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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后梁立国形势和疆域变迁述论

梁承圣三年（554）,西魏攻破梁都江陵,梁元帝被俘杀.西魏立梁武帝孙、昭明太子萧统之子萧詧为梁主,“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1］.次年正月,萧詧于江陵称帝,改元大定.而王僧辩、陈霸先则另立萧方智为帝于建康,是为梁敬帝,南朝遂成东、西二梁对峙之局.两年后,陈霸先废梁建陈,江陵之梁独存,史称后梁.自此,萧氏后梁便在西魏、北周的支持下不断南侵.其始末原委及成败得失,常为治史者所忽略.今不揣浅陋,以萧氏后梁立国形势与其疆域变迁为题,藉此勾勒后梁政权在南北朝后期政局中扮演之角色与发展之道路,敬请诸方家同好正之.

一、萧氏后梁立国之形势

萧氏后梁得以立国江陵,全赖西魏的扶植,西魏甚至“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江陵）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兼防詧也”［2］.因此后梁实际上已沦为西魏之附庸.此后,西魏虽为北周所代,然后梁依附之形势未变.

较之南方其他诸股势力,后梁国力衰微,难与之抗衡.然而在政权合法性方面,后梁颇具优势.李万生分析梁末形势认为：“当时长江以南之地最具势力的有三人,一为王琳,一为王僧辩,一为陈霸先,王僧辩、陈霸先在当时可算一家,但二人终会分道扬镳,是当时的明朗形势,这三人都必然要拥立萧氏以争地位.但不论谁当皇帝,在法统上都不能和萧詧相比.后来萧方智被王僧辩立为皇帝.方智为元帝之子,似乎法统地位无问题,但实际不是很好的.因为元帝本无做皇帝资格,他能做皇帝只是他利用侯景之乱杀黜宗室争来的.而萧詧为昭明太子萧统之子,昭明死,梁武帝不立其子,而立萧纲（简文帝）,即心存愧疚.”［3］毛汉光亦论后梁萧氏在南北朝后期的社会地位曰：“陈霸先乘侯景之乱而得建国,但并非豪门大族,远不及兰陵萧氏既是侨姓大族,又兼两朝帝室,陈氏最后归降,又不及荆州后梁与西魏北周密切,如果关陇集团想拉拢南方人心,后梁萧詧一系最为恰当.”［4］

西魏、北周之所以扶植后梁,其原因之一,也就是看中了它在政权合法性上具有的优势.史载,北周使臣杜杲在与陈文帝交涉以文帝弟陈顼置换鲁山之地问题时,便直言：“况鲁山梁之旧地,梁即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鲁山自合归国.”［5］这席话使得陈文帝理屈辞穷,惭愤良久,只得拱手出让鲁山之地.由此可见,北周能得鲁山之地,因其为后梁旧土这一历史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结果自然是北周得其土,后梁只不过是北周使臣在陈廷纵横捭阖的外交托词而已.

除此之外,江陵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成为西魏北周扶植后梁的重要因素之一.江陵地处沔汉流域之南,长江三峡以东,处陈境之西北隅,适为北周势力南下东进之前沿.此正如顾祖禹所言“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6］.加之后梁在政局中所扮演的附庸角色,其自然成为北周染指南朝的马前之卒.

对于自身与西魏北周的关系,后梁当然是明了的.就后梁自身而言,其也不甘心以萧氏嫡传受异邦摆布以侵凌母国.后梁政权也曾多次在归依西魏北周的问题上来回摇摆.《周书》卷四八《萧詧传》载,早在西魏攻入江陵,大肆杀掠时,萧詧部将尹德毅就建议萧詧：

魏之精锐,尽萃于此.犒师之礼,非无故事.若殿下为设享会,因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预伏武士,因而毙之.［7］

萧詧以不可背西魏扶植之德为辞拒绝了尹德毅的意见,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后梁政权逐步背离了南朝政权而向北朝靠拢.北周大象二年（580）,杨坚总理北周国政,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杨,北方处于周、隋易代之际.何去何从,后梁主萧岿及其臣下举棋不定.史称“时梁之将帅咸潜请兴师,与尉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岿疑为不可”［8］.虽然由于柳庄的劝阻,后梁以保境安民,坐观成败对待这场军事动乱,但后梁与西魏、北周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可以从中觉察一二.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后梁虽然为西魏、北周之附庸棋子,但南侵之举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后梁的政治需要.后梁也想借助北周的支持,向南拓展势力范围.因此,后梁与南方各种势力的角逐,夹杂着西魏、北周的政治利益与自身的政治诉求.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够切实了解后梁政治、军事举措的真实意图.

二、后梁与王琳的巴、湘之争

后梁立国江陵之初,首先面临的敌手便是梁湘州刺史王琳.王琳本兵家子,以姊妹得幸梁元帝而为将帅,“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9］.西魏围江陵,王琳援救不及而江陵已陷.于是王琳传檄四方,誓师伐后梁,“长沙藩王萧韶及上游诸将推琳主盟”［10］,同时奉表于北齐,称臣于建康梁廷.及梁陈鼎革之际,王琳又不从建康之命,俨然已为一股盘踞上游之半独立军事力量.从地理上看,王琳辖境与后梁相接,加之政治上的对立,二者的冲突便难以避免.

后梁与王琳的冲突首先出现在巴、武二州.巴州治巴陵郡（治今湖南岳阳市）,“宋文帝又立为巴陵郡,梁元帝改为巴州”［11］.武州治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湘东王（萧绎——引者注）承制,割武陵郡置武州”［12］.“武州、巴州皆置于江陵之南岸”［13］.萧詧即帝位当月,即“以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是后梁初有巴、武二州,以为江陵南岸之前沿缓冲地带.然当年二月,王琳派遣大将侯平“攻后梁巴、武二州,故刘棻主帅赵朗杀宋文彻,以邵陵归于王琳”,至五月,“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寿”［14］.于是后梁保有巴、武二州不足半年,便为王琳所夺.

但王琳对后梁的攻势也就此戛然而止,《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载王琳部将侯平事曰：

侯平虽不能渡江,频破梁军,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不克,又师老兵疲不能进.［15］侯平的同室操戈,恐怕与王琳所部为“江淮群盗”有关.此外,面临王琳对江陵的攻势,西魏不能无动于衷.《周书》卷一九《豆卢宁传》载西魏恭帝二年事曰：

梁将王琳遣其将侯方儿、潘纯陀寇江陵,宁与蔡佑、郑永等讨之,方儿等遁走.［16］

面对这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王琳无法对后梁发动新的攻势,王琳与后梁乃隔江对峙.当然,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此前萧詧何以不接受尹德毅伏杀西魏将士的建议了.自此后梁与王琳对中游南岸巴湘之地的大规模争夺也就此展开.

陈永定元年（557）,陈霸先革梁鼎建立陈朝.王琳辅北齐送归之萧梁质子萧庄为帝,率主力东下建康,与陈霸先相持不下.而后梁则乘机袭扰王琳空虚的后方.永定二年（558）,萧詧“遣其大将军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17］.后梁既取武陵郡,即是收复两年前为王琳所取的武州；南平郡治孱陵（治今湖北县西南）,正处江陵正南岸,为江陵南部咽喉地区；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为湘州治所,为王琳之腹地.后梁的这一攻势,使后梁疆域全面跨越长江,越洞庭而南入湘中腹地.这实际上给东下的王琳造成了东西受敌的窘境.

对面后梁的入侵,身处东部前线的王琳分身乏术,无力收复江南长沙、武陵、南平等郡失地.后梁主力既跨江南征巴湘,王琳乃以偏师袭击后梁江北侧翼.史载：萧詧大定五年（559）：“王琳又遣其将雷又柔袭陷监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18］.监利郡（今湖北监利县东北）处长江以北,为江陵东邻之郡.后梁既能深入湘中腹部以制王琳,王琳也不妨北取监利击中后梁软肋.由此,后梁与王琳势力处于了犬牙交错,相互制衡的状态.

但与后梁不同的是,后梁有北周这一强援,而王琳则面临陈氏强敌.王琳越来越感到西部与后梁的对峙不可久持,而对东部陈氏战事则又力不从心.史载,王琳“与陈人相持,称藩乞师于詧.詧许之.”［19］但是未及后梁出师,陈天嘉元年（560）,王琳大败于芜湖,亡命北齐.于是王琳所控制的郢、湘等州旧地便成了后梁与陈相争的战场.

三、后梁与陈的巴、湘之争

其实,王琳东下建康与陈氏争雄而导致的郢湘空虚的局面,非但在后梁看来一目了然,在北周看来也是明显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在后梁出兵攻占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一年后,时值王琳与陈氏胶着在芜湖时,北周也不失时机地出兵南下.《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条载：周人闻琳东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瑒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助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之子子会将铁骑二千,屯芜湖西岸,为之声势.［20］

由此可见,在南朝出现的王琳与陈氏的较量,其背后是北方周、齐的较量,而在北周卵翼下的后梁,充当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

王琳之败北,使得其后方郢湘诸州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王琳所部留守郢州的将领孙瑒力拒北周,“于是尽有中流之地”,但是面对王琳的败亡已处无可挽回之势,乃集所部将士曰：“吾与王公陈力协义,同奖梁室,亦已勤矣.今时事如此,天可违乎！”［21］于是,奉表降陈.郢州治江夏郡（治今湖北武汉市）,孙瑒以郢州投陈,实际上是断绝了后梁、北周顺江东下之路.于是,此后北周、后梁与陈的争夺就只能局限在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巴、湘一带了.陈只有占有巴湘之地,才能尽占江南之地,由此方可限江自保,以求一时之安.正如顾祖禹所言“梁陈之间,力争巴湘,巴湘属陈,而江南始可固”［22］.陈天嘉元年（560）二月,即王琳败北的当月,陈即“以太尉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湓城”［23］,其对巴湘地区积极进取的攻势可以想见.又,《陈书》卷三《世祖纪》“天嘉元年三月”条载：

甲子,分荆州之天门、义阳、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领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县为沅州.别置通宁郡,以刺史领太守,治都尉城,省旧都尉.［24］按：前此曾言陈永定二年（558）,后梁取武陵郡.此则又言陈置武州治武陵郡.是王琳败后,陈取后梁之武陵等郡.天门（治今湖南石门县）、义阳（治今湖南安乡县西南）、南平（治今湖北县西南）三郡均在长江之南,武陵之北.此时之后梁已岌岌可危.然陈军前锋不能挡北周劲旅,史载,天嘉元年（560）八月,“周军司马贺若敦,帅众一万,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25］又,《周书》卷二八《贺若敦传》明载“巴、湘之地并内属,周使梁人守之”［26］,由此可见,北周军于郢州退兵后,转而南下攻占武陵、长沙一线,北周与陈大致以洞庭湖为界,东西对峙,巴、湘诸地成了陈氏与北周、后梁两属拉锯之地.

周军主力深入湘州,与陈军相持一年有余,终因粮断援绝日益难以为继.天嘉元年（560）十二月,“己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27］,自此,后梁再失巴陵郡.天嘉二年（561）正月,“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28］至此,周军已无立足之处,《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二年正月”条载：（贺若）敦乃自拔北归,军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29］

河东郡（侨寄今湖北松滋市西北）,宜都郡（治今湖北枝江市）皆处江陵以西之江南岸.于是陈全有江陵以南之地,其西北境初步实现了划江而守的态势.对后梁而言,此次南下攻势,非但寸土未得,反而尽失江南之地,形成与陈隔江相望之不利局面.梁主萧詧也以“封疆褊隘,邑居残毁,干戈日用,郁郁不得志”,于天嘉三年（562）正月“以忧愤发背而殂”［30］,其子萧岿即位.“封疆褊隘”、“干戈日用”自然是受挫于陈,而“邑居残毁”则是拜西魏毁江陵所赐.可以说,萧詧之崩,隐含者他对西魏北周既心存仇恨,但又不得不加以依附的复杂心态.

天嘉中的巴湘之战,虽然以后梁、北周的失利而告终,但南北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并未停止.陈光大元年（567）,陈顼执陈廷大政,废立之势日益明朗,湘州刺史华皎作为文帝朝亲信,为求自安,乃“遣使勾引周兵,又崇奉萧岿为主,士马甚盛”［31］.《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萧岿传》亦载：“陈湘州刺史华皎、巴州刺史戴僧朔并来附.皎送其子玄响为质于岿,乃请兵伐陈.”［32］当年八月,周、梁联军与陈军在沌口（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发生大战,周、梁联军再次败北,非但未能占有巴湘之地,就连江陵也险些不保.此后,后梁再也不能染指江南了.

四、后梁与北周之关系及其政治地位之演变

从前文所论可知,后梁疆域前期可向南延伸至沅水以北之武陵、南平诸郡一线,后期则退居江陵,谨守长江北岸.更为严重的是,后梁的国力也是每况愈下.后梁立国之初,萧詧尚能以一己之力与王琳往来拉锯于巴湘,甚至一度攻占长沙.而萧岿即位后,若不借助北周军力,自守尚且不足,越境出兵已几无可能.如陈湘州刺史反陈,崇奉萧岿为主,请兵伐陈.对这样的事情,萧岿还是要向北周说明情况,“上言其状”［33］,“欲因其隙,更图攻取,乃遣使请兵”［34］,北周这才遣兵南下助战.这不仅说明在对陈问题上,后梁连招降纳叛尚不能自主,更说明此时的后梁,根本无力与陈一战.又,《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萧岿传》载萧岿天保七年陈将吴明彻寇梁事曰：

明彻进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岿出顿纪南以避其锐.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拒守.［35］同书同卷又载：

岿之八年,陈又遣其司空章昭达来寇.江陵总管陆腾及岿之将士击走之.昭达又寇章陵之青泥.岿令其大将军许世武赴援,大为昭达所破.［36］这说明至萧岿中期后,若无北周之助,仅藉后梁之力保有江陵已属难事.因此后梁不得不处处仰北周之鼻息.也即由此,后梁与陈或战或和,皆唯北周马首是瞻.北周武帝即位之后,其军事攻势逐步向东邻北齐倾斜,尤其是萧岿天保六年（567）因华皎之降而受挫后,北周与陈几乎没有再出现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萧岿天保八年（569）、十一年（572）,北周使者杜杲两次使陈,用意缔结联盟以抗北齐.在这种形势下,周、陈更不可能兵戎相见,而夹处中间的后梁就显得尴尬了.萧岿在位24年,而《周书· 萧詧传附萧岿传》只记天保八年前后梁和陈的战事与萧岿末年事,其间十数年不着一字.而这十数年正是周、陈同盟攻齐之时.在这期间,陈之主力曾一度渡江北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陈朝南方空虚,但未见后梁有任何军事举措.错失此南进之良机,于后梁而言,当然是莫大的损失.但对北周而言,巩固同盟以灭齐,则是莫大的政治利益.由此可见,无论后梁是否心甘情愿,其政治举措皆为后周所左右.

就南北之争而言,北周虽曾以其军事力量一度攻占巴、湘,但并非以己方军力驻守,而是“使梁人守之”.北周何以会有如此举措？因为对于北周而言,深入巴湘,实为孤军深入,且于巴湘河沟纵横之地作战,非关陇战骑所长,势必藉后梁之力.《周书》卷二八《贺若敦传》载天嘉时南北战事曰：陈将侯瑱、侯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乃令敦率步骑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军深入,规欲取之.［37］《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九月”条载当日北周军与陈军相持之情形曰：

乙卯,周将独孤盛将与（贺若）敦俱进.……会秋水泛溢,盛、敦粮援断绝,分军抄掠,以供资费.［38］《周书· 贺若敦传》所载周军“孤军深入”,《资治通鉴》所记载周军“粮援断绝”,且必以为助,正是当日周军进退失据的明证.此后在萧岿纳华皎之降而南征时,周军仍需要后梁之助战,《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萧岿传》载：

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二万,会（华）皎于巴陵.［39］

《周书》卷三四《元定传》载：诏定从卫公直率众赴之.梁人与华皎皆为,定为陆军,直总督之,俱至夏口.［40］

陈之能胜周、梁联军,不在其战骑悍战胜于北周,而是北周陆军无用武之地,陈之亦为后梁所不敌.

当然,北周尽攻守之劳,而使后梁坐享其成,其原因也在于南朝士民对北方胡族政权的不认同.仍以天嘉中周将贺若敦与陈将侯瑱相持湘州事为例,《周书》卷二八《贺若敦传》载：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41］

湘州土人以粮馈陈军,正与悬军深入、“粮援断绝”而靠抄掠以供资费的周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能将视野放得稍远一些,梁敬帝太平元年（556）,北齐军渡江据石头,陈霸先率部御之,《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敬帝太平元年六月”条载其事曰：

丁未,齐师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将钱明将出江乘,邀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乏食,杀马驴食之.……时四方壅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所.甲寅,少霁,霸先将战,调市人得麦饭,分给军士,士皆饥疲.会陈茜馈米三千斛、鸭千头,霸先命炊米煮鸭,人人以荷叶裹饭,婫以鸭肉数脔.［42］

北齐军的乏粮与梁军的因民得粮,无疑与南人的政治向背有着莫大的关系.除了华夷之辨的传统认知外,萧梁末年,无论是东魏亦或是西魏,都曾给南方士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东魏叛将侯景乱梁,史载,自侯景围困建康至城陷,“江南之民及（萧）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东魏——引者注）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43］,梁武帝、简文帝皆因之而亡.而西魏破江陵,“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44］,梁元帝因之被俘杀.无论是梁室帝王,还是建康、江陵士族,包括底层百姓,都在北朝胡族的攻击下,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陈寅恪认为：梁元帝迁都江陵,为当地士族最盛之时代,“然西魏灭梁,此种士族与北方南来居住建业之上层士族遭遇侯景之乱,幸得逃命至江陵者,同为俘虏,随征服者而被迁,于是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而告一结束矣.”［45］

彼时南北矛盾如此尖锐,北周自当不便明目张胆地侵占南方境土,不得不权假后梁之名.加之北周尚需借助后梁之力,因此对后梁加以怀柔.《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萧岿传》载萧岿天保十年事曰：

岿之十年,皎来朝.至襄阳,请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岂使齐桓、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望借数州,以裨梁国.”直然之,乃遣使言状高祖.高祖许之,诏以基、平、鄀三州归之于岿.［46］

北周以基（治今湖北荆门市东南太平镇附近）、平（治今湖北当阳市）、鄀（治今湖北钟祥市西北）三州予后梁,应当与其安抚后梁反侧之心,招揽南人,力图弥合南北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周对后梁的怀柔态度,也在客观上符合后梁的政治利益.因此,在对南方进行的多次攻势中,后梁与北周常同进退.当然,这一切存在的基础是,北朝暂时无法仅凭武力征服南朝,故后梁傀儡之作用尚存.随着北周平齐,国势日强,南陈日弱,后梁在北周政治中所起到作用逐渐式微.史载“及高祖平齐,岿朝于邺.高祖虽以礼接之,然未之重也.”［47］《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萧岿传》又载萧岿预周武帝宴事曰：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高祖曰：“梁主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48］

周武帝自弹琵琶,自然为一种政治姿态,而萧岿乃请舞,并自言“何敢不同百兽”.其惶惶不可终日而力图攀附之情可以想见.待隋一统北方,北朝对南朝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后梁于北朝而言,已无实际之作用,隋便会自然除去这个貌合神离的附庸之国,后梁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也就此谢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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