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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里达的延异看文学译本多样性
眭 燕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2）
【摘 要】通过梳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主要观点,探讨了“延异”与文学译本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得出：在从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转化过程中,因受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和翻译目的的存异性等因素的影响,文学译本必然产生多样性.而目的语所呈现的这种多样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延异；多样性
一、引言
解构主义是当代哲学、文学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一项“解构本体论的任务”,试图利用 Destruktion (解构、解析) 来克服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直到尼采为止,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借鉴了这一概念,并创造性地提出“Deconstruction”的哲学原则,继而提出解构主义这一概念,用于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于是,“反中心”,“反权威”就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1967年,德里达的作品《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相继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特尔、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即社会现象的意义可以做无限的解读和延伸,以及挑战并反对权威.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一直以来以原文为中心、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唯有原文才是权威的翻译理论界.
二、德里达对翻译定义的解构
在德里达以前,翻译的定义属于一种二元对立项：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原文是中心,译文是附属,作者是主人,译者是奴仆.翻译的标准是建立在后者对于前者的忠实基础上,或者说看后者是否接近前者,即所谓等值.与传统的翻译意义的“再现论”和“等值论”不同,德里达认为“有调节的转换”比“翻译”这个术语更能反映翻译的特征,因为他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不存在纯粹的所指.转化和调节不仅发生在语际翻译,也发生在语内翻译,这就意味着原语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这种观点与解释学的“解释”和“理解”意义非常接近.这种翻译定义推翻了人们对等值的看法,创立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范式.
首先,翻译是发现文本潜在的意义,其隐含意义、边缘意义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文本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传递,更主要的是转换和调节.翻译的意义由于它的多义性,在散播和分解,而翻译为这种散播提供场所.翻译不仅要推翻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而且要建立一种被忽略了的链接.在“中心”“印迹”、“散播”之间,拓展所指的范围.
其次,在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上,不是译文依赖于原文,而是原文依赖于译文.通常的观点是,没有原文就没有译文.而德里达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因为原文等待译文去发现、阐释.因此,译者所追寻的文本意义不是潜藏在原文中,而是隐藏在译文中.原文的生命在译文中得到延续,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前提.每一次翻译都是新意义的创造,它改变了原文单一的、固定的意义.
原文作为一种静态文本,具有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无法达到整体意义,只有翻译的参与,调节和转换原文,原文才能推陈出新,投胎转世,在新的语境中成长、发育、成熟和再生.
三、德里达的“延异”与翻译
德里达是如何进行“解构”的呢？如上文所述,首先是“颠覆”,然后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德里达杜撰了一个术语“延异”(différance).“延异”究竟是什么呢？“différance”一词来自法语“differer”, “differer”在法语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词义.分别是英语的“differ”(区别)“defer”（推延）.这两个词中,最常见的意思是“differ”,其意思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暗示着“不同”“其他”“可辨别”等.这个动词的第二个意思指的是时间的“推延”,德里达认为这一术语包括如下概念：“推迟至后的行为,时间因素的考虑；一种运作的力量,而这一运作暗示了经济性,迂回,替换,推迟,保留,它还暗示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时间妥协、求助、迂回绕行等”（Derrida, 1982:8）
根据德里达的解释,“延异”没有存在,没有本质,一言以蔽之,“延异”不存在,但它又无处不在.“延异”是差异的本源或结果.是差异之间的差异.“延异”一方面暗示存在差异、可以辨认、不平等；另一方面也指时空的间隔而延迟的意思.“延异”永远处于不断推迟、延后的状态.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假设存在着固定的意思,而“延异”则表示一个词的意思不仅取决于它与其他词的差异,而且意思存在于它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与其他词语相互联系,从而不断推延其意思的出现.“延异”还指时间的推迟与空间的阻隔的结合.“延异”使得静止的意思开始流动起来.在德里达看来,符号的终极意义永远处于“缺席”的状态.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意思只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正是这种“缺席”的“在场”使得意思得到不断的推延.德里达认为文本就是展现“延异”的场所,文本自身既带有过去文本的痕迹,又是作为意识存在的形式.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参照的系统.它不是包括一组组对称的能指词和所指词的含义明确、界限分明的结构而酷似一种漫无头绪的游戏,各种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变化,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是一清二楚的,使用的因素都互为‘踪迹’(trace).也就是说,德里达认为语言中真正存在的是处于不断的自由游戏和相互替补关系之中的连续意指链,这种意指链永无止境地延异着.延异否定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在书写或解读的过程中,所指并不存在,字符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它所传达的不是固定的意义,而是流动的意指,意义并不在场,而是在意指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这就是意义的“撒播”.能指与所指的“延异”导致了语言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语言成为差异和延异的无休止的游戏,使意义成为一种“踪迹”的延异,在场与缺场相互替补,永不可及.德里达认为不仅语言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同一语言的内部也处于不断转换的过程中,语言内部要素也在无限延异着.“不管是源语言还是译文语言都不是纯粹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包含着来自于其他语言中的要素,任何语言都是多语言作用的结果,语言间的界限不复存在.”
四、“异延”与文学译本多样性
“异延”这一概念为文学翻译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文学译本多样性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既：文学译本多样性背后的原因与以下几点因素有关：（1）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2）译者具有主体创造性（3）翻译目的具有存异性
1、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从“异延”的内涵和解构主义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任何语言符号都并非一个孤立的单位,它们的组成要素亦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它们必须与周围其他成分相互补充和配合才能表达自身,因此一种语言既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又彼此有别,并在表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时突显其自身的特点与价值.文学译本,这一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会因不同的读者而千差万别.试图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发现一个恒定的结构、确定一个单一的意义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如米勒所说“文学文本的语言是关于其他语言和文本的语言;语言是不确定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另外,从德里达得出的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结论中我们不难理解：在“异延”语言图景中,人类语言活动处于一个断裂和跳跃式的动态开放系统之中,无论是单一文本还是全部话语文本活动都处在无限的“异延”之中.一方面,此处的文本与彼处的文本有空间上的共时的联系.另一方面,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有着历时的关联；并且,各种文本间没有文体的限制,可以自由地穿行于哲学、文学、甚至建筑学等各门类.从这种逻辑出发,任何人打开一部作品,就等于同时打开了古往今来的无数作品.在文学译本的创作当中,模仿与模仿对象之间既相同又不同,前者时刻在追踪重复后者,但又永远无法与之同步,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替补和撒播中不断地转化,模仿对象也可能是对另一模仿对象的模仿,文本的终极意义便无源可溯,这就是文本或者说是文本意义的“撒播”,它带来了文学文木的互文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2、译者具有主体创造性
人们说翻译是第二次创作.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等不同,以及译者的双语水平高低有别,致使他们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自然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译者的这种主体创造性和德里达关于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解构观点无疑为译者进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如果用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那么文本就会打开其封闭性,呈现一种开放的形式,里面的东西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意义相互交织、延宕、散播、增补.不难理解,这里面的东西便是原作企望呈现的意义,而外面的东西则融入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译者的理解.由此,译者可以打破原作者赋予作品终极意义的束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通过修改和转换,使原文成长、成熟,最终得到“再生”.尽管每个译者都会有其不同的理解方式,而且文本内容的阐述也不尽相同.但这种理解与阐述的差异恰恰为原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延伸了理解的边界.这样,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就会既有似曾相识之感,又有永远不可能达到意义本真世界的困惑,因为他们感知到的也只是“异延”的踪迹.至此,就必然会出现好的作品一本多译、一本重译,反复修订等现象.在译者转换原语的文本,跨越目的语的限制,扩展译文语言,从而使译文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译者便成为译作的创造者,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被赋予了极大的创造性.
3、翻译目的具有存异性
德里达认为,通过翻译,我们能够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各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达到更深刻和更准确地认识.这就是说,各种语言在语义、句法和语音方面的不相同的表意方式,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被隐藏起来,而应该在新文本中表现出来.在“延异”这一概念中,时空的差别会导致理解的偏差和意义的扩散.同时,读者的阅读是一种能动的认知活动,这种能动的阅读最终导致那些异化了的内容逐渐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欣赏.例如,当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花木兰》被好莱坞搬上荧屏时,一些中国人认为：其情节既搞笑又荒诞,大幅度偏离了中国人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木兰形象,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而另外一些中国人则认为,正是得益于好莱坞这个平台,原著才得到了新生（afterlife）,中国文化才得以在西方世界传播.当中国文化这颗种子在西方世界散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时候,相信是大部分国人希望看到的景象,这样的文学作品解构无疑是成功的解构.通过不同的翻译目的,这些异化了的“种子”还会逐渐根植于目的语文化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完成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摄取的过程.可见,德里达的翻译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是尽量保护和表现这些形式的差异.德里达用“异延”概念来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旨在强调通过翻译才能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并充分发挥语言在当代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与渗透的重要作用.因而德里达“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这种独特的视角实际上为翻译实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作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范式,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疆界,质询了意义不变的神话,这让翻译的过程成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而“延异”这一概念的提出帮助我们理解文学译本多样性这一现象的成因：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和翻译目的的存异性.这些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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