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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教我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今年是《随想录》创造完成的三十周年,《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是《随想录》（1986,香港）中最重要的一部《真话集》的责任编辑,9月 29日晚应巴金故居之邀他为上海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晚年巴金的交往.
《随想录》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为巴金 1978年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
的专栏集结.从巴金 1978年 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 8月 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八年,长四十二万字.自第一篇《随想录》在《大公报》发表后,巴金、《随想录》就与香港联系在一起,从最初的“酬答友情”到一百五十篇《随想录》的发表,其间引起的各种话题和讨论也使香港处于事件中心,对《随想录》而言,香港不仅是一个重要注脚,其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在《随想录》研究中需要被重新探讨和言说.
感怀与巴金的交往潘耀明感叹,“最主要的是,巴老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既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受益匪浅.”
潘耀明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将他所有的著作基本上都看完了.作为出版人,他接触过很多老作家,但巴金本身是意义非凡的,“他非常严谨的,不光是他的写作、讲话,他的生活就很严谨的.在我来讲,给我一种仰视的感觉,而且巴金好像不大开玩笑的,他写稿都是认认真真的,包括他写给我的信都是一笔一画自己写上去的.”
在潘耀明负责出版巴金《随想录》的期间,他跟巴老靠书信往来,现在手头上还留有十余封巴金的来信,这次为上海读者带来其中半数.
这封信是 1978年到 1980年潘耀明对中国作家做一些研究时,向巴金请教问题,他所做的答复.信中还牵涉到巴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潘耀明解释,当时法国的一批汉学家准备向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提名巴金,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问他这个事情.巴金的回复是：“诺贝尔奖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谣传,或者是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愿望,好像他们在为之努力.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认为在东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奖金,也会有中国人闯进这个‘禁区’的.”
潘耀明说自己曾多次听闻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的演讲提到巴金,但可惜的是当时法语翻译不够,而且没有将巴金所有作品翻成外文.他认为巴老这样的作家是有机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和超凡的意义,这两点在巴老的作品中已经具备.”
这封信是巴老答复潘耀明编巴金著作表时的问题： “《学徒生活》不是我翻译的,这本书我不曾见过.《西班牙的血》是一本画册,我印过两次,1938（自印）和 1951（平明出版社）,在每幅画上加了短短的说明.”
潘耀明回忆道：“当时我们刚刚开放,很多资料都是旧的,很多没有跟作家本人核实.以前没有电脑,为了研究作家我就在客厅里面好像中药铺一样,一个个贴上作家的名字,然后将我读到的一些资料影印对应着放好,这样搞了几十位.因为刚刚开放,很多‘’复出的作家在我们那边出稿,得一一跟他们核实.”
这封信也是巴金对潘耀明询问的作答,上书：“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941年十月新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初版名《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1929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分上下二册.”
事实上巴金那个时候已患有帕金森症,他不断跟人家说自己的字写得越来越小,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患病.然而这封信的笔迹与前面一封（图2）已不一样了.
潘耀明称,巴金在三联书店出《随想录》的时候不要稿费的,一直说将稿费变成书.实际上这是译文出版社的稿酬太低了,所以会回这样的话：“稿费单签字后寄还,请查收,并请早日将样书寄下.际炯兄处精平各留二十册就够了.我现在需要《随想录》（再版本）五册,请直接寄来,书款请际炯兄代付吧.”
巴金在这封信里说：“在本书第七、第八两篇《回忆》中,我讲过肖珊的好友王同志的一些情况,还摘录了她一位女同学的来信,说：‘她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据说从一九七五年起她就‘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说话,脸部肌肉不能动,全身瘫痪,最后只剩下食道功能还正常,喂食能喂下,消化……’她就这样地活了五年多.不用说她的生活对她自己,对她的亲友都是莫大的苦刑.我不止一次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苦刑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回答终于来了.我那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她已于二月二十一日离开人间.他到八宝山参加了她的追悼会,还代表我在死者的灵前献了花圈.这就是我对这位善良而刚强的女人所能表示的一点敬意了.今天重读我去年中写成的那几段文字,我仿佛又在做梦.屠格涅夫的小说《活尸首》中的一句话忽然来到我的心头：‘死神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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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来叫她了.’我这时的感情十分复杂.我难过,我悲痛,但是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再说‘祝她安好’也不说‘愿她安息’.因为她已经得到安息了.”
这里讲到的好友,其实就是萧乾的第一个太太王树藏,巴金在回忆录里面提了一下,称这是一段很惨痛的经历.
“（一）七十一和七十二两篇是按照发表的视角（不是写作的视角）排列的,不必改动了,还是照原来的顺序吧.（二）《鹰的歌》标题下的注文内您要加上几个字,我同意.”
这里巴金提到的是两篇被删文章的情况,潘耀明回忆称：“巴金的《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和上海的一个杂志是同时刊登的,后来巴金写了纪念鲁迅的文章,里面提到牛棚,跟‘牛’有关系的编辑都删掉了,巴金就很生气.后来我们帮他整理《随想录》时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信让我要留个空白以示.我当时跟他商量,能不能存目（注：指文章只保留了目录,没有实际的文章）.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当时没有上报,后来我们的上司来找我,我跟他解释称如果我上报他就会左右为难,如果我不上报的话他就可以把责任推给我.”
关于存目,大概在当代作家里面能够享受这样的也不是太多,因为对于很多出版社来讲,如果文章要删就该彻底删掉,目录都不让留.巴金的《随想录》曾两次经受过这样的待遇,一次是香港版《随想录》的《鹰的歌》,还有一个 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讲真话的书》中“”博物馆的那一篇.
在这封信最后,巴金写道：“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字越写越小,就说明毛病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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