新知书店工作的思考（代序）[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6]张文彦,卞卓舟.三联书店简史（稿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王益.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众书店[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8]骆耕漠.新知书店二三事[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9]吉少甫.长相忆,最忆是桂林——追记新知书店桂林分店[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0]岳中俊.雾重庆中传新知[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1]吴大琨.把爱国和革命的文化火炬永远传下去[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2]杜毅,杜颖.重撑火炬,勇往前行——父亲杜重远与生活书店[A].吉晓蓉主编.书韵流长[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3]沈建林.难忘纯真岁月——记父亲沈静芷与母亲戴琇虹[A].吉晓蓉主编.书韵流长[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邓晏如.柳州西南书店片段[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5]俞筱尧.《中国通史简编》在国统区[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6]刘起白.新知书店重庆分店回忆[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7]华应申.新知书店的反迫害对策[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8]刘建华,杨瑛.珠江食品店的前前后后[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9]胡序介.伯父与绥青的似与不似[A].吉晓蓉主编.书韵流长[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20]尤开元.战斗团结的集体——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联营书店[A].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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