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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正以驭奇论刘勰奇正观的美学内涵与文学意义
李二叶
摘 要：为文之道讲究“通变”,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但并非每种“变”都能达到“通”的预期效果.承“正”之“变”,新奇之中仍见本色,谓之“正奇”；而偏“正”之“变”,刻意求奇以致艰涩,就难免沦为“邪奇”.正确处理“奇正”之关系以达“通变”之佳境,是为学为文不懈追求之鹄.刘勰在展示“奇正”之丰富美学内涵的同时,也为我们找到了二者之间富有张力的平衡点与生长点,其文学意义重大而深远.
关键词：通变奇正执正驭奇
刘勰的《文心雕龙》（下面简称《文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刘勰非常注重文学发展的“通变”,但由“变”到“通”并非一帆风顺,在“变”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发生分化,有的承“正”而新奇中仍见本色,有的偏“正”而新奇中走向艰涩.刘勰虽未辟专篇来论述“奇正”,但他的“奇正”思想却与“通变”观念一道贯穿并主导《文心》全文,其丰富的美学内涵与深远的文学意义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从“通变”到“奇正”
我们知道,“变”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通”是事物发展的目的,变而守正,变能出奇,变以致通,万事万物皆循此理,文学也不例外.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亦如同草木,根与干虽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但花和叶却因吸收阳光雨露的差异而变化出不同的姿态来,这是文学本质使然,也是文学发展之必然.可见,“变”是文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文学之“变”并不是一味的花样翻新,更不可能凌空虚蹈,每一种新形式的出现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此前的基础.事实上,正如刘勰所言的“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正是在这“常”与“变”的相互牵制、相互推动下,文学才得以持续而健康地发展.在“常”与“变”之间,刘勰并没有偏重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相反,他非常注重二者的辩证关系,并对“有常”基础上之“正变”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提倡.
在《通变》一篇中,刘勰在考察了九个朝代的文学变化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 [1] 在他看来,从黄唐的淳质到商周的丽雅,文风承“正”而变,尚可接受；但到楚汉的侈艳、魏晋的浅绮再到宋初的讹新,文风日益暗淡,就不可苟同了.那么,由黄唐到宋初,歌诗何以“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呢？刘勰给出的原因是“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他认为,文坛争着模仿近代而忽略借鉴古代,是造成文风暗淡、文气衰落的重要原因.此篇讲的虽是“通变”,但刘勰的“奇正”观实已隐含其中：商周歌诗“丽”而不失其“雅”,是承“正”之“奇”,可作为“正”的补充完善而与之一起促进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到了宋初,歌诗背离“雅”而向着“丽”的一方片面追逐以致“讹”,就成了偏“正”之“奇”,它是作为“正”的反面而存在的,不但不利于“正”的丰富,反而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如果光是指出文学变化之“正”之“奇”,刘勰的思考并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研究了九代文学并揭示了当时之文弊外,还为其指明了一条拯救之路——“还宗经诰”.回归传统,继承经典,在此基础上,“酌奇而不失其正”“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才能真正做到“通变”.由此可见,“通变”不仅是“奇正”的出发点,还是其落脚点,故谈“奇正”先从“通变”说起.
二、“奇正”的美学内涵
文学讲究“通变”,但变有“正变”亦有“讹变”；变而出奇,就既有“正奇”也有“邪奇”.那么,何者为“正”？何者为“奇”？二者的美学内涵何在？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这是文章探讨的核心所在.据笔者统计,《文心》五十,几乎篇篇都出现了“奇”字或“正”字,其中“奇”“正”二字出现于同一篇的也达近十篇.在不同的篇章中,“奇”“正”二字的具体所指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如此,二者的核心内涵及相互关联却是有章可循的.
先来看“正”.在《文心》当中,“正”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有的指内容的纯正,有的指语言的典雅,有的指风格的质朴,还有的三者并包其中；即使是一些语句中作为动词来使用的“正”,它所纠正的,要“使之正”的东西也不出三者之囿.关于内容之“正”,刘勰在很多篇章中都有所提及,而在《宗经》一篇表述得最为突出,所谓“圣因文以明道”,圣人通过经书来阐明大道,故后学者要接近大道就必须以经书为宗.而“文能宗经”,又需做到“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六义”从情感、风格、事类、内容、体制、文辞六个方面对文体做出了规范,其中,内容之纯正——符合儒家的正统思想——又是重中之重.此外,《乐府》篇的“三调之正声”,《杂文》篇的“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等等,都是对内容意义之纯正的强调.语言之“正”也是刘勰的关注点,《征圣》篇中的这段表述非常明确：“故知言正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章之义.虽精义曲微,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矣.”[2]细心一点,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正言是用来纠正猎奇之语的,而正言的构成又离不开对要义的体察,即对纯正内容的把握.由此可见,语言层面的“正”虽可独立呈现,但在内里,它与内容意义层面的选择是不可分开的.风格之“正”受内容与语言的共同影响,而三者又都统一且受制于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内容及语言要求,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风格.《哀吊》篇中,在谈到“吊”这一文体时,刘勰这样说道：“夫吊虽古意,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3]不论是纯正内容的选择,还是悲哀文辞的采用,都是由“哀吊”文“哀而有正”的文体风格决定的.由此可见,所谓内容、语言、风格之“正”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三者往往是相通的,或者刘勰在言说时,更多时候是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而用于动词的“正”也是对内容纯正、文辞典雅、风格刚正之背离的纠正.《宗经》篇“正末归本,不其懿欤？”,《乐府》篇“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都可见出.
如果说“正”不仅指向内容、意义,还指向语言、风格,那么,“奇”则更倾向于后者.与对“正”持积极肯定态度不同的是,刘勰对“奇”的看法是辩证的,既不一味地赞扬,也不盲目地批判,而是能对之做耐心、公允的分析.我们知道,文学需“变”以致“通”,而在“正”的基础上,“变”可产生两种“奇”效：一种是承“正”之“正奇”,一种是偏“正”之“邪奇”.“正奇”的代表首推《楚辞》,在《辨骚》篇中,刘勰这样评价《楚辞》：“自风雅浸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摘从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故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4] 与《诗经》相比,《楚辞》虽“乃《雅》《颂》之博徒”,但在内容上依然“体宪于三代”,是承接着经典而来的,它出于《诗经》者,乃是其语言上的变化.正因为它能“取熔经意”又“自铸伟词”,即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作出相应的变化,所以才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才能“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楚辞》这种继承之中的创变,不但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而且使它与《诗经》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两个源流.而“邪奇”在《文心》中主要表现为“乏”“讹滥”“浮诡”等文弊.在《定势》篇中,刘勰对这种“邪奇”之风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5]在这里,刘勰对“邪奇”反“正”的本质、原因以及后果都做了说明,“穿凿取新”“多行捷径”,这样“失体成怪”的“邪奇”在当下文学中亦不在少数！
三、执正以驭奇
在“奇正”这组词中,刘勰对“正”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不论是内容,还是语言,亦或是风格,他都推崇“正”的一方.而对“奇”,刘勰的态度是复杂的,可谓又爱又恨,爱“正奇”带来的文学之丰富与发展,又恨“邪奇”造成的文风讹滥与文坛弊病.但刘勰并没有纠结于“奇正”的孰是孰非当中,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学者是有能力正确看待并恰当处理“奇正”之关系以达到“通变”之佳境的.他针对“奇正”矛盾给出的解决方法是与其“通变”思想一脉相通的.
那么,刘勰是怎样处理“奇正”之关系的呢？同样是在《定势》篇当中,他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5]善于综合各种体势,懂得融会贯通,能够与时俱进,方可变而守正,变能出奇,变以致通.与此同时,刘勰还将“旧练之才”与“新学之锐”的选择及结果対举：“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6]文学成就大小的取得虽离不开学者自身的才情,但其文学道路的选择与治学方法的运用同样至关重要.此外,《诸子》篇中,刘勰在讨论子书的读法时,对“奇正”关系的把握也相当明晰：“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觅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6]抛弃邪说,采取正论,是读书之法,也是创作之法,还是治学之法.《炼字》篇中,他举“傅毅制诔,已用‘淮雨’”之例,得出“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的结论,并提出了“依义弃奇”的用字之法,虽曰用字,其对“奇正”关系之处理却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刘勰再一次重申了他的辩证“奇正”观,让我们明了只有在“正”的基础上不断通观博览、区分正邪,文学才能朝着“正奇”的方向,在“奇”与“正”的相互牵制与推动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总而言之,刘勰《文心》虽未辟专篇来论述“奇正”,但他的“奇正”思想确与“通变”观念一道贯穿并主导全文.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学要更新、要发展就必须能变通,就必须在承“正”基础上出“奇”,真正做到“酌奇而不失其正”.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富有张力的平衡点与充满希望的生长点.
注释：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通变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2页.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征圣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页.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哀吊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辨骚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定势第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2-283页.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诸子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0页.
（李二叶山西太原山西大学文学院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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