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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易帜前后析张学良的政治才干
摘 要：1928 年对东北奉系军阀而言,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危难关头,少帅张学良展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政治才干,一方面成功团结奉军上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易帜”谈判,对日本则采取隐忍与决绝的两手外交策略,最终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的夙愿.
关键词：张学良；奉系；东北；日本；
1928 年, 少帅张学良展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政治才干,一方面成功统一奉军上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议和谈判,对日本则采取隐忍与决绝的两手策略,最终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的夙愿.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易帜”前后的政治表现,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一、以“宽忍”为用———张学良团结奉军上下的政治努力
1928 年, 张作霖被被日本人炸死.张的暴亡使得东北军突然失去主心骨,而奉军主力还在关外,东北内部空虚,日本随时有可能发难.这个时候,奉军上下没有慌乱,反而以协助张学良返沈为中心任务,展开了秘密行动.少帅张学良与杨宇霆决定,由张学良本人立即返回奉天主持大局,杨宇霆继续留在关内,指挥撤军事宜.
1928 年6 月18 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 日正式就职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这期间,由于不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日本未敢轻举妄动,实现更大的阴谋.可以说,正是张学良等人临危不乱,精心筹谋的安排,奉军上下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对于东北军内部的山头斗争,张学良本人是清楚的,老将张作相德高望重,巨头杨宇霆虽然才能卓著,但为人骄横跋扈,如何对待这些“老前辈”,是实现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关键.张学良采取依靠基本盘,争取“老前辈”,以“宽忍”为用的策略.
张学良恭请张作相出任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对此,张作相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反而发誓辅佐支持张学良.不久,杨宇霆也发来通典拥立“汉帅”张学良.这样,奉系内部各个山头都统一到张学良旗下,1928 年7月1 日,张学良正式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同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日本妄图分裂奉系,进而吞并东北的野心也暂时破灭.
二、“曲折往来”—对南京政府谈判的“义利并重”
1928 年7 月1 日,少帅正式致电国民党,表示愿顺从民意,实现国家统一,并派代表赴北京谈判.谈判的焦点在热河的归宿问题上,热河作为东北的门户,关系东北的安危,因此,张学良志在必守.而南京政府对此则采取,一边答应张学良的全部条件,要少帅立即“易帜”,双方初步商定7 月下旬举行“易帜”；另一方面,又积极调兵遣将,向热河进军.
就在此时,日本方面对张学良将军施加了压力,7 月13 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的旨意,拜会了张学良,提出了日本的警告.在内外压力下,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 日宣布热河易帜,但东三省全部易帜时间延后.少帅企图是用热河“易帜”,打掉武力攻占热河的图谋.
张学良一再延期易帜,并没有迫使在热河问题上让步,他拒绝了张所提停止热河军事行动的请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队中止前进的底线,是张学良让出热河.”.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艰苦的拉锯谈判,“东北易帜”的时间也一拖再拖,直到1928 年10 月,国民党方面才最终同意了东北方面的“易帜”条件,其中核心的热河省正式划归张学良管辖,成为东北第四个省.这样,少帅张学良既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大目标,继而又实现了掌控东北的区域小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少帅在东北的地位由此得以巩固.
笔者以为,谈及历史事件,决不能脱离该事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在20 世纪20 年代,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背景下,张学良将军首先是一位爱国的、拥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家；这毋庸置疑.其次,他也是奉系军阀的首领,是一派地方军政集团的代言人.因此,他所作的任何决定,必然带有二者共同的利益交集.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基本立场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奉系集团的利益,因为这不但是张学良将军本人的诉求,也是奉系军阀集团上下的共同追求.如果不能有效的维护集团利益,张学良也是必然的.正如以“江浙财团和黄埔军校”为基础的集团,山西阎锡山集团、广西白崇禧集团等等,都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交集追求者.因此,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学良积极追求奉系集团的利益,无可厚非.
三、“软磨硬顶”———张学良对日外交的两手策略
“东北易帜”必然面临日本的激烈干涉,这是张学良将军意料之中的事情.日本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扶持奉系军阀,是绝不会甘心将即将到手的肥肉吐出来的.“在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前的5 月末,日本既已由朝鲜调来一个旅团到东北,加上关东军原有第14 师团的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奉天业已一月有余.张学良暂时放下了父仇,对日本选择了隐忍不发的“韬晦”路线.1928 年7 月19 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拜会张学良,进行威胁恐吓.张学良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告知林,如果违背东北民意,“他本人必将陷入困窘地步,甚至被迫辞职.”8月4 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田中以首相特使身份,前往沈阳与张学良会面交涉“东北易帜”问题,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至今读来都令人愤慨.他对张学良强调,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张学良仔细耐心的听他讲完后,向他解释,尊重日本人的“劝告”,但决不能因此违背东三省人民求统一的愿望和意志.林权助当即发飙,大声嚷叫,日本已经下定决心,即便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也在所不惜.少帅听罢,勃然变色,这时日方的一位代表又进一步恐吓,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张学良强硬回应：“绝不做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事.”
面对日本的威逼恐吓,少帅悲愤交加,背地里潸然泪下.但为了东北安危,只能延期“易帜”.张学良认为日方所说“如不听我方之劝告,即诉诸武力”,确非空言恫吓,必须进行斟酌.即“不给政友会的田中义一首相以‘军事介入东北的机会,来转移民政党等的攻击,延长其政治口实的政治判断’.”果然,不出少帅的预料,田中内阁对华的蛮横态度,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国的经济抵制,“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中贸易持续萎缩,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扩张.”同时也引起其他列强的疑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反对派也对田中内阁展开猛烈攻击.
面对国内国际一片浪潮,田中内阁被彻底孤立.于是被迫调整对华政策.正是在这种内外有利的环境下,10 月12 日,少帅正式宣布东北易帜.
结论
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放弃侵略东北的野心,随后向东北当局提出铁路交涉问题,少帅对此胸有成竹,以东北外交问题盖由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加以巧妙推脱.日本当局对此无可奈何.“杨常事变”的爆发,体现了少帅“宽忍”性格的另一面———“决绝”.通过霹雳手段,迅速解除了东北当局的内患,不失为高明.这种性格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也表现的淋漓尽致.“中东路事件”固然被评论为“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即从此降落.”,笔者却认为,张学良将军力争收回东北权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双方实力的误判,过不在少帅,日本在二战中也是经过了“张鼓峰”等系列事件,才确认了苏联的真正实力,从“北上”战略改为“南下”战略.而少帅在战败后,跳过,立即展开对苏谈判,力争弥补损失,也是其灵活外交的体现.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责任,笔者以为,其根源还是当时军阀割据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造成的.以史明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任何时候强调这一点都是不为过的.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18 辽宁社会科学院院一般课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张学良执政东北再思考为中心》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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