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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引诗特点看其诗学观
韦 丹
内容摘 要：《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以说理性著称于世.《孟子》中引经据典之数不少,尤其《诗经》为最.本文立足于此,首先分析《孟子》引诗的三种方式,包括前置型、后置型以及论诗；然后,文章从孟子的引诗特点出发,探讨了其中主要的诗学观,包括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及曲解；最后,文章着眼于《孟子》诗学观中的矛盾之处,从时代、文本、个人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原因.
关键词：《孟子》 引诗 诗学观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子的思想主要记录于他和其门人所编著的《孟子》一书中.《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自唐代韩愈提出“道统”理论之后,孟子在儒家学派传承中的地位水涨船高,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孟子》一书,更是跻身“四书”之中,大有比肩“五经”之势.《孟子》一书兼具哲理性和文学性,文辞注重逻辑,说理性强,并且广泛引用前代经典,尤以“五经”为最.据唐人赵德统计,《孟子》一书“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宋人苏辙因此感叹“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孟子》引诗之总数,因统计方式不同,或略有小异,如今人江瀚以杨伯骏《孟子译注》为底本,得出《孟子》一书,涉诗凡三十八处的结论,其中孟子本人引诗二十八处,论诗五处,其余人等引诗共计五处.从上述引诗数量和引诗方式的排列可知,《孟子》一书,“引诗为据”的频率远超“解诗”,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的诗论不重要,相反,孟子关于诗的解读,反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千年不易的主题.本文就《孟子》一书的引诗方式及引诗作用来谈谈其中的诗学观.
1.《孟子》引诗方式初探
《孟子》一书引诗次数较多,大体是作为论据,论证某件事情,主要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前置型、后置型以及直接论诗.
1.1前置型引诗
前置型引诗,是指孟子在说理过程中,先引出诗句,然后从诗句的主旨出发,过度到论点.这种说理方式,能够避免直接提出论点时的“突发性”,给说理对象以一定的心理准备,增加其接受论点的可能性.比如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梁惠王说自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在指出“匹夫之勇”与“大勇”之间的区别之后,并没有试图直接说服梁惠王去践行“大勇”,而是引《诗经·大雅·皇矣》中的“王赫之怒……以对于天下”作为论据,从而自然而然地引申到自己的观点“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1.2后置型引诗
后置型引诗,是指孟子在说理过程,率先抛出自己的论点,然后再从《诗经》中寻章摘句作为论据.《诗经》是战国时期外交辞令的主要来源,在国君之间,有着广泛的接受性.孟子以《诗经》中的篇章作为论据,能够增加自身论点的说服力.比如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在探讨夏朝之所以王国,成汤之所以立国时,提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至理,并在论述最后,引用《诗经·大雅·桑柔》中的“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来增强其说理性.
1.3论诗
论诗也是孟子引诗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它占《孟子》一书中引诗总数不高,但对于研究《孟子》一书以及孟子本人的诗学观念却十分重要,它里面提出的不少论点,是此后中国千余年诗学史的重要理论源泉.《孟子》中论诗之处总计五处,其中两处未引诗句,仅有篇名而已,分别是《小雅》中的《小弁》以及《邶风》中《凯风》.其余则是孟子本人对于诗学的总体论述,包括《万章上》中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下》中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离娄上》中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2《孟子》诗学观
从《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和论述而言,可以总结出其中的诗学观,这种诗学观既有理论层面的诗学论述,也有实践层面的诗学应用.首先,就理论层面的诗学论述而言,相比于战国时代对《诗经》的“断章取义”式的应用,孟子更加主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即通过对当时具体环境的考察和诗人原初意图的探寻,去寻找诗歌的真实取向.其次,就实践层面的诗学应用而言,孟子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更多地是从自身论点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诗句的原初意义出发,带有很强的主观意愿.这种主观上的引用和其论诗时所主张的“以意逆志”,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2.1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批评术语之一,它充分表明了古人在文学批评中对客观环境的重视.孟子提出此一说法,源于其与弟子万章论“尚友”之道.孟子本义是谈“尚友”的道理,“颂诗”之说仅仅是譬喻而已.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在阅读一首诗歌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诗歌的字面意义出发,还要结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风貌、情感状态等等.借用现代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批评由读者、作者、环境、作品四个要素构成,“知人论世”所着眼的便是环境因素.换句话说,要想真正地去了解一个作品,必须立足于作品的时代与作者的实际情形.
2.2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是《孟子》诗学观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知人论世构成了孟子本人诗学观的主体.以意逆志的提出,源于咸丘蒙的一次质问.咸丘蒙从诗经中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发,质问孟子,尧把天下让给舜,舜获得了王位以后,那舜的父亲瞽叟不也就沦为舜的臣子了吗？这和儒家所倡导的“父父、子子”是相背离的.孟子从此问出发,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在解读一首诗的时候,不能从一字一句的字面意思出发,而曲解了作者的所要表露的心曲,即“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正确解读诗歌的方式,应该是从全篇的主旨着眼,去观察体悟作者的之志,这样才能起到诗歌解读的效果.
2.3曲解
曲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引用《诗经》时所经常表露的特征.因为当时《诗经》是外交辞令的主要源泉,不少人为了增强话语的说理性,会从自身的需要去随意引用诗经.这种文本解读方式,可以视为“读者型”,但其与现代的读者型解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从孟子本人对诗歌的整体论述而言,他是反对这种断章取义,乃至曲解诗歌的做法的.然而,从而引用诗歌的方式乃至效果而言,曲解的现象又比比皆是.这和孔子所主张的诗歌的功用性,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又一脉相承之处,又有着孟子个人鲜明的特点.比如在《梁惠王下》中,孟子通过周民族的史诗《大雅·公刘》以及《大雅·绵》的引用,曲解出“公刘好货”、“太王”的观点,从而与齐宣王相类比,引导其施仁政.
3.《孟子》诗学观中的矛盾形成原因分析
从前述《孟子》诗学观中的分析可知,孟子的诗学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即一方面他主张“以意逆志”,探求作者与文本的真实意图,然而在实践中他又经常曲解诗句的原初意义.这种引用方式,不仅消解了孟子所提出的理论的价值性,也不利于后人很好地读解《诗经》.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孟子》中诗学观的矛盾现象,有必要对其形成原因做一个扼要的分析.
3.1《诗经》的文本属性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既有民歌性质的国风,也有政府文献性质的雅颂.《诗经》成书年代较早,里面有不少生字、僻字,需要读者具有较强的古文字功底和音韵训诂的能力.孟子本人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传承人,但并一定就具有高深的文字学知识,这就使得孟子再解读《诗经》时,尽管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但是由于客观知识的缺乏,而出现了文本误读的现象.
3.2孟子的解诗方式
孟子主张“以意逆志”,即不从字眼出发,而是立足于读者自身的体会去感悟作者的原意.这种解释方式虽然破除断章取义所带来的弊端,但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主观随意性,因为读者的体会是基于个人的情感与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
3.3孟子的性格
孟子好辩,《孟子》一书也以辩论性和说理性著称.这种好辩的性格,就使得孟子有时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从而在《诗经》引用时,不从诗句的本旨出发,而从自身的实际需求着眼,故意曲解诗句.
4结语
《孟子》一书,引诗甚多,主要为“引诗为据”,也包含一些“论诗”之谈.从《孟子》引诗的方式来看,其诗学观主要包含环境层面的“知人论世”、作者层面的“以意逆志”以及读者层面的“曲解”.当然,《孟子》一书中,诗学的理论与实践有矛盾之处,这主要有时代、文本和孟子个人性格三重因素综合形成.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孟子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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