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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晋藩和晋祠
明朝开国,朱元璋便施行封王建藩制度,主要目的为削弱功臣宿将的兵权,加强朱明王朝的统治,为此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定诸王封建之制”.除了嫡长子朱标与皇子朱楠早逝,其余24子均被朱元璋分封到各军事要塞和重要城市.《明会要》载：从洪武三年始, “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封诸子,待其壮而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各地宗室诸侯因其拱卫王室,犹如藩篱,故称宗藩,每一个藩府以亲王为首,与其下的郡王、镇国将军及其他王室成员共同构成一个宗藩体系.
明朝山西有三大藩府,分别为晋藩、代藩与沈藩.晋藩第一代晋王为明太祖朱元璋三子朱棢,母为马皇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晋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藩于太原府.晋藩子孙的封地包括太原、交城、阳曲、徐沟、方山等地以及汾阳府、平阳府的一部分,从第一代晋王朱桐始,至明末最后一代晋王朱求桂,晋藩共历11王24郡王.
宗藩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制度,对明代历史及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人对其评价不高,相关研究也偏重于制度史层面,本文则利用晋祠碑刻资料及其他文献,从宗藩与地方社会的视角,主要研究晋王府在晋祠及周围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晋藩与土地
王府庄田是藩王地位与权力的象征,藩王土地获取途径主要有朝廷直接赏赐、请乞、投献、直接侵占等,土地来源有官田、民用良田、退滩地等,王府庄田多为各地最为肥沃的优质土地.王毓铨先生曾在《明代的王府与庄田》一文中指出,明代王府不仅占有大面积的庄田,而且庄田地土还是土质比较肥沃、耕种条件比较便利的土地.晋藩通过超经济手段获得了各地最为优质的土地,王府庄田也成为晋藩经济的基本保障.
晋王朱棢是山西最早受封的藩王,就藩于富庶的太原府,实力颇为雄厚.晋王及其宗室在山西各地占有大量土地,仅在太原县即有四处屯庄,为东庄屯、小站屯、马圈屯、马兰屯.明万历三年（1575年）《重建河中石桥记》碑刻记载,“河西东庄、小站、马圈营,乃晋府官屯也,资汾河晋溪灌溉之利.”另据小站营现存家谱记载,小站营始建于明洪武三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晋王封藩于太原.隆庆元年（1567年）《重修晋祠庙碑记》中,有“晋府金胜屯把总牛天禄”字样,说明在晋祠周围,除了东庄、小站、马圈三屯外,还有金胜屯.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合河重修晋祠水母楼及亭榭池梁碑记》记录： “小站、五府、金胜村、马圈屯出钱九百七十千零五百三十六文”,四村以一个单位共同出钱,说明相互间的关联.
宁化王府屯庄则有古城屯、河下屯两处.宁化王济焕为晋恭王第五子.据《明实录》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宁化王济焕奏乞太原等县古城、郝庄、大陵、城北享堂四处空地以资牧养.宣德帝不仅准其奏乞,还敕命镇守大同的内官郭敬等毋得擅自侵扰,“以副优待宗室之意”.不过,宁化王济焕所奏讨的太原县古城等地延至宣德十年（1435年）才得到赐予,所赐太原县古城土地面积达60余顷.正德元年(1505年),宁化王府镇国将军钟钜、钟稣奏乞得到清源县水屯营、定襄县长安屯28顷土地.万历十年（1582年）,晋王府与宁化王府争夺土地,相互奏告.此时正值山西省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王田、民田均在清丈之列,可能受此影响,晋王府与宁化王府发生了土地之争.经过山西抚按辛应乾、刘士忠逐一清丈,结果发现晋府王田坐落太原等处,占地面积多达7203顷50亩有奇.宁化府坐落聂营等屯,占地面积达575顷52亩有奇.经万历皇帝亲自处置,判定古城、大陵二屯原系宁化王敕赐祖产,仍令宁化王永久管业.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重修献殿碑记》碑阴捐资人名中有“宁化王府古城屯旗士刘一麟”字样,反映了这一史实.
由此可见晋王府、宁化王府在太原及其他地区都占有大面积的土地,这些土地多是可资水利灌溉的良田.
晋藩与水利
随着晋藩王府庄田的建立和扩张,晋祠原有的用水秩序被打破,围绕王府与民间村落的用水冲突愈演愈烈.晋藩介入地方水利,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晋祠原有的用水秩序和社会秩序.
晋祠中有两块碑刻关于明代晋府军民用水纷争.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太原水利禁令移文碑》系一份水案官牒碑.碑文记载,晋水依地势和水量,分为南、北、中及陆堡河四渠,灌溉军、民田地,其中南渠浇至枣园头,中渠浇至东庄营,陆堡河浇至大寺村,北渠浇至城北、金胜、董茹等村.四条渠道所浇之田,王府与民间参错相连,分日用水,互不相妨,每渠设立渠长一人,每村设立渠甲,按照地界分管水利.每年二月,凡用水人民,均需出夫役疏浚渠道,每年三月初一放水浇地,由于中、南、陆堡三渠用水不远,又系长流水,素来很少竞争.北渠用水较为复杂,具体的轮水日程是,每年三月初一日,先浇灌晋府小站营、五府营田地一日,小站营、小站、五府营、马圈屯等王府田达五十余顷.初二日浇灌宁化府古城营之地二日,至初三日用水毕,所溉田地有五十顷.这两个王府用水三日后,初四日至初六日浇灌太原县民之花塔等村地三天,初七日又开始灌溉晋府地,轮流如前,周而复始,俗称“军三民三”.起初,晋水北河王府与民间浇地各轮三日,俱为昼夜相继.到弘治年间( 1465-1487),北渠渠长张弘秀将民间的夜水投献给晋府,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近80年的时间里民地只获得三个白天的用水权,夜晚的用水权则完全丧失,王府军校获得三日六夜,民间仅得三个白天的用水权,以至水量减少不能遍及下游的金胜、董茹等村,金胜、董茹等村庄从此就丧失了北河水利.
万历十四年（1586年）,因连年亢旱不雨,金胜、董茹等村受旱,太原县城北的金胜村村民柳桐凤等人告争夜水.状告至冀宁道,由太原县查办此案.柳桐凤告争的理由是,金胜村原有一道旧的水渠堰,志书碑文记载“军三民三”的用水旧例.“军三”意指晋府等府军校用水,每月初一至初三日止,昼夜均使；民三者,所谓民间用水,初四至初六日止,也是昼夜均使,县南至县北均得其利,金胜村、董茹村得以灌溉土地.至弘治年间,渠长张弘秀将民户三日夜水投献给晋府,他们只能使用昼水,致使金胜村、董茹村的农田不能得到灌溉.柳桐凤等在状告中提出几种解决方案：其一,从县南民间昼水中分给金胜村,但恐水量有限,不能满足土地灌溉需要,引起南、北渠之间的矛盾.其二,将献与晋府的夜水抽一部分给金胜村,又恐引起军民纷争.其三,改六日用水一轮为七日一轮,即初一至初三日昼夜之水由晋府、军校所使,初四至初六日昼水由县南民间所使,此三日夜水仍归于晋府、军校所使.第七日再让太原县北的罗城、棘针窝、城北、金胜村,以至董茹村使水,此日夜水亦仍归晋府军校所使.这样王府与民间皆得便宜,县南县北之村也可以遍及,情法兼尽.但这些方案经晋府审批后均被官府否定,理由是“查照旧例议行．民有不均,只宜在百姓中调停,不可以王府应轮之水以便百姓”.宁化王府的立场与晋王府一致,认为王府屯庄自与小民不同,不可违反旧例,须官民两便,仍然遵照旧规,六日一轮,周而复始,故判“金胜村柳桐风等不得分沾晋祠水利”.
万历十四年闰九月初三日,柳桐凤再次控告,声称晋祠圣母柳氏为金胜村娘家,军民轮流浇灌田地,与王府并不相干,然世袭渠长张相、王朝彦与为官的张孝、崔坤等联合军校周密、周天恩等,不遵守古迹志书,强行霸水,他们每年向沿渠各村敛银一百一十余两,还有春秋“折乾酒席银”八两,搜括而来的钱银由这些人中饱私囊.在王府军校、官庄等人和当地水霸的压迫下,代表金胜村水利的水甲已经由他人顶使,农田虽然不能浇灌,但还要承受和水地一样的田赋,乡民不堪苦累而逃窜.双方互不相让,柳桐凤告至分巡冀宁道处,最后晋王府介入谕称：晋祠水利已经二百余年,有碑记可查,柳桐凤状告失败.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十八日,柳桐凤等人仍誊前词,再次复告,状赴按察司告批,十月十六日又状赴巡按陈老爷.最终官府裁定,晋府与民间分日使水仍照旧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晋府碑文》所载案例也是以军胜民败而告终.据碑文记载,河西庄为晋府所管理,晋祠有一渠河水上段从晋府官地东庄屯经过,下段从太原县民地中经过.晋府先于上游设立木闸,张挂告示,令校尉周和、叶进周看守.万历三十年（1602年）五月初八,太原县的高芳、张之冬、杨浩等人没有遵守法令,在晋祠东庄官屯河道渠口,误进了晋府管辖的木闸之内篦鱼,被巡池军校周和撞见,双方因此而争嚷,周和等夺下渔网,高芳等经官审后释放.周和等人心有不甘,再控高芳等人,并将事情牵连到未到场的张道舟、王万、高善庆等十三人,但这些人不愿配合调查,躲躲藏藏.八月十六日,周和将晋府牒文移送太原府,要求逮捕查报高芳等人,太原府长史司又将情况呈报上级,要求速速查报,事态进一步扩大化.
九月十六日,高芳等人阻拦查处,不认罪招供,并捏造称受官府哨棒之苦,称周和、叶进周与宦官为伴,仗势欺人.周和等人将高芳捏造打吓的情形上告晋府,晋王府发布令旨称：鱼藕为晋府花费银钱所养,高芳等侵盗捕鱼.此案经官府审理,认为晋祠一带河内的小鱼,只流于两岸晋府屯地之中,并且晋府建立了木闸,悬挂了告示,应当属于王府,高芳等人明知故犯,与杨浩等人堵截河流捕鱼,并进入晋府的木闸之内.高芳等人不但久拘未到,又添捏虚词,诬赖打吓,激祸挑衅,居心不良,本应以诬告论罪,但鉴于小民无知,将杨浩等人以杖刑从轻处罚,将罪首高芳等人量行枷号,以警其余.事后,管理屯庄的官员将裁决通牒刻在石碑,立于本屯,永为遵守,以示惩警,再不许他人混入晋府所辖范围捕鱼.
晋祠还保留有一块修桥碑,也与晋府有关.汾河西的东庄、小站、马圈营皆是晋府官屯,享有汾河、晋水灌溉之利,种植稻、陆等田,王府屯庄的佃种人户要交纳王庄“粳米籽粒”.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十六日,汾河泛滥,将晋府屯庄的稻、陆等田淤为沙丘,土地和水利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庄稼得不到灌溉,虽然种植旱作农作物,却由于盐碱化严重收成颇微,只好靠借贷来交纳粳米籽粒,但生计仍难以维持,民不聊生.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日,东庄管事叶进孝等联名状告王府,请求疏通河道,重建汾河石桥,恢复稻、陆等田的种植以办纳“粳米籽粒”,救济东庄人.据叶进孝所言,东庄村后旧有东西向的两座暗桥,两桥十字相交,一座沟通中河之水,灌溉东庄等村田地.一座属北河小站营的退水渠,小站营剩余的北河之水、以及西山大雨引发的洪水皆由此渠排泄至汾河,关系到晋水北河、中河、陆堡河的安全,后因年久失修,无法使用,东庄人又力薄贫穷,无力建造,因此庄人恳祈晋王府出资修建.
晋国主朱新?（初封简王,后袭晋王）看到联名状告后,心生怜悯,即刻发布《修桥令谕》,特命“承奉”牛荣委派人员前往东庄勘探,估计工价,先发给三十两白银.后又差遣“河西管数把总”“书办官”（屯庄书吏）王登云、牛天禄督同小站营“屯事书官”周辅,置买木植、砖石、灰料等各种材料,修建了两座过水石桥.隆庆六年九月中旬,晋王又发银二十两以助前工,力求建造完备.上行下效,晋王发银修桥之举,激发了王府屯庄各官庄的仁义之心,于是“仪卫正”王道明,“书办官”傅文海、傅文深各出银两,犒赏工匠夫役,财力充足,工程遂得以完成,旧有土桥被新建石桥代替,恢复旧有的灌溉盛景.水桥修建、水利恢复后,不仅东庄村重获水利,附近的长巷、大寺村也重享水利之便,更重要的是王府屯庄东庄、小站、马圈三营与屯军千户等均重获水利.
晋藩与晋祠
晋祠位于太原市晋祠镇西南的悬瓮山麓,北冲云朔,南引河东,东瞰汾榆,西扼离石,前临晋水,最初为奉祀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的祠堂,后逐渐演变为以唐叔虞祠、昭济圣母、水母娘娘为主神,玉皇庙、三清庙、泰山庙、台骀庙、苗裔庙等混合的庙宇群.诸神共居一地,使得晋祠香火常年不衰,成为山西宗庙祭祀的中心之一.同时晋祠所处的晋水流域内土壤肥沃、水利发达,为了争夺水利和维持秩序,水母祭祀和庙宇修建是一项重要事务.
作为特权阶层,晋藩积极参与晋祠诸庙的重修与扩建.嘉靖二十七年,因晋祠年久失修,庙宇或存或废,太原县人高汝行,正德十六年进士,时任浙江按察使司副使的高汝行倡议重修叔虞祠和善利亭,新建读书台、望川亭.他认为晋祠乃晋阳第一名区,从保存的碑刻和志书来看,历代都有增饰.嘉靖四十年（1561年）,晋府、宁河王府捐金百余两,督同儒官智周,乡民张建瓒、郭崇富等翻修圣母正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宁化王府也捐金,督同把总杨宝等修圣母殿前的神桥.王府捐金修桥,激发了乡民善友、道士等的仁义之心.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乡民王文泰等敦请善友杨廷才、道士程贞一募缘聚财,建梳洗楼于难老泉之上.父老乡亲又在旧基之上重修惠远门八子墙、唐御制碑亭、碑坊、甬道等.邑人锦衣千户王君贞也捐出俸金重立碑石,由高汝行亲自书写.碑刻记载,“宁化府奉国将军知澡、宁河镇国将军袁臬”参与此次事务.晋府、宁化王府先后参与晋祠重修,表面看是捐金修祠,热衷地方公益,实则反映了晋府、宁化府、宁河府在晋水流域有着重要的利益.
此碑碑阴之文,关注的人比较少.碑阳反映了晋府捐金情况,而碑阴更为细致地体现了晋府在晋祠周围的影响.捐银人名中有“晋府金胜屯把总牛天禄” “晋府书办官都功德主周甫六堡河渠长武尚礼”“宁化王府古城屯把总杨口、刘玠、杨缙,管官庄人杨万,水甲张琦”“宁化府古城屯把总杨口” “小站屯功德主”等,这些晋府屯庄与晋祠周围的村庄一起,形成了相互参差的局面.
献殿在圣母庙前,万历二十四年《重修献殿碑记》碑阴“捐资姓名”中有“宁化王府管古城屯旗士刘一麟”字样.
明清易代后,晋藩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消亡,而晋藩的屯庄及军户则经历了身份转换,在晋祠周围绵延,并烙上了明代遗传的印痕,成为晋祠、太原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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