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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城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以上海市为例
摘 要：新时期我国正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社会治理、健康中国规划、全民健身计划和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息息相关的城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组织,如何在变革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以上海为个案,深度调查各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方式,访谈典型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若干管理和工作人员,总结并提炼其宝贵经验.厘清政府权责确定政府角色,在管理中选择性地“在”与“不在”；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推进枢纽式管理；打造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自身的品牌,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既是对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发展中的问题反思和经验总结,奠定下一阶段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为其他省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服务机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社会中介组织；枢纽式管理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1-0033-05
Abstract:
Key words:
收稿日期：2016-1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TY063）,上海市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TYSKYJ2017022）.
作者简介：祝良（1988-）,女,湖北鄂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2.同济大学体育部,上海 200092
“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期面临的社会环境,国家的创新改革与持续发展都将在此社会背景下展开,各地方在国家政策要求下积极探索区域的改革方案和发展蓝图.2015年1月5日,上海市市委“一号课题”1＋6文件发布,“1”是《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6”涉及街道体制改革、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者的6个配套文件［1］.聚焦社区共治、培育区域枢纽型组织成为上海市落实与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重点所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强调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体育对于全民健康的作用举足轻重；国家《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对社区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区体育是全民健身的重要阵地,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成为城市居民参与全民健身的主要载体和基本组织形式.在新的时期,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没有固守陈规,勇于探索和创新,大胆推进改革,寻求适应社会发展的模式.这一过程中,上海市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对此进行挖掘整理和总结提炼,于上海市以及其他省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建设和发展均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1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概况
上海市于1995年实行“两级政府、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当时的社区建设就与这一管理体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针对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发文成立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工作意见［2］,上海市开启了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一个街道（或者一个镇）建设一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另外,随着一些工业园区的陆续建成,原本人迹稀少的地方逐渐形成具有人气有活力的“工业-生活圈”,在此工作和生活的人同样需要体育健身,基于此,上海市针对工业园区这一特殊区域也相应地建设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并在同一年（2004年）,上海市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全国首批26家国家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单位之一.
到今天,上海市已经完成了8批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建设工作,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上海市已成立157家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覆盖率超过了70%,其中工业园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已建成2家,即金山工业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和嘉庆工业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国家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14家（见表1）；其目标是争取两到三年实现全覆盖,即全上海市每一个街道（或每一个镇）以及每一个工业园区都有一个自己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一开始都是在政府的扶持下成立的,但由于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自身的差异和不断发展,实践出了一套适合于各自生存和发展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4卷第1期2018年2月 祝良,等变革中城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研究No.1 2018表1上海市国家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名称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名称审批批次杨浦区四平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五角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殷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一批静安区静安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黄浦区南京东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徐汇区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华泾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二批长宁区新华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一批新泾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二批浦东新区洋泾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普陀区长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长风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二批青浦区徐泾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嘉定区南翔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第三批注：资料来源于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
2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运行的类型
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成立之初,大都是依靠政府的培育和扶持,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且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但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逐步开放,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立足于自身优势,取长补短,积极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其作为一个社会服务机构的作用,逐渐摆脱了依赖政府单一资源的运行模式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2.1与街道合作型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街道合作关系的建立,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表现,打破了传统的依附型关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不再是“被管”的对象,而是与街道平等地参与到社区体育公共事务之中,履行其作为一个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街道不再是万能型和干预型的政府角色,而是有限型和服务型的政府角色,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则获得“实体化”,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运作.代表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有南京东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四平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等.以南京东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例,其所在街道给予政策方面的扶持以及常规的资金支持,并在社区体育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上加以把握,业务方面则由俱乐部自身全权负责.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和独立的空间里,南京东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本着“挖掘潜能,辐射周边”的指导思想,盘活了社区内及周边的各种可利用资源,实现并完善了健身、培训和指导三个功能,构建了决策层、管理层、监督层、服务层、活动层五个层面的社区体育治理体系.
2.2与企业机构合作型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企业机构合作,是其探索社区群众体育管理的新模式,其代表有半淞园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延吉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南翔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等.以半淞园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例,2013年7月,半淞园路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进社会专业服务机构——上海星之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了《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社区群众体育合作服务协议》.根据协议,由上海星之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专业人员组成工作小组派驻街道,受托管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日常运营.星之健身工作小组直接对接上级体育部门和本社区各居委和社区体育团队,按照上级体育部门的工作要求和街道社区体育的工作目标,从“全民健身、科学指导、活动赛事、品牌集聚”等四个方面整合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基本职能,规划并组织实施年度和各阶段社区体育工作.经过近四年的探索和实践,半淞园路街道基本建立了社区与健身专业机构紧密合作的“实体化”社区体育服务新模式和整合社区体育服务资源与职能的“一体化”专业服务新机制.
2.3与高校合作型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所属社区内的高校进行合作,不仅盘活了高校体育资源,而且解决了社区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的难题,实现了多赢.在这方面,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体育健身俱乐部由凌云街道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同创建,并成立了理事会,签订了有关合作协议.华东理工大学为其提供办公地点、体育场馆设施、学生志愿者等,避免了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闲置和浪费.对于体育健身俱乐部而言,其日常的各项活动计划在理事会上通过就可以展开,这种合作方式使得其在资金运转和人员调配方面具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利于各类活动和赛事的顺利开展.依托华东理工大学丰富的体育资源和天然的公信力,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社区范围内的信任成本降低了,并凭借这一平台,还进入到所属社区范围的中小学,与中小学达成了有关体育场地设施运用和体育培训及赛事的合作协议.在这一运作模式下,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打造了自身的优势和品牌——青少年体育培训,得到了校方和家长的肯定.
2.4与社会个人合作型
这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前三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最大不同就是在成立之初由社会个人主动发起,而非政府创建,尽管政府也予以扶持,但并不像前三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它与政府是分开的,保持了其个体性,是一种突破.目前这类体育俱乐部数量虽然不多,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于推进创新社会治理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如上海市松江区岳阳社区群众体育俱乐部由社会个人担任法人,自筹资金103万元,于2012年6月注册挂靠在岳阳街道文化体育中心.街道文化体育中心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和活动训练场馆等,体育俱乐部则在辖区内广泛组织各项体育活动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对社区所属体育社会组织实施有效管理.2015年7月,经过层层考核和筛选,岳阳社区群众体育俱乐部正式成为上海市政府采购的注册供应商.这种运行模式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是社会力量崛起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符合体育俱乐部的内部发展规律,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
3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管理的经验
3.1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力量——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成立
社区体育俱乐部创立之初就得益于政府的扶持,但是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社区体育俱乐部不仅没有实现自治,反而越来越依赖政府,即上海市社区体育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员多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选派,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管办不分离的管理模式,使得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3］.近些年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虽不断壮大和成长,积极培养自治能力,充分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但依然缺乏自我造血能力,离完全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组织还有差距,因此始终没有脱离政府的管理.随着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规模逐渐增大,政府在管理上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政府在服务上质量与效率双低.尽管国家政策倡导政社分开,政府职能转换、简政放权,但是150多家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脱离政府独立起来,进行自治.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成立,它作为一个社会中介组织承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管理工作,包括开展调研培训、指导活动实践、组织配送服务、推进俱乐部规范化建设等.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则作为会员接受市社区体育协会的业务指导,相对于之前的政府管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行政色彩逐渐弱化,并在市社区体育协会的扶持和培育下,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性,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一些规范性较强、制度较完善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独立出来,获得了自主性,一些组织内部松散、管理无序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则慢慢规范完善起来,向自治转变.
3.2推进枢纽式管理方式——社区健身体育俱乐部试点
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不管从其职责范围来看还是从其组织属性来看,已然是一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尽管如此,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首先从其组织内部强化了枢纽式管理的探索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承担起培育和引导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展开枢纽式管理的工作.比如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纽节点,建立健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网络,加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横向联合,搭建社区体育组织联席会议平台,整合社区公共体育场所设施和体育服务资源,联合开展社区体育赛事活动.具体做法是抓典型、促试点,健全基层体育组织网络,枢纽式管理,构建公共体育服务平台,提升社区体育服务质量.首批枢纽式管理试点有10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包括四平、延吉、半淞园、南京东路、五角场、徐家汇、凌云华理、宝山路、新泾镇和静安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针对 10个试点社区,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不定期地召开社区体育社会组织枢纽式管理工作推进会,提供平台促进经验交流与分享,同时对于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推进枢纽式管理中遇到的难题给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指导意见.目前这项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如四平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市社区体育协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加强了社区居民体育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体育组织两类群众体育组织的建设,建立了目标责任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四项机制,整合了公共体育资源,创新了社区体育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社区体育活动、锻炼场地、活动经费三个方面的瓶颈问题,推动了全民健身工作全覆盖.
4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启示
4.1政府在管理中选择性地“在”或“不在”
政府在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直接决定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独立性程度和依赖性程度,也关系着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自治机制的完善与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机构,与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而不是被管理,走向独立、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外在要求,也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上海市在推进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政府分离的过程中,重新厘清政府权责,定位政府角色,使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了政府“在”与“不在”的有机结合.政府“不在”并不是政府真的退出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也不是政府职能和责任的转移,而是将一些操作性的事项转移出去,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制定规则当裁判,强化监管功能［4］.这种政府“不在”的管理,是一种理想模式,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并不可能划分得非常清晰,特别是我国还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初期.因此在这里用了“选择性”一词,但同时也符合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管理的现实状况,对于不同运行模式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对于完全自主独立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政府可以放心地选择“不在”而给其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和相应的政策支持；但对于独立性或自主性不强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政府则要视情况选择“在”或者“不在”,通过有效的扶持和引导,使其最终能够摆脱依赖走向独立自主,最终促进它们的“实体化”.
4.2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品牌打造策略
社会服务机构的基本宗旨和目标是要使服务取得实质性成果,那就需要积极应对新时期社会需求的变化.在社会建设日益推进的当下,社会服务机构与经济组织一样,除了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外,其品牌的重要性也开始凸显,同时品牌的影响力直接影响着社会服务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作为社会服务机构之一,加强自身品牌建设,是获得社区居民持续信任和推动自身持续发展的法宝.上海市十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并积累了独具特色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品牌打造经验——善于运用社区自身优势资源,贴近社区居民对体育健身服务的实际需求；巩固优势项目,拓展强势项目,打造精品项目（“一区一品”项目）；品牌打造成为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如静安区石门二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是一个年轻且专业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其品牌打造包括：健身房课程重特色,根据健身会员的不同年龄层、性别、兴趣爱好等,对每天晚上的团体操课进行针对性的设置,并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教练前来授课；体育关爱重全面,将群众体育与健康关爱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落实“体育关爱五行项目”,将科学锻炼的知识覆盖到“老、中、青、少、残”各方面人群；社区比赛重参与,以“寻找身边的生活体育达人”为主线,坚持以“时尚性、趣味性、参与性”为特点开展群众体育比赛,以比赛促进全民健身的理念.以及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围绕时尚、魅力、活力的宗旨,强化白领体育特色,打造一流的徐家汇白领体育品牌.
4.3市社区体育协会的社会中介组织力量
政府在其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过程中,积极地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建立起一个政府与其他机构、组织交流互动的桥梁,协调了政府与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中的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的主要职责是承担一定的社会性、公益性、 事务性的社会职能以及受政府授权的公共服务职能,以沟通政府与社会,为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广泛的服务［5］.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是政府与基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沟通的一个媒介,其成立,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权利平稳地向下让渡,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力量有序地壮大,相当于制造了一个时间差给政府职能转移形成一个过渡期.对于政府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来说,这一过渡期很有必要,政府放权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掌权,这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一种颠覆,各主体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再者上海市社区体育俱乐部数量之多,已经形成规模,即使要下放权利,也不可能一次性下放到每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这一思路不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模式,要么设置试点,要么分阶段推进.目前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已形成新的国家治理格局,社会力量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在国家治理中扮演者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上海市审时度势,在社区体育发展中,从城市优势和居民需求出发,充分发挥社区体育中介组织的作用,不仅突破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而且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区体育发展道路.
5结语
上海市“一街（镇）一区”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思路,在21世纪初期已是一种创新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上海市坚持以观念创新带动社区体育体制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区体育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在社区体健身俱乐部外部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内部推进枢纽式管理.上海市150多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呈现出多种运行模式,是进一步改革创新的产物,走向独立进行自治是趋势也是目标,但并不代表要统一化和标准化,因为同质化并不是改革创新的目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在独立自主的同时,打造自身品牌,吸收多种成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方是其创新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潘高峰,能.解读“一号课题”1+6文件:目光向下 高效回应百姓诉求［EB/OL］.新民晚报,2015-01-05.
［2］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开展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2003-12-30.
［3］陈希,戴健,陈伟.服务型政府背景下上海市社区体育发展路径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5,31(1):41-44.
［4］王春婷.推位让治的温州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9-70.
［5］陈思诗.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角色和作用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17):202-205.第34卷第1期2018年2月山东体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Vol.34 No.1Febr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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