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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时刻三名高官的抉择

  7月1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马勇带着十余位学生,由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发,向西走,经过西老胡同与沙滩后街交汇处,这里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旧址.之后,他们转向南,探访达锡拉胡同的张荫桓故居,此时已是下午三点.下一站,是位于金鱼胡同12号的贤良寺,终点是位于多福巷44号的法华寺.

  现在看来,这里几处地点很不起眼也毫无关联,但120年前,这里上演了戊戌变法中最跌宕起伏的一幕.

  法华寺:袁世凯惊了一身冷汗

  法华寺位于东城区报房胡同内,紧邻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到了现场,曾经的寺庙已不见踪影,马勇带着学生们在胡同里转了半个小时,才找到法华寺一个后门——正门已拆除,仅剩后院水泥门墙上一指宽的红色门牌:“多福巷44号”.

  据马勇介绍,明末清初,北京城内林立着大大小小上万座寺庙,随着战乱、拆迁,现在北京只剩下一千余座寺庙.

  眼前的建筑,已经看不出寺庙的样子.院内现已变成民间杂院,拆到一半的围墙里,杂乱地散落着破纸板、砖瓦碎片,墙上撕了又贴、贴了又撕的小广告痕迹依稀可见.整座院子凌乱萧瑟,早已辨认不出这里曾经是袁世凯在京城的住处,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正是在这里游说袁世凯,请他起兵围困颐和园,抓慈禧、救光绪.

  那是1898年9月18日的晚上.按照袁世凯日记里的说法,当时他正在灯下写奏疏草稿,听到院子里有人声,很快,谭嗣同未等通报就闯了进来.袁世凯令仆人退下后,谭嗣同开门见山地说,他们得到消息说,慈禧和荣禄计划等光绪到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出兵诛杀荣禄,再派一支部队包围圆明园,控制西太后慈禧.

  听闻此言,袁世凯惊了一身冷汗.来京这几天,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心.9月16日,光绪召见他,升了他的职,又嘱咐他,以后有事可以随时上奏,可以绕过上级荣禄.“袁世凯由于被召见而极不自安,深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中国近代史专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副院长蔡乐苏撰文称,在京停留期间,袁世凯一直在拜访京城要员、达官贵人,求得他们的谅解和信任,以免不测之祸.

  “袁世凯工于心计、善于权衡利害”,这是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孙晓春对袁世凯的评价.在孙晓春看来,袁世凯应该清楚,自己仕途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利益,当下都是慈禧给的,可一旦光绪亲政,决定他命运的就是光绪.先帝重臣变成刀下之鬼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所以,在看不清帝、后之争结果的时候,他是不会选边站的.

  前有光绪帝拉拢,现有谭嗣同要他“围园劫后”,这简直是逼着袁世凯表态站队.袁世凯敷衍了事,并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送走谭嗣同后,袁世凯心神不宁,思前想后,决定给光绪帝写一封奏折,暗示他慎重用人:“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袁世凯当时并没有把谭嗣同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只是带着一肚子的秘密,返回天津.没想到,刚回到驻地,京城就出事了.

  张荫桓故居:“列国干涉”

  锡拉胡同19号,雕梁画栋的古风大门,两旁墙上,挂着几个铜牌子,上面写着“东城区第一幼儿园”、“东城区锡拉胡同托儿所”.大门内的影壁上,印着“健康、自信、明理”等词汇,若不是有意探究,无人知晓这里曾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康有为曾多次下榻此处.

  这里是张荫桓的故居.

  张荫桓十分赏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同乡康有为,两人常常在此把酒言谈至深夜,也是在这里,他将康有为介绍给翁同龢,荐举给光绪帝,成为戊戌变法中的关键维新派人物.

  1898年的9月21日晚上,张荫桓位于东华门外锡拉胡同的家里,忽然来了一大队兵马,他们敲开张荫桓家的门后,四下搜捕.原来,当晚慈禧已经下了密令,全城搜捕康有为,因为张荫桓和康有为是同乡,素来交好,所以他家就成了重点搜捕对象.

  与康有为的新政思想不同,张荫桓对西方的认识,大都来源于实践.早年,他因为通晓英语,又熟悉洋务,得到慈禧的赏识,先后为清政府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大使.1886年10月28日,美国举行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张荫桓是惟一受邀的中国人.

  在当时很多西方外交家看来,张荫桓可能是清政府最懂西方的官员.1898年春,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德国亲王亨利访华,张荫桓不但设计了让光绪帝与亨利一起检阅卫队的环节,还让自己家的厨师做西餐宴请客人.

  正因为他对西方的了解,光绪开始变法后,频繁召见他,询问西方的技术、文化等事宜,清朝的外交礼节,也逐渐加入一些西方元素.

  只是,突如其来的戊戌政变,打断了清政府的变法进程,也中断了张荫桓的仕途.虽然9月21日晚上没有搜到康有为,但张荫桓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也将要到来.

  果然,三天后,九门提督带兵到他的府邸,邀请张荫桓到提督衙门接旨.“我知有变”,张荫桓后来回忆道,清廷下发捉拿新党谕旨,甚至把他的名字列在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前.

  当时张荫桓还未吃饭,请对方稍等,吃完饭,这才出来.提督忽然提醒他和夫人道别,“吾始悟获罪,负气行,竟不入内”.

  自此,张荫桓再没回到这里,满城开始传说他已经被杀的消息.

  “25日传说张荫桓于当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被处决.我认为应立刻向清廷要求慎重考虑对于张荫桓的惩罚.”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正在积极营救张荫桓.

  此外,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也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张荫桓命运的关切.林权助甚至说,如果处死张荫桓,可能引来“列国干涉”.

  慈禧确有杀他的心思,但碍于西方各国的外交压力,只得将他流放新疆.

  9月30日下午4点,张荫桓被押解出京.据当时《申报》报道,只有各国驻京的外交人员出来送行,张荫桓往日的同僚,“则已踪迹杳然”.

  当时一位美国人写道,“只有知道中国司法程序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一种判决,对一个家产被查抄,朋友不敢相助,而且甚至被迫为生活必需品而面对无尽无休勒索的人生,是如何的可怕.”

  贤良寺:“我就是康党”

  张荫桓入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金鱼胡同贤良寺里.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说,没想到张荫桓也有今天.

  金鱼胡同里的贤良寺,前身为康熙帝十三子胤祥的怡亲王府.它临近皇宫、闹中取静,再加上寺中住持善交际,贤良寺成为了封疆大吏入京陛见时的首选居所.晚清时期,李鸿章因公赴京时皆下榻于此,后来更是习以为常.

  1895年,李鸿章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视为“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人,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处境尴尬的李鸿章只有长期居于贤良寺.

  此时贤良寺里的李鸿章手无实权,拥护他的人也一一去职.国事既已不可为,李鸿章唯有归隐林下.据其幕僚吴永回忆,李鸿章此一时期的生活极有规律:晨7时左右起身,早饭后办公事或读书、写字;午饭后锻炼与午休,醒来与幕僚谈话至日落,晚饭后看会儿书回些信即休息.

  当然,时而还是会有人拜访.先来的是御史杨崇伊,他正在写那封改变了戊戌变法命运的奏折,希望能让李鸿章一起联名,李鸿章拒绝了.不过,后来也有专家认为,杨崇伊的后台就是李鸿章,他跟李鸿章的长子是儿女亲家.1898年9月18日早晨,刚刚升官却又心事重重的袁世凯来到贤良寺,与李鸿章谈了很久的军事问题.9月25日,张荫桓入狱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夜访李鸿章,请他出面阻止清廷处死张荫桓.

  张荫桓是李鸿章恨之入骨的人.

  张荫桓能有今天,李鸿章功不可没.正是在李鸿章的提拔下,张才能进入总理衙门成为京官,并担任驻美、西、秘三国公使.回国后,张荫桓继续任职总理衙门,成为总理衙门的外交要员.据祁景颐《鹆谷亭随笔》记载,在总理衙门期间,李鸿章对张荫桓非常信任,“凡遇交涉,必使侍郎同为处理……在总署亦唯张氏之言是从.”

  但在戊戌变法前,清廷的外交危机中,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出现.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方针仍然是“以夷治夷”,李鸿章主张联俄,张荫桓主张亲近英日.事实上,两人不同外交态度,反映的是慈禧和光绪的不同思路.据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记载,光绪认为李鸿章“联俄误国”,后来免去了他在总理衙门的职务,“而李鸿章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虽然谕旨来自光绪,但李鸿章一直认为,自己被免职,张荫桓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才会对他有恨意.

  即便如此,李鸿章仍然为张荫桓一事从中协调,致函荣禄,并最终促使张从“康党”名单中被移去.

  除了张荫桓,李鸿章也在暗中帮助其他维新人士:徐致靖、徐仁铸父子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阵营中的活跃人物,政变伊始便遭逮捕,李鸿章奔走缓颊,方使父子得由斩立决改判为绞监候;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

  一直以来,李鸿章都对维新派抱有好感.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因对“讲中国自强之学”的目的表示赞赏,李鸿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不过当时他正因甲午战争遭到朝野指责,强学会也将他拒之门外.

  李鸿章同情维新派的态度,自然逃不过满朝文武大臣的眼睛,有多人到慈禧面前揭发他是维新派.弹章递到慈禧手里,太后立即召李鸿章对质,当场向他出示这些弹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

  听闻此言,李鸿章直言不讳地回答慈禧:“我就是康党.”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能说这样的话,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当然,李鸿章也并不鲁莽,他紧接着说,旧法并不能强国,如果主张变法的人就叫做康党的话,“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听完这番自述,慈禧沉默了片刻.李鸿章补充道:“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这是在向慈禧表明,自己从不参与宫廷政争,慈禧与光绪的“家务事”纷争与自己毫无关系.这样的解释正中慈禧下怀.

  几十年的官场沉浮,李鸿章很清楚,眼前这位太后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大臣们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

  京师大学堂:一个终点

  西老胡同与沙滩后街交汇处,一个普通的仿古大门上,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一块被绿叶包围着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牌子出现在众人面前.

  绕过仿古大门,一栋二层西式小楼出现在众人眼前.青砖两层回廊楼体内,四面都有拱形门廊装饰,大楼的正门处,一块红色木制牌匾上竖刻着“大学堂”三个字.

  京师大学堂,是这一趟“重返戊戌现场”的起点,但对戊戌变法来说,这里却是一个终点.

  9月21日晚,御史杨崇伊告诉袁世凯,此刻太后已经决意重新训政,正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听闻此消息,袁世凯如五雷轰顶.显然,这一刻,政治的天平倒向慈禧这一侧.袁世凯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到法华寺之事,迅速将当时慈禧尚不知道的“围园劫后”计划和盘托出.

  严格来说,压垮戊戌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袁世凯泄密,从事发日期来看,太后归政在前,袁氏泄密在后,但袁世凯事后的告密,显然给慈禧提供了打击维新派的有力借口.这引得慈禧震怒,才有了后来的菜市口六君子被杀的事情发生.戊戌新政所有内容均被废止,只剩下京师大学堂这唯一的成果.

  当时,也有很多老臣,要求关掉京师大学堂.比如刚毅、徐桐等守旧派,认为管学大臣孙家鼐属于帝党,坚决要求取缔.当年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是美国人丁韪良,他眼看形势不好,拜访荣禄说,“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请他协调.最终,荣禄出面说,“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大学堂才被保留下来.

  终局

  虽然戊戌变法结束于此,但它的影响仍在继续.

  时间来到1899年秋,时局日显混沌.11月24日,已赋闲许久的李鸿章忽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一时间,沉寂许久的贤良寺重新变得喧闹异常,谋求高位者纷纷而来,但李鸿章却一概回绝,于次年静静抵达广州赴任.

  混乱的局势却不给他平静赴任的机会.此时,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将北方搅得天翻地覆,同年6月,久经洋务的李鸿章再次被召进京.马关议和的艰辛尚历历在目,此番北上亦难轻松.入京后,李鸿章再次居于贤良寺,并被慈禧皇太后钦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权负责与各国谈判签订条约事宜.

  这次北上踏入贤良寺,是李鸿章一生中最后一次入住.寺外,有全副武装的俄国军队日夜“保卫”,这位老人的处境与囚徒无异.1901年9月7日,78岁高龄的李鸿章与各国联军代表签订了本息共9.8亿两白银的《辛丑条约》,在外逃亡的慈禧致电李鸿章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得到梁公高度评价的李鸿章却没等来荣膺懋赏.10月30日,李鸿章突于贤良寺寓所内吐血,经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于寺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11月7日,贤良寺成为了李鸿章的谢幕之所.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已经和光绪逃到西安去了.仓皇时刻,她都没有忘记张荫桓,8月20日,慈禧下令将张荫桓处死.张荫桓原本曾有过一线生机的.

  就在他发配新疆的路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曾计划劫持张荫桓,并将他送到英国驻华使馆.不过,张荫桓通过亲信得知这个计划后,拒绝了莫理循的好意,因为他不想让外国人干涉清廷的司法过程.

  三个人里,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要更久一些.戊戌政变后,他的小站新军得赏银四千两;荣禄进京办事期间,袁世凯还奉命代理直隶总督.步步高升、青云直上的袁世凯,借着法华寺这个舞台,成为中国历史剧中的大白脸,变为百年来影响和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之一.现如今历史已逝,物是人非,唯有院子里的野花随风摇曳,日光下,满院驳影.

  (选自《看天下》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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