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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娱乐，上帝就发笑读《娱乐至死》
■■张 莹
《娱乐至死》这本书,其封面就充满了诡异气息：四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节目,本该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一幅画面,却看不见这四人的头颅,投射在墙壁上的巨大黑影如同鬼魅一般包围了这一家子,形成了一种压抑的气氛.而这四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看不到表情,是欢乐、痛苦、思索还是麻木,甚至连米兰·昆德拉都不知道他们是否把发笑的机会给了上帝.这张封面就体现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要表达的主旨,即我们最终都会毁灭在我们自己生产的、热爱的工业技术所带来的一切.
丹尼斯·史密斯在《后现代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笼中人”的故事.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生活在被高科技链条所束缚的笼子中,仅靠一本生存指南存活于世.这本生存指南又被强化在各种媒体中,使得阅读的人感官视听受到极大满足,从而产生愉悦感.但是,当名为“后现代”的蛇,悄悄潜入城市的夜晚,趁其不备打开了笼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人类走出樊笼,却发现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根本无从适应.没有了繁多的媒体作为介质播放生存指南,人们变得不知所措而走进绝望.
在《娱乐至死》中,作者分析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在电视上,话语是听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言语而不是语言.作者以美国总统竞选为例,在电视媒体时代,眼睛代替了耳朵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连竞选总统这种需要十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活动,都与个人形象、化妆打扮、身材衣着有了关联.电视媒体俨然已经将“言语的产物”即文化进行了再创造,使之成为一种隐喻,来定义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电视作为媒介所创造出的认识论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何以变成这样呢？ 在《娱乐至死》的第二部分,波兹曼指出,每种媒介有其自身的特点,传播内容必须附着于特定的媒介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而正是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使得受众对于文本的理解跳出了之前单一的语象理解,能够被调动感官享乐.电子媒介也能够以新鲜轻松的表述方式,使得感官受到解放的大众欣喜若狂,丝毫没察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被淹没在海量娱乐信息中.即使是严肃的新闻,也会被电子媒介分散的表述、铺天盖地的广告、文图声情并茂的五光十色表述消解.作者在文中列举了广告形式的演变来加以说明：从一开始的“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到19 世纪90 年代与20 世纪的交接时,广告开始运用口号、短诗、图片,开始成了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虽然波兹曼有关当代传媒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的见解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偏颇.在本书中,波兹曼多次提及人类史上媒介的发展对于人类信息传递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思考方式的影响,从原始的烟雾信号、书写带来的知觉革命,印刷技术对于知识的普及,到最后电视媒介对于铅字知识的污蔑.意大利学者翁贝多·艾柯在《书的未来》中,也提及人类史上知识传播媒介的每次改变对于人们的影响.他指出人有三种记忆：第一种是生理上的.这种记忆由人类自身的血肉组成,并且归由我们的大脑支配.第二种是矿物记忆.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一是数千年前,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还有一种则是电子记忆,以元素硅为基础,正如当下我们将个人的档案、身体数据储存在此种元素中,让其成为了人类忠实的史官与守卫.第三种记忆是属于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莎草纸,而后是经过历朝历代不断改进之后的纸所制成的书.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也提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将领们写信,因为纸源实在是太匮乏了.由此可见,这种记忆对于人类发展史的重要性,也使人们在面对电子记忆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从而萌发了对于纸质记忆的保护.
用《娱乐至死》中的观点,对中国当下的电视娱乐活动进行批判解读,似乎并不尽然.《娱乐至死》完全立足于美国社会,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哪个角度来看,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契合.此外,波兹曼多次提及因为电视媒体的过度娱乐化,导致公民的政治意识也演变成为了娱乐意识.而在我国,根据对于电视节目的定义,广播电视具有的新闻宣传、舆论引导、文化教育、社会服务和审美娱乐等多重功能中,宣传教育应作为主功能放在首位.如果电视节目的娱乐元素影响了这个首要功能,就属于“过度娱乐化”.可见其对“过度娱乐化”的解释不是着眼于新闻媒介真正的公共性标准.不像在历史特殊时期,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全盘控制的方法今天已很难奏效.新的历史时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按照陶东风的看法,是一方面加紧政治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放开私人消费领域,让大众沉溺于感官娱乐世界,借以消解他们的公共关怀与参与意识.简而言之,中国的广播电视起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其对于“过度娱乐化”的阐述,已经说明了至少在政治层面上,中国不会出现将政治娱乐化的倾向.
正如波兹曼在文本中所叙述的,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的相关活动,虽然他同时也对比了印刷术产生以来的状况,以佐证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有失,借此肯定了电视节目对于空虚寂寞者情感的慰藉价值,也要求人们要保持坦诚的态度去接收电视对于文化的破坏.以前几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科教节目《百家讲坛》为例,节目在制作之初,制作人对于它的要求是：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赵勇在对《百家讲坛》从“ 学术电视”到“ 电视娱乐”的转型分析中指出,娱乐元素的加入,已经无法给观众带来深层次的精神满足,更不用说学理性、前卫性、学术创新等设想的实现,只能说这个节目在较低的消遣层次上带给人们了一些娱乐.在对于娱乐化、叙事效果、表演技巧的追求过程中,节目最终放弃了“思想”与“说理”.作为当年这个节目的常驻主讲人之一的于丹曾经发表言论,认为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了所述内容.这里所提及的民众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电视的娱乐化是以将民众作为消费者,作为消解对象为基础的,这点,从当下电视广播节目都以节目收视率、收听率作为对其幕后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重要标准之一就可以看出.引用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于“消费者”这个概念的定义,“消费者”是一个没有中心、超越了梯度、抹平了等级的概念.在电视传媒主导的年代,消费者实际上压倒了曾经的“精英阶层”,他们夺取了话语权,要求平等参与,被压抑已久的个性和对话语权的向往喷发出来,从而又形成了精英阶层笔下的“乌合之众”并成为被担忧的对象.电视节目需要生存,他们就需要鼓动一批“乌合之众”,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从来没听过于丹的课的学生因为看到了媒体对于于丹伪学术的标签就集体起哄将她赶,也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搜索信息捧红一个正在做直播的网红.从学术高度来看,这些被娱乐化的节目也许不是完全地严谨,符合学术规范,可是谁可以否定其作为一个科教类节目对于普罗大众的教育作用呢？ 消费者就完全被消解而没有收获一丝益处吗？再不济,它们的存在能够给学者分析后现代性媒介提供一个案例.
在《书的未来》中,艾柯引用了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的一个故事.传说纸的发明者叫做路特,他向法老展示了自己的发明,法老高度赞扬了这种能够使人们记住善忘之事的“高科技”,但是塞穆斯却并非表现出一样的欣喜,反而忧心忡忡,认为人的记忆是天赐神赋,一旦有了这个发明,人类就无需训练自己的记忆,会使得自身变得愚钝痴傻,不再努力.如果塞穆斯可以,他应该已经用自己的脑力在大脑中写下了一本原始版的《娱乐至死》,这是在依赖结绳记事,依赖血肉记忆时期对于书写记忆的怀疑.任何一个新发明能够得到广泛应用,都是因为其可以大大解放人类自身的劳动,让大部分人感到舒适,方便,这也正是大部分人对于新科技的忧虑所在,书写会僵化人的肉体,电视会禁锢人的思想,曲解心智.然而当下对于纸质媒介的浓厚保护欲已经说明了塞穆斯当年的“娱乐至死”是一个偏见.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自身都被科技化,例如文中所举的生物钟的例子,却没有人质疑将细化、物化的时间符号了人类的肉体是否是一种科技的霸权.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从来不缺乏娱乐自己的工具,游戏早就开始了,忧伤和深沉就一定比笑声更有意义吗？所以波兹曼的“至死”观是否是可取的,还有待漫长的历史考证.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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