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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探究
摘 要：语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正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动态化的体现.通过对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其发展状况,通过对其泛化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可以了解蕴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现代汉语 亲属称谓 泛化
一、引言
在语言使用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邻里之间,一般会称呼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为“仁兄”或“嫂子”,晚辈称呼长辈为“叔叔”或“阿姨”；在马路上,年轻人向老人问路,一般会说“大爷（大妈）,去XXX怎么走啊？”；在菜市场,一般会听到“大姐（大哥）,XX多少钱一斤啊？”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出现在汉语中,日语中的“おじさん（叔叔）”“おばさん（阿姨）”,韩语中的“/?（哥哥）”“/（姐姐）”等用法与汉语类似.这正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
亲属称谓是体现人们之间亲属关系的、以血缘为基础进行划分的称谓语.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则是指把非亲属成员纳入亲属关系网,用指称亲属关系的称谓来称呼和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或陌生人的现象,可以说是亲属称谓功能的延伸化、对象的扩大化.
二、现代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特点
关于亲属称谓的泛化研究,潘攀（1998）总结归纳了16个现代汉语口语中泛化为较为定型的亲属称谓,分别是“（～）爷、（～）奶奶、（～）伯、（～）叔、（～）伯母、（～）妈、（～）娘、（～）婶（儿）、（～）姨、（～）哥/兄、（～）嫂、（～）姐、（～）兄弟、（～）弟、（～）妹、（～）姑娘”[1].然而,笔者查阅资料发现,距离潘攀的研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在这期间,亲属称谓的泛化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变化,有些情况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了.例如,表示晚辈的“姑娘”一般很少作为泛化的构词语素使用；而“哥、姐、叔、妈”等的泛化作为主要构成语素在现代社会中的使用频率明显较高,尤其是受到网络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用法.
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哥、姐、叔、妈”这类亲属语素的语义特征逐渐虚化,其语义成分中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辈分关系以及区分年龄特征的意义不再明显甚至有所丧失.例如“大衣哥”“淡定哥”“草帽姐”“房叔”“鸟叔”等,这类词语在使用时几乎不再区别年龄,社会成员无论长幼,都可以广泛使用而且不会感到尴尬.2.在一些亲属语素构成的词语中,出现了性别特征不明晰的特点,即有些用于表示男性或女性的亲属语素,不再单一地指称男性或女性,产生一种性别错位现象.例如：演员范冰冰由于气场强大而被称为“范爷”,歌手李宇春、曾轶可由于着装、性格接近男性而被称为“春哥”“曾哥”；一些着装打扮或个性气质接近女性的男性则被称为“伪娘”.由于社交意义较多地参与这类亲属语素的构词,这类拟亲属称谓不再仅仅用来区分性别,而逐渐成为个性化的代表.3.受到社会文化开放性、网络语言多样化的影响,许多亲属语素自身所带有的传统文化中的权威性、严肃性的特点慢慢淡化,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娱乐性.例如“爷”“哥”等男性亲属语素,原先受到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大多给人以威严的感觉,而“烧烤爷”“大衣哥”这些创造性用法的增多,赋予其更多的娱乐性,被现代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并使用.4.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亲属语素在构词上也表现出一定的仿拟特征,通过类推机制构词,使语言表达更简洁形象,具有较高的能产性.例如：由“～哥”衍生出“犀利哥、大衣哥、淡定哥、红薯哥”等.
下文从辈分、长幼、宗族、系属等方面对这些亲属称谓的义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其主要特点.上文提到的“姑娘”由于使用较少,这里不再研究.
爷：[父系；宗亲；直系；血亲；长辈；面称]
奶奶：[父系；非宗亲；直系；血亲；长辈；面称]
伯：[父系；宗亲；旁系；血亲；长辈；面称]
叔：[父系；宗亲；旁系；血亲；长辈；面称]伯母：[父系；非宗亲；姻亲；长辈；背称]
妈：[父系；非宗亲；直系；血亲；长辈；面称]
娘：[父系；非宗亲；直系；血亲；长辈；面称]婶（儿）：[父系；非宗亲；姻亲；长辈；面称]
姨：[母系；非宗亲；旁系；血亲；长辈；面称]哥/兄：[父系；宗亲；旁系；血亲；平辈（长于己身）；面称]
嫂：[ 父系； 非宗亲；姻亲；平辈（长于己身） ；面称]
姐：[ 父系； 非宗亲；旁系；血亲；平辈（长于己身）；面称]
兄弟： [ 父系； 宗亲； 旁系； 血亲； 平辈（ 幼于己身）；面称]
弟：[父系；宗亲；旁系；血亲；平辈（幼于己身）；面称]
妹：[ 父系； 非宗亲；旁系；血亲；平辈（幼于己身）；面称]
通过对这些义素分析进行量化分析,笔者发现亲属称谓泛化使用具有以下特点：
1.亲属称谓的泛化有选择性
人们在交际中选择使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成员,目的在于缩小与交际对象的距离以表示亲近友好.汉语亲属称谓分类具体明确,亲疏关系分明,父系亲于母系,血亲亲于姻亲,直系亲于旁系.需要注意的是,夫系和妻系亲属不用于泛化,因为夫妻关系建立在婚姻关系的基础上,受法律保护,不可随意改动.一般不会在交际中随便称呼他人“老公、老婆”.直系血亲亲属称谓如“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孙子”等一般也不泛化使用,因为“爸爸、妈妈”这类称谓代表的是具有生育关系的一层亲属关系,表示最为亲密的关系,一般不会泛化使用而称呼他人为“爸爸、妈妈”.当然,近年来在人际交往甚至新闻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用法,称呼国家主席及其夫人为“习大大、彭妈妈”,这体现了群众对他们的尊敬与爱戴,拉近了距离,显得更平易近人.而在汉语中直接称呼他人“儿子、孙子”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亲属之间的亲疏关系分明,父系亲属亲于母系亲属,血亲亲于姻亲,因此,人们在交际中使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成员时,往往使用关系更亲密的父系血亲称谓,来拉近与交际对象之间的情感距离.在现代社会中,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人们的宗族意识逐渐淡化.从年龄上看,15个亲属称谓中属于长辈亲属的有9个,属于平辈的有6个,泛化多发生在晚辈对长辈的称呼中,由此可知,辈分是影响亲属称谓泛化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除“父亲”“母亲”这两个直系血亲称谓以外,称呼长辈和平辈的亲属称谓基本均可泛化使用.例如,称呼父亲的朋友可以用“伯伯”“叔叔”等,但是长辈称呼晚辈时,一般直接称呼姓名,不使用“儿子”“孙子”“侄子”“外甥”等晚辈称谓.如果交际双方辈分相同,一般根据长幼原则,使用平辈称谓.
由上可知,这种亲属称谓泛化使用的选择性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制度以及长幼尊卑观念,也是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亲属称谓上的反映.
2.亲属称谓的泛化结构多带有标记成分
亲属称谓的泛化并不是单一的,泛化后的亲属称谓在形式、语义上大都发生了改变,除了少数是直接使用（如直接称呼非亲属的长一辈年轻男子/女子为“叔叔/阿姨”）,多数是在保留原有亲属称谓中心词的基础上,辅以标记成分,形成诸多变体形式.带有这些标记成分的亲属称谓泛化为非亲属称谓,其语义内容发生了改变,义项有所增加,主要作用是区别亲属称谓和非亲属称谓,表明交际双方无亲缘关系,是亲密义、尊敬义的体现.根据相关研究（潘攀,1998）,这些标记成分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专门的泛化标记,即“大、小、老、阿”4个前缀.在基本亲属称谓前面增加前缀,更能体现其泛化意义,如“老大爷、老大妈、大妹子、小兄弟”等.其二,被称呼者的姓和名字,即在基本亲属称谓前面增加被称呼者的姓或名字,如“刘叔叔、张奶奶”或是“大明哥、迎春姐”.对于女性对象,如果是未婚女性,可以用姓氏或名字,如“李姐”；如果是已婚女性,则可以用其本姓（名）或夫姓（名）,如“徐嫂子”“祥林嫂”等等.其三,说话人的子女/孙子（女）的名字,主要表现为从儿称谓和从孙称谓,其基本形式是“说话人的子女/孙子（女）的名字＋他/她＋亲属称谓”,如“小明他妈”“小丽她奶奶”,这样称呼的目的是站在子辈或孙辈的角度考虑,以示亲近.
3.对于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和阶层性
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同,也会影响语言的使用,体现在地域上,主要是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一般而言,在农村地区,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范围较广,频率较高；在城镇或城市,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则相对较少.对此,许之所、车静在《论农村与城市亲属称谓的泛化及差异》一文中做过调查,他们对武汉市内城市人口和周边及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关于在不同的交际目的下使用怎样的交际称谓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使用拟亲属称谓的比例分别为63%和34%[2].农村人口普遍认为使用拟亲属称谓显得更亲切,因此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社会称谓；而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重影响,城市人口趋于选择社会称谓.在经济相对落后、思想较封闭的地区,使用拟亲属称谓较多；而经济较发达、思想较为开放的地区,则较少使用拟亲属称谓,以社会称谓为主.
就阶层性而言,文化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使用拟亲属称谓较多,而文化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较少使用拟亲属称谓.就社会成员而言,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使用拟亲属称谓的频率也是不同的,一般在儿童阶段对长辈多使用拟亲属称谓,在成年以后的社会交往中多使用社会称谓.当然,这也并非绝对现象.
此外,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还受到一定语境的制约.在交际中一般根据交际对象的年龄、职业、身份特征等选择恰当的称谓.如果交际对象是和自己同辈分的中年女性,一般使用“大嫂、嫂子、姐”等长于自己的称谓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如果使用“阿姨”则十分不妥,不但没有拉近距离,反而易引起对方的不满.如果对方是一名年老的长辈,应该称呼“爷爷”,但若称呼其“大叔”,则可能使对方感觉辈分降低,有不敬之意.
三、现代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的原因
汉语是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汉语的亲属称谓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家族结构、社会组成和文化渊源.
如前文所述,日语、韩语、英语中也有亲属称谓泛化的用法,这是在语言使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然而,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泛化用法更为突出和普遍,且数量丰富,形式也较为多样,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亲属称谓泛化系统.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与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下文中笔者就现代汉语亲属称谓泛化背后的原因进行简要探究.
(一)历史文化因素
1.宗法文化的浸润
每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民族政治、精神、历史的基础,民族的观念文化都由这一基础决定[3].封建宗法制作为古代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以及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宗法文化非常强调家族成员之间的尊卑等级、长幼次序、嫡庶区别,通过区分度明确的亲属称谓,将家族中每一成员确定在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中,明确了个人的名分地位、权利义务、行为规范,建立封建的伦理道德,以此维护家族乃至社会的秩序,这是它的本质内涵[4].
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宗法制的本质已经渗透进整个社会,浸润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世代沿袭,传统伦理文化对人的影响逐渐沉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属称谓在人际交往中的运用.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无意识地为自己构造一个家族关系网,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都纳入这个关系网中.
2.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受儒家文化熏陶,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色彩,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个人长期受到家庭观念的束缚,把社会当作家庭,进而将传统家庭伦理模式推而广之,运用于社会交际和人际交往,用晚辈对长辈的亲属称谓或是同辈之间年幼者对年长者的称谓来称呼非亲属成员,既体现了对交际对象的尊敬之意,也表达了对对方的友善之情,具有良好的交际效果.
(二)现实因素
1.礼貌原则
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人所倡导的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
言语交际中,要使交际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需要遵循“礼貌原则”,这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在社会交际中的体现,即为人处世,适中得体,讲求谦让.在日常交际中选择称谓语时,以礼敬人,遵循“卑己尊人”的道德准则,有意贬低自己,抬高对方,以表现对交际对象的敬重与重视.亲属称谓的泛化侧重于使用敬称、尊称,将交际对象置于“长者为尊”的位置上,使对方感到备受尊重,而自身言行也符合君子之道,有助于顺利实现交际目的.
2.社会交际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跨越地域、文化、年龄、性别的人际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人际关系逐渐多元化,加之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原有的社会称谓已经无法满足人际交往的需要,很多情况下人们找不到合适的称谓语词来称呼交际对象,出现称谓选择的困境,造成交际障碍,这种现象是社会称谓的缺位现象.这使得人们需要寻找补充或替代的称谓来称呼交际对象,而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正是适应现代社会交际需要的产物.亲属称谓能够传递亲密之情,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且具有简洁、经济、适用等优点,因此泛化以后被广泛使用.
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缓解了社会称谓的缺位现象,为人际交往的称谓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促进了交际的顺利进行,在交往中产生了积极作用.
3.新媒体的传播效力
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蕴含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当代社会群体的心理反映.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也有了新突破,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传媒逐渐多样化,新媒体层出不穷,各种新闻消息夺人眼球,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各种亲属称谓的泛化形式不断增加,并产生了诸多变体.例如“凤姐”“犀利哥”就是在网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亲属语素构词现象,具有一定的娱乐色彩.人们在交际中追求语言的经济性、简洁性,同时也希望尝试新颖奇特的用法,而亲属称谓泛化所使用的基本词汇是人们熟悉并常用的亲属称谓,不会增加交际者的使用和理解难度,因此,其泛化用法逐渐增多,并凭借媒体的传播平台,影响力逐渐增大,产生媒体效应,获得越来越多的使用群体.
注释：
[1]潘攀.论亲属称谓语的泛化[J].语言文字应用,1998,（2）.
[2]许之所,车静.论农村与城市亲属称谓的泛化及差异[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3]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73.
[4]王国安,王小曼.汉语词语的文化透视[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杜璇 山东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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