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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民革我参和民革宣传工作同忆
我是浙江宁波人,1934年1月生.1954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6月加入民革.1986年前后调入民革机关工作,一直从事宣传工作.
我能够来民革机关工作,纯属机缘巧合.一定要说原因,那就是因为参加了民革.之前我一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当老师,主要研究《红楼梦》,先后出版过《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后改为《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红楼梦是怎么样写成的》、《红楼梦答客问》等书,还曾借调到担任红楼梦注释组组长,发起创办了《红楼梦学刊》,筹备了中国红学会的建立.我的父亲蔡竹屏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余姚县、温岭县等地方的县长,抗战时期凭借爱国知识分子的一腔、一身正气投身当地的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父亲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在上海、宁波等地投身于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工作.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李青专门找我,谈让我加入民革的事情.李青的父亲是李葆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李葆华的父亲则是李大钊.同时,当地民革的老同志多次跑到我家里,给我做工作,希望我参加民革,为民革补充年轻血液.我家那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他们都是八十几岁的老先生,每次都是爬上爬下,我心里非常感动,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民革,我那时也有一些了解.当时民革的有些同志,以前是我父亲的上级.比如说黄绍竑,国民政府时期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种种因素,我觉得,还是应该参加民革的,于是就加入了.
加入民革第二年,当地民革组织就派我到北京参加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实际上是民革用来了解和选拔后备干部的.我在读书班毕业之前,民革的领导贾亦斌副主席就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来民革工作.我当时不大愿意从政,我说我考虑考虑吧,我觉得自己还是从事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比较合适.恰好清华大学当时打算调我过去,到刚刚复建的中文系任教,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民革提了出来,说我想去清华大学任教.但民革已经对我有了意向,后来又多次作我的工作,大意是让我来民革工作,以组织的工作为主,在业余时间可以兼任一些清华大学任教的工作.我就答应了.半年时间,我就调入了民革机关,在宣传部工作,后来就相继担任了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此外,我还被安排为红楼梦学会的常委和副会长.现在年纪大了,变成顾问了,所以现在叫红楼梦学会顾问.
说来也巧,民革有好几任部长都是红学研究的专家,如王昆仑、许宝骙等.在我没来民革之前,我就知道王昆仑,对他非常钦佩,他过去的笔名叫“太愚”.他那本关于红楼梦的书《红楼梦人物论》在国内出版的很早,是红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本书.许宝骙则是红学界少有的索隐派,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路子,许多人都接受不了,不太赞成.当然,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只是巧合,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如果不参加民革,恐怕我也不会到民革机关来工作,也就不会当上民革部长一职了.
1996年,我担任了民革部长.这期间,有些工作让我印象深刻.具体来说,一个是创办团结出版社的工作,还一个就是改版《团结》杂志的工作.
既然当宣传部部长、干宣传工作,总得有属于自己的宣传阵地、舆论阵地.所以我就考虑到创办团结出版社和改版《团结》杂志.
先说创办团结出版社这件事.筹备出版社那会儿,适逢国家正要削减全国出版社数量之时,当时国内的出版社数量太多,需要“砍掉”一部分.在那种背景下,申请成立新的出版社,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情况非常特殊,能够得到主要领导同志的同意进行特批.我就跟民革的领导们多次商量,领导说,想想办法,尽可能去试试.当时的部长是邓力群.我想起原先在红学界认识的一位朋友,这个人家里与邓部长家里关系很好,联系不少,我就想,能不能请这位朋友帮帮忙,说说话.想到此,我们以民革名义写了封信,还请朱学范主席出面,在信上签了名,然后请这位朋友将信带给邓力群部长.邓部长拿到信一看,是民革朱学范主席直接写给他的.看过信后,邓部长说：“现在党派有没有出版社？是有一个还是一个也没有？如果民革成立了出版社,其他党派也要成立啊,这样一来就要成立八个出版社了.”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先成立一个也行.统战部还找来其他党派征询意见,说民革要成立出版社,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当时,其他党派直接成立出版社的还没有,所以大家都表示赞成,说党派第一个出版社由民革来成立,我们全都拥护.就这样,团结出版社得到批准,可以成立了.
出版社成立后,就开始忙碌人的事情.出版社得有领导班子来管理,要有人来干活.贾亦斌副主席当时对我讲,社长你来当,总编辑也是你,其他的人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但短时间内人是没有办法弄齐的,活由谁来干呢？民革挂起两块牌子,“团结出版社”和“宣传部”,两块牌子挂在一起,宣传部的人,既要做宣传部的工作,也要负责团结出版社的事情.过了好一阵子,出版社吸收进来不少人,总算把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再慢慢地,干活的人也招到位了,宣传部和团结出版社人员工作任务才逐渐分开.所以,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戏称,宣传部就是出版社,出版社就是宣传部.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担任了团结出版社的第一届社长兼总编辑.
再说一下改版《团结》杂志的事情.民革原来有一份老的刊物,叫《民革工作》,当时的内容主要反映的是民革举办的一些会议、活动,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历史资料档案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就类似于日记形式的资料,作用实在有限.作为的一份刊物,我们要面向全国的各级组织,面向全体民革党员,把我们的方针政策、工作思路精神传达下去,把我们的体会和认识告诉大家,同时,还能够把各级组织、基层党员的情况反映上来,我们对基层也要有所了解.
因此,我们在《民革工作》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大概是1987年.首先,刊名改为《团结》,这与《团结报》、团结出版社保持了一致,党派的任务就是团结大多数、开展统战工作,所以就叫《团结》杂志.我担任了《团结》杂志的主编.
改了刊名以后,我们接着改内容.改名字方便,但改内容就不那么容易了.刚开始的时候,杂志封面上“民革工作”四个字改成了“团结”两个字,确实与以往不同了,但翻开来看,内容还是跟过去差不多,还是一些会议、活动的记录,最多就是增加了一些对地方上重大活动的记录.之前我的考虑、思路都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杂志这样改版是不行的.于是我就把具体负责《团结》杂志工作的一些同志找来,主要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叫杜丁文,现在已经去世了,把他和其他几位同志找来.我问他们,你们现在做的《团结》和原来的《民革工作》有多大差别？接着,我把我们改版《团结》杂志的任务、要求、思路给他们讲了一遍.我说,我们要分工,要包干,你们每一个人重点负责联系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革组织,重点联系好各省委会的宣传处处长,要经常跟他们交流意见,告诉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章、应该怎么写文章,注重宣传效果.弄的好,我们要抓典型进行表扬.为了落实责任,我还要求所有参与杂志编辑的人员都要在杂志上署名,谁是主编,谁是责任编辑,甚至于校对人员,名字都要印到杂志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问题.大家都同意这个做法,就按照我说的去落实.这之后,《团结》杂志的面貌逐渐改变了.
从我的经验来看,民革宣传工作,是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革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革发挥参政党作用、展示参政党形象的重要形式.作为曾经的民革部长,我对从事民革宣传工作者提出两点希望：
一是要深入学习正确理解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名从事民革宣传工作的人员,对这个制度一定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要吃透.此外,还要深入学习了解民革的发展历程,了解民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成立时候的的情况,成立以后每一届主席是如何领导民革全党工作的.这样的话,才能摆正自身的位置.我觉得,摆正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摆不正位置,任何创新、任何尝试都会出问题的.这是我认为必须要重点强调的.
第二,跟地方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不是执政党,是参政党,我们的组织架构决定了和地方的联系往往比较松散.以宣传为例,我们民革的宣传部很少或者说没有给各省级组织的宣传处下发过文件.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靠诸如《团结》杂志、《团结报》等和下面联系的.所以从的角度来说,我们要主动想办法,保持和地方的密切联系.各级民革组织开展的工作中,总有好的做法,很有创新性,我们要抓住这种典型,要经常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面发表报道,让大家都能关心这些刊物、报纸.这正是《团结》杂志《团结报》发挥作用的地方.
（蔡义江,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原部长.以上资料由团结出版社采集提供/责编 金绮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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