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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传教士中英文报纸的岭南报道分析
龙其林
内容摘 要：19世纪中期岭南地区的中英文报纸较为鲜明地展现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生活、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于作为异域的中国的观察和想象,既有对于近代中国初始阶段思想状况的揭示,也有基于宗教和商业利益考虑的对于他者的想象.
关健词：岭南地区 近代报纸 观察与想象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19世纪中期在岭南地区出现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英文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遐迩贯珍》、《华字日报》、《香港记录报》、《德臣报》、《中国丛报》等等,这些报纸在中国的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映了传教士笔下的战争前夕的岭南中西交流,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程度与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途径、态度也有了更直接的认识.在战争前,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创办、发行于广州的近代中英文报纸更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它面向中国人尤其是岭南的民众宣传西方宗教思想、科技观念和新闻报导,形成了对于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文化的生动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这些刊物置于岭南历史文化的大格局下进行审视,拟考察编撰者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所作的报导及其传达的文化信息,分析战争前夕传教士在刊物报导中所呈现出的对于岭南地区的认识和想象.
一、贸易问题及主张
19世纪中期传教士编辑的中英文报刊力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希望通过这些科学、技术、思想的输入,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蛮夷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意识.该刊力图拓展中国民众知识、展现中西贸易的益处,因此对于如何用中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上下了许多功夫.这些报纸在宣传对外贸易重要性的时候,最喜欢通过《通商》、《贸易》等栏目加以立论,详细论述对外通商不仅对于中国百姓获取生活物资有利,更能够增加国家税收,实现中国的民富国强.
如果说一些报纸还只是编撰者对于海外贸易重要性的强调,希望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启发中国人的商业意识、对外友好态度的话,那么另外一些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则根据中国文化的习惯,编辑了一些颇富小说意味的文章阐述中西贸易的价值.这类文章通常以两人对话为主,编撰者为其设置为两个中国人,他们居住于广州府,对于西洋事物颇感兴趣,因此经常在对话中涉及到西方文化、科技、商业.在这其中,商业内容较为常见.刊物中讨论的两人,一为思想开放、亲近西方文化者,一为观念保守,对西方科技、文化持犹疑态度者.随着此两人对话的进行,最后多以思想开放者说服观念保守者为结局,从而印证着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例如,在道光戊戌年三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编撰者以辛、曾二人的辩论为线索,以主张对外贸易利国者的胜利,反映出在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对于对外贸易优劣的长期争执.在这段文章中,编撰者就对外贸易对于民用、国库的影响进行了辩论.其中曾相公以其对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模糊感知,以及认识到的海外贸易的有利影响,实质上表现的是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希望向中国民众传达的对于海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刊物的编撰者很清醒地意识到海外贸易对于民众生活物资和国家赋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断地在各期报刊中反复强调这一主题,试图从思想角度转变国人的华夷观念,将西方国家视为贸易上的伙伴.事实上,仅以中国茶叶的对英贸易而言,在战争前夕中国依然从这项海外贸易中获得了丰富的收入.“茶叶大量输入英国,英国输华物资在铅、锡、棉花之外,却无相应的货物输出,为求贸易上的平衡,英国只得支付白银,每年从本国和印度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00万两以上,最高年度（1820—1821达到556万两以上.”[1]P439
同时,对于海外贸易中的盈亏、盛衰,近代中英文报刊的编撰者也能抱着理性、乐观的态度.如对于广州地区的海外贸易,不少刊物对其阶段性的兴衰有过多次描述.由于海外贸易条件经常变化,因此相关的商品也会发生相应的涨跌.“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怡和公司立即起而接替,继续经营茶叶贸易.1834年4月后,英国商船改从新加坡输入大批华茶,不但质量和广州一样,而且节省时间,免得在广州交纳重税,因此茶价反而有所降低.”[1]P438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国家民众商品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导致一些产品在中国形成截然不同的销路.“英国东印度公司初期运输茶叶,到1760年以后,由于绿茶在伦敦市场上掺假严重,信誉扫地,改运红茶,多属武夷茶、工夫茶、小种茶,恭熙茶.英国人因此嗜饮福建红茶,红茶在英国畅销.1792年东印度公司运到英国的红茶有15.6万但,值3413054银两,而绿茶仅1500但,值624640银两,只占极小部分.”[1]P438这种现象,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也留下了烙印.在道光戊戌年六月（1838年）的刊物中,编撰者记录下了这样一段细节,反映了中国国内的茶叶种植者因无法获知海外消费习惯的变迁,而依然生产大量绿茶,导致茶叶低廉,无法获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属于红茶之一种的武夷茶十分畅销：“年纪之贸易已完焉.若论绿茶叶之客,失本无利矣.武夷茶庶乎尽发卖了.湖丝之价无高无低,却载出外国之者少也.”[2]P384-38519世纪中期传教士中英文报刊所撰写的商品市价报导,反映了当时的商业贸易信息和行情,是我国中文报刊刊登物价广告的肇始,蕴含着丰富的市场信息和历史背景.
二、移民的商贾及籍贯问题
随着岭南地区中西交往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通过海外贸易获取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从不愿出洋到来南海从事贸易后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表明了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观念在岭南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还有的人则直接出国居住,长期淹留国外,这既是早期岭南地区移民者生活的反映,也产生了诸如户籍等相关问题.岭南地区的贸易固然使沿海的人们通过海外经商攫取了利润,但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通过这种对外交往方式,沿海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不再以农耕文化的保守观念看待海外贸易,不再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中外贸易过程中的货币流通现象及感觉到的内在规律,这对于拓展当时中国民众的海外视野、经济知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岭南地区的中国商人,甚至上海、泉州、厦门地区的商人也都纷纷参与对外贸易,他们中的一些人飘扬过海,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生活、贸易.19世纪传教士编辑的中英文报刊中对于这类商人有过描述：“此小岛,是大英国之宪所管.呌名新甲埔,虽然极小,其埔头之生理,在南海至盛.莫说西洋甲板继续往来,武吉兼马莱酉船无数进出.就是安南、暹罗,各国船,至彼,盖大英国之官,不纳饷税,准各人任意买卖贸易,无防范,无勒索,安然秩序发财.虽然其正饷不足为意,但因商贾辐辏,国家莫不沾润国币.上海县、泉州府、厦门、湖州府、广州府并琼州府之船,都往新埔头做生理.并几千福建与广东人住此为商匠士农,各悦兴头,英吉利有营汛建炮台.”[2]P46
随着岭南地区的中国人与海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不断有岭南地区的中国人开始谋求在海外定居.对于这种现象,其时的中英文报刊中专门撰有一文《迁外国之民》进行描述.在谈到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时,刊物编辑认为主要是岭南地区的人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之：“广东潮州、广州府、嘉应州、福建漳州、泉州府,而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日食难度.故市井之穷民迁安南、暹罗、南海各洲地方,觅图生意.”[2]P392
由于岭南地区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也相应地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对于是否允许这些人返回原籍便成为当时地方官员关注的问题.两广总督、广东抚院上折皇帝,希望能够允许这些出洋之人返回原籍.由于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曾禁贩南洋,而雍正五年又复开洋禁,因此在如何处理那些长期滞留海外的人们显得较为复杂.报导强调在确定欲回籍者并无为匪经历后,可以准其回国,家室子女也可一并带回.对于那些本国居民的遗孀,也准其自愿回中国,并规定地方官员不得借故敲诈钱财：“责成船户查明,实系内地良民,在番并无为匪,果因欠账疾病诸事逗遛,及遭风避难淹滞者,出具切实保结,无论例前例后,一概准其附载回籍.所娶家室生有子女,准其随带.若本人已故,所遗家属,情愿附搭,亲友熟识,便船回籍者,一体准其带回,交与各亲属,安插宁居.其携有赀财货物,地方官不得借端索扰.”[2]P392对于不同的出洋滞留者,文章中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对那些品行不端者严行查禁,而对于良民则应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予回籍.
岭南地区人们逐步参与到各类贸易过程之中,有机会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们互通有无,增长见识,并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打破了儒家农耕文化观念的束缚.其间虽然也因为早期沿海居民的出洋滞留,引发了户籍留存与否的争议,但这并不能遏制人们对于与外国贸易、出洋觅求发展机会的渴望,诚如当时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在奏折中所言,“现在开洋贸易之民源源不绝”[2]P393.
三、传教士的观察与想象
在19世纪中期传教士编辑的中英文报刊中,编撰者多对其出版动机和理想进行了阐述,为我们理解这些刊物的创办背景提供了契机.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创刊号《序》中,编撰者写道：“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2]P3又说：“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结其中外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2]P3这是当时许多中英文报刊近似的出版说明,显示出其对中国文化的亲近与友好态度,强调中外文化的互补性.
由于许多近代中英文报刊面对的是华人读者,因此这些刊物在表述办刊方针、目标以及用语时都极为注意读者的感受,编撰者在涉及到办刊目的、价值态度时往往非常谨慎,避免将自己的内在动机和心理呈现在华人读者面前.于是,刊物的编撰者在中文报纸和同时期的外文报刊上表述办刊的动机和目标时,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说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创刊号上,编撰者们对于刊物的宗旨主要强调为宣扬中外友好、文化共通的话,那么郭士立在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撰写的文章中,则在传教士同行面前直接透露了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深层目的：“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之至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撰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3]P187而从本质上而言,刊物编撰者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在广州及其它地区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便他们能够与中国人较为顺利地交往.事实上,郭士立从1831年起就在中国沿海许多地区进行游历,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较为熟悉,他通过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使华人可以以此为管道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展现西方人的文化价值和特点,促使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接受和认同,进而为西方传教士及西方商业、文化的输入创造条件.
同样地,19世纪中期的传教士中英文报刊在对待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这种身份上的微妙差异.在战争前,虽然新教传教士们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多持赞同态度,但在如何处理问题上则多是反对立场.他们基于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量运输.在《中国丛报》上,西方传教士们撰写了许多文章,纷纷对贸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主要编撰者的郭士立的态度和行为就显得尤为引人瞩目.郭士立在对待问题上,不仅充当贩子的助手和翻译,而且还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为贸易进行了的辩护.在该刊中,曾多次刊登了名为《奏为》的文章,内容均为引用中国官员对于贸易意见的奏折.在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奏为》一折中,《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引述其奏折内容,先是对贸易带来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计算：“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计算耗银,总在一千万两,其恶弊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银有偷漏原易尽矣.”[2]P227该奏折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禁烟愈严反而流弊愈多,“烟例愈严,流弊愈大,请变通办理,仰祈圣鉴密饬,确查事.虽恶毒,然其性能提神,止泻辟瘴,惟吸食愈久,愈害矣.”[2]P227甚至,奏折还提到了能够提神、止泻辟瘴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大量流入中国的对策,即“莫若仍用旧例,准远客商将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纹银,禁其出洋.”[2]P227奏折虽为中国官员所写,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此全文转引,无疑是持一种赞同的立场.而奏折看似道理充分,实则隐藏着郭士立对于贸易的支持态度,他借助中国官员的奏折,间接地传达出试图将贸易合法化的企图.
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19世纪中期的传教士中英文报刊在报导一些人物、事件或现象时,会有意地过滤掉其中的宗教、利益因素,而只保留能够较为有效地展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中外文化友好性的内容.著名的美国医药传教士伯驾,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被描述为医术精湛、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尤其是伯驾所体现出的不分华夷、一视同仁的态度以及分施药物、接济贫穷的行为,在刊物中更是被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刊物中,编撰者借助汉人感谢伯驾的赋诗,对于伯驾的神妙医术和无私医德进行了的描绘.首先,刊物对伯驾医疗技术的新奇性进行了描绘,这是战争前夕的广州民众对于西医的较早接触：“我居重楼越兼句,所闻疗治皆奇新.治法逈与中国异,三份药石七分针.”[2]P405接下来,编撰者具体描写了不同患者的症状,有些病症在诗中至今读来还让人颇为震动：“痈疽聋瞽杂焉坐,先生周歴如车轮.有女眉生斗大瘤,血筋萦络光轮囷.自言七岁遘此疾,今又七年半等身.先生抚视曰可治,但须稍稍受苦辛.乃与刀圭日一服,五日再视扃楼门.缚女于塌戒弗惧,霜鑱雪刄烂若银.且挑且割约炊许,脱然瓜落如逃鹑.遏以瓶药日洗换,旬余肤合如常人.”[2]P405另外还有耳疾患者求医,也在伯驾的高超医术下得以痊愈：“有儿生无两耳窍,坦然轮廓皆平湮.先生为之凿混沌,实以银管香水歕.涂膏抹药频改换,轮廓隐起耳有闻.”[2]P405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有的看似病入膏肓的患者,也在伯驾的治疗下起死回生,颇富传奇色彩：“有妇患臌腹如鼓,肢体黄肿死已滨.银锥三寸入脐下,黑血涌注盈双盆.须臾肌肉倏瘦皱,精神渐复回阳春.”[2]P405在编者的笔下,精通医术的伯驾最擅长的还是治疗眼疾：“至如治目尤专技,挑剪钩割无虚辰.治愈奚啻百十计,奇巧神妙难具陈.”[2]P405难能可贵的是,伯驾不仅医术高超,而且设身处地为病患着想,医德高尚：“得效忻然无德色,不治泫然悲前因.呜呼先生心何苦,噫嘻先生术何神.神术不嫌狠毒手,毒手乃出菩提心.是法平等无贵贱,物我浑一无踈亲.”[2]P405
应该承认,报导中对于伯驾面对疑难杂症的冷静、治疗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在治愈病人不果后对于病因的悲悯,显示出伯驾作为一名传教医生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如果与伯驾的医药传教实际情形相对照,我们发现该刊的报导只保留了对于伯驾医治中国病人场面的描写,却对伯驾藉此机会传播新教的目的和方式进行了回避.从根本上看,“伯驾是合格的医生,也是按立过的传教士.对他和美部会而言,医药毕竟只是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手段或工具,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医药治疗华人的肉体,更在于拯救他们的灵魂,希望华人能因此而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伯驾十分在意随时传播福音的机会.”[4]P139其实,伯驾在广州行医期间的完整的工作场景是,他一边为华人患者治病施药,一边借助治愈病人、得其感激之际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伯驾借助行医而进行的宣教工作在当时的传教士中英文报刊中被过滤了,原因或许是刊物的编撰者们不希望华人读者对于伯驾的医药传教活动引起不必要的警惕,而只希望借此传达出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慈爱,以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在刊物的报导中只提伯驾的仁心仁术,而忽略其宗教背景和目的,在当时传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形下,很显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伯驾的医药传教,让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医药有了新鲜的、深刻的体验,并帮助中国人形成了对于西方医疗技术、宗教及文明先进性的局部认知,这也有助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读者由此形成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感知和西人形象的良好印象.而这,恰恰是刊物的重要创办目标之一.
19世纪中期的传教士中英文报刊对于岭南地区历史文化景观的描述,虽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编撰者的立场、情感和态度,但是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战争前夕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对于我们了解岭南地区人们的生活、宗教、习俗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人们习惯以战争为限,将此后的阶段视为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的时期,却忽略了在战争之前中国人尤其是岭南地区的人们,已经较多地参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事实.他们一方面接触、了解西方的器物文明,一方面出洋贸易、移居海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践行者.这些近代中英文报刊所勾勒的岭南地区文化景观,虽然遮蔽了一些背景和史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绘出中国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和认识程度.对于刊物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并结合其他的史料、著述及当事人的文章,我们才可能看到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并存的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文与英文报纸中表现出的看待中西文化的微妙态度差异,并在此过程中基于不同主体思想、观念、立场的差异而导致的叙述视野的迥异、对于事物不同侧重点的呈现,以及充满文化隐喻意味的、惊心动魄的精神细节.
参考文献
[1]沈伟福.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C].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
[3]Charles Gutzlaff. 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A].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Aug,1833.
[4]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M].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影响与重构:广府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岭南报刊研究”(GD12XZW0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共建课题“‘广府文化’与‘广州叙事’——近代广州中英文报刊研究”(13G24)
（作者介绍：龙其林,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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