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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在危机的压力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有可能放弃其一手建立的全球体系,而专注于美国自身；欧洲将努力防止重新碎片化的脱欧趋势,继续走欧洲共同体的道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合作共赢的泛亚共同体已经初露端倪.天下三分正在成为历史的新趋势.
旷世危机引发天下大乱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之为“旷世危机”.全球危机已经十年,最初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并演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对立正被激化为国际政治危机,已在世界范围引发了文明冲突、种族矛盾和暴力对抗.如今,各国频频发出贸易战、货币战的威胁,以邻为壑又成为国家的新政策.没有人知道危机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根据以往的经验,走出体系周期危机的路径主要有4 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战争.
技术创新被视为体系更迭中最重要的建设性力量.在技术创新导致繁荣之前,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使大量原有产能遭破坏及大批劳动者失业,这将造成广泛的国内社会动荡.在国际上,历史上技术领域的竞争常常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在当下的危机中,各国逐步抬高技术交流门槛,并正在演化为大国之间的重大矛盾.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气.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气远未绝迹.无论是为保持垄断利润构筑市场壁垒,还是为资本不受限制流动而强迫开放金融市场,都曾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难以求解的复杂议题.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美国率先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如此下去,世界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和小圈子.特朗普上台后废止了TPP,却更强化了“美国第一”的立场.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与秩序的重构一样,取决于实力.实力一旦转化为制度,人们就很难改变；当出现重大实力变化或严重危机必须对制度进行调整时,难免会出现残酷的竞争.在围绕改变制度和体制的竞争中,发达国家很难改变“赢者通吃”的观念,更不愿放弃“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新贸易谈判中,发起国就是希望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国这样的国家出让更多利益.但这只会加剧各国摆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体系的努力,“脱美化”将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长期趋势.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但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近年在多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及低烈度暴力冲突,一些大国通过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进行组合式应用,实现了颠覆一国政府、向边缘地带特定国家转嫁危机的目标.这种“溃疡面式的战争”,在承平时期可以反复发作,成为推动资本流动的军事性杠杆；在危机时刻,则可以成为金融霸权国家转嫁危机的手段.
这4 条摆脱危机的传统路径,都布满了障碍与陷阱,前途未卜.以往这些曾经有效的传统路径,如今均不足以把世界带出危机.看来,世界将不得不面对美式全球化体系解体危机的漫长冬季.
美式全球化的终结
在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口号鼓动民众.利用美国底层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掀起了平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反全球化浪潮,战胜了希拉里,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当选,与导致危机的美国社会的根本变化和危机的持续冲击有直接关联.从20 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改变了以实业为基础、贸易为主导的模式,大量转移产业,高失业率成为美国的“新常态”,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这使得精英代表传统美国人发出“我们是谁”的疑问.“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 ∶ 1 财富结构中的深刻裂痕.美国两党制演变为“否决政治”,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通过高度金融化垄断全球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模式已经走不下去.特朗普必须要做出改变.
随着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体系中的固有特征也在起到加深危机的作用.在1971 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成为推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起飞的基础能源和原料,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美国资本开始产业转移走上金融化的道路.从20 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金融化不仅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
几十年过去,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不再有能力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在危机的冲击下,所有支撑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主要支柱都被撼动,维系世界一体化的秩序出现了瓦解的态势.目前世界核心货币——美元,因债台高筑和信用缺失正面临崩盘的危险.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新生的亚洲投资银行却在美国反对下诞生,并得到快速发展.为欧洲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另发新声甚至是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常常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其权威受到普遍挑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亚太地区的盟国体系,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而美国军事力量因缺少实体经济的支撑,也无法取得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胜利.
上述情况说明,美式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趋势难以逆转.历史告诉我们,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处于衰老退变总趋势中的美式体系虽有心挣扎,却终将无力回天.
欧共体的建构与危机
欧洲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源地,也是此轮美国主导、跨大西洋国家合作推进的全球化次中心.资本是现代战争之母.导致欧洲数百年战争历史的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之外,就在于资本的扩张.欧洲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工业化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导致欧洲数千万人死亡和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从1648 年到1945 年的近300 年时间里,欧洲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之中.
建设一个能够避免战争再次爆发的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欧洲人的共同愿望.
1948 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欧洲大会”,建立了“欧洲运动”联络会.法国人让·莫内提出,欧洲应该建立一个欧洲议会、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无关税的市场、无国界旅行,甚至是共同货币.1950年莫内和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共同设计推出了欧洲六国“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这是欧洲人走出“有组织合作”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六国于1957 年签署了《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彼此间取消所有关税,实行共同贸易规则,协调规划交通运输、农业和税收.六国还达成原则协议,在经济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开始规划政治一体化,建立“政治联盟”.
从1960 年开始,欧洲开始推进一体化进程.先后推出建立“自由贸易联盟”,签订共同农业政策,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组织,成立欧洲理事会,建立直选议员的欧洲理事会,推出《欧洲单一法令》,增加共同安全与外交机制,改革欧共体机构,欧共体扩员等举措.1992 年欧共体各国签订条约,正式成立欧盟；1999年,欧元成为欧盟成员国记账式货币；2000 年,欧元开始流通.2004 年,欧盟28 国签订《欧盟宪法条约》.欧洲这一系列制度性的创新,不仅具有地区性意义,也具有世界性价值.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也受到严重的冲击.2009 年的欧债危机,引发了欧洲地区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矛盾.随着经济面的恶化、社会对立加剧、难民危机和民粹运动的扩散,欧盟这棵大树已然被撼动.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 年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而多数英国人赞同脱离欧盟.
面临重构的欧盟
英国作为最早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曾经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和其中一个体系周期的带头人.在此时决定退出欧盟,选择“英格兰第一”,并不是孟浪之举,而是在全球化面临失序时,做出的退回国家堡垒的战略性决定.这是全球化趋势正在逆转的标志性事件,体现大西洋体系正在进一步走向瓦解、历史潮流正在改变的趋势.
导致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是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对原有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冲击.作为全球危机的一部分,中东、北非的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难民、移民问题冲击着英国安全与就业市场.而欧盟经济不景气、欧债危机频发,使没有加入欧元区的英国不能在经济上与欧洲抱团取暖,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英国人用选票表达了对此轮全球化的失望和他们对危机将危及自身的担心甚至是恐惧.
其实,并不是只有英国人担心,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民众和部分政治家也表达了脱离欧盟的意愿.法国人玛丽娜·勒庞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本国第一”的时代,她以“法兰西第一”作为竞选总统的口号,并承诺如果当选将退出欧盟.尽管愿意留在欧盟的马克龙当选了法国总统,使欧盟度过了一次解体的风险.然而,在今天的欧洲,脱欧现象已经不是难得一见的黑天鹅了.
在欧共体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各种危机,欧洲一体化却总能化险为夷,在跌跌撞撞中前进.这种韧性不仅来自政治家和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强烈愿望,也出自欧洲所创造的诸多制度性工具,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欧洲的基本生存环境.
在资本全球积累的背景下,经典的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无法与庞大的洲际国家进行利益博弈.欧洲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就必须超越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束缚,创造出更大规模、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组织,形成更强大的体系性竞争力去与大陆型的洲际国家竞争.如果说,建立主权民族国家,曾经是保障欧洲发展的历史性选择.那么,今天建立统一的大欧洲,则是欧洲国家适应全球竞争趋势作出的新选择.
“欧盟：走向联邦还是分裂？”是2013 年欧洲布鲁塞尔智库第四次对话的主题.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此的看法很清晰：欧盟需要努力从民族国家走向联邦制.联邦制既寻求联合,也承认对自治尊重与协调.今天欧盟已经有一系列不可否认的联邦制元素：以提升欧洲整体利益为责任的超越国家的欧盟委员会、直选的欧洲议会、独立央行,还有法律效力在各国之上的法院.所有些机构具有超越国家的权力,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在危机的冲击下,欧洲一体化无疑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就此中止,还将在全球危机压力下曲折前行.
中国的重新崛起
根据1952 年的统计,中国有6 亿人口,GDP 总值为679 亿元,人均为119 元.那时,中国的状态被称为“一穷二白”.
在美苏冷战的全球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员的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由此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中国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具有资本密度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特点,需要巨额投资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除了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启动、组织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调动的社会力量,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使在苏联援助时期,中国的基本发展方针依然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形成了一种既不是苏式计划体制,也不是西方市场式经济,而是混合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具有体制弹性和中国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工业指数以1952 年为100,1976 年达到1274.9.中国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化基础、一定科技发展水平和广大受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恰巧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浪潮,两者结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而中国内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混合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构成是三维主体,即战略性的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系统组成的整体,因而具有超常的投资能力、超常的购买能力、超常的经济战略谋划能力.这些中国特有的能力与市场经济活力结合,实现了1979年至2012 年长达34 年平均9.98% 的超常增长.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混合经济体系.从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13 亿人进入小康社会,令数亿人脱离贫困,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改善的结果看,得出的大判断是,中国目前所选择的基本制度,更能满足中国社会特定阶段和发展环境需求.
到2013 年,中国GDP 为56.88 万亿,60 年中平均每年增长8% ；人均收入为4.2 万元,比1952 年增长35 倍.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1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2.05 万亿,占世界制造业总值的19.8%,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家.2015年,中国实际GDP 在世界经济的比例已超过17%,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更达到40%.
显然,经历了百年沉沦后,中国已在重新崛起.
13 亿国民的共同体
中国的崛起,除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指标之外,还在于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也包括国民的精神健康向上与相互间的认同.
在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被视为“东亚病夫”,战乱频仍、一派凋敝.“救亡图存”,是中国人最关切的话题.如今,有13 亿人口的中国基本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孩子有书读——国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妇女能够参加工作,与男性一样拥有社会各种权利.中国建立了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人均寿命接近76 岁.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就业机会普遍,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正在努力控制两极分化,防止出现新的阶级矛盾与对立.中国各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下,融合在统一国家和民族大家庭之中.中国的国防力量为国家安全提供着坚强的保障,中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完成了对原外国殖民地的回收与治理,正在努力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社会主流话题.
今天的中国,是中华民族的祖国,是13 亿人的国民共同体.根据中国政府的目标,在2020 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国家,在2049 年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在全球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转圜空间.能够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就是中国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当然,要把中国的事办好,也包括要与周边国家深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把“一带一路”作为百年大计、百年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建立全面一体化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发展的合作体系.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周边与世界.
必须指出,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官员的腐败、环境的污染更是引起民众的不满.在教育公平、医疗卫生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综合治理的水平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考验今天的中国政治家们,促使他们更加关注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 作者：王湘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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