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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灾害史述评（二）
摘 要：元代是灾害频发的时期,学界对元代灾害历史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从水旱灾害、蝗灾、地质灾害等几个方面开展,同时也有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为范畴的研究成果.元代灾害历史研究与其他时段相比总体较为薄弱,需要历史学界与其他相关学科加强合作,推动这一专题深入下去.
关键词：元代；灾害；赈恤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032-07
一、以灾害种类为主题的专门研究
（一）地震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曾经合作出版过《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共三册,分为“远古至元时期”“明时期”和“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出版）,这套地图集将我国历史上发生的破坏性地震,以等震线和其他形式展现在地理图上,并附简要文字说明和部分记载地震的历史文物图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国旺《元代地震灾害发生史述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从历史文献角度系统论述元代时期地震灾害的论文.此外,有关元代地震及其赈灾措施研究的综合性学位论文主要是李彦鑫的《元代地震灾害及赈灾体系述评》（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对元代地震研究较深入的几个专题主要是针对大宁路（武平路）地震、大德年间山西地震以及甘肃地震的研究.大宁路在元代前中期曾经发生多次地震,根据文献记载,主要有至元二十七年、延祐元年（1314）、致和元年（1328）、至顺二年（1331）几次地震,其中要数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的地震最为严重,破坏也最大.薛磊《元代东北统治研究》第五章《辽阳行省所辖路府州县》部分是对元代大宁路地震的政治影响展开的研究,认为大宁路（后改名武平路）地震对当时东北地区的乃颜之乱和元朝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都有很大的影响[1].胡廷荣《关于1290年武平路地震震级讨论》（《华北地震科学》,1984年第1期）一文根据此次地震极震区的内蒙古宁城县辽代中京城、大明塔和辽宁义县的辽代建筑奉国寺遭受地震破坏的痕迹,对元代武平路地震的震级进行了探讨.
大德七年（1303年）的山西洪洞大地震是我国历史上所能确定的第一个八级大地震,因此成为我国学界长期关注的地震史典型研究案例之一.闻黎明《大德七年平阳太原的地震》（中国元史研究会,《元史论丛》第四辑,1992年）一文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对大德七年（1303年）地震的伤亡人口、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地理地貌的变化以及地震的范围、极震区和持续时间、诱发的周边地区的地震情况、元朝统治者的赈济措施和地震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闻黎明《元代地震后更改地名一事浅议》（《地震》,1983年第5期）一文对元代地震以后将地震区的行政区划名称改名的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2003年为山西洪洞地震700周年,《山西地震》杂志第3期刊发了6篇论文,分别是王汝雕的《从新史料看元大德七年山西洪洞大地震》,郭增建、吴瑾冰的《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有关问题的讨论》,徐道一的《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的时间间隔多为25a的倍数》,赵晋泉、张大卫等的《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郇堡地滑之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山西省地震队宏观调查组联合调查组的《1303年9月17日山西省洪赵县地震考察报告》,苏宗正、袁正明、赵晋泉的《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研究综述》,分别就1303年洪洞大地震的破坏范围、死亡人数、人口震亡率、震中位置以及引发的灾害等相关问题,利用文献史料,借助自然科技手段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论文对此次特大地震从不同专业视角进行了研究,例如陶君丽、光春云的《1303年洪洞地震的赈灾对策》（《中国地震》,2004年第3期）,谢新生、江娃利、王焕贞、冯西英的《山西太谷断裂带全新世活动及其与1303年洪洞8级地震的关系》（《地震学报》,2004年第3期）,王健、吴宣、张晓东、汪素云的《1303年山西洪洞8级地震高烈度区内地震活动特征及其物理意义》（《地震学报》,2004年第4期）,江娃利、邓起东、徐锡伟、谢新生的《1303年山西洪洞8级地震地表破裂带》（《地震学报》,2004年第4期）,张梅、马心红、马志正、张馥琴的《1303年洪洞大地震的启迪》（《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齐书勤的《1303年山西8级大震研究刍议》（《中国地震》,2005年第2期）,太田弥一郎的《元大德七（一三○三）年山西大震災末——元朝衰亡ヘの転換点》（日本《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2005年）,王汝雕的《从新史料看元大德七年山西洪洞大地震》（《山西地震》,2007年第3期）,等等.
对元代甘肃地区地震的研究,可见赵旭国的《西汉至元末甘肃地区地震灾害的发生及特点初探》（《高原地震》,2008年第4期）一文,该文从总体上概括了甘肃地区从西汉时期至元朝末年的地震情况.苏海洋、雍际春、晏波、尤晓妮的《甘肃历史地震与气象异常相关性研究之二——隋唐宋元时期》（《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26期）,把隋唐宋元时期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段展开研究,认为隋唐宋元时期甘肃地区所发生的“白虹贯日”“雷发非时”、异常大风、异常旱涝和生物异常等现象均与地震有密切关系.地震前后会伴随的多种自然现象发生,这为我们今天分析气象异常现象与地震的关系以及对地震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提供了历史经验.还有的学位论文将宋元时期的西北地区作为一个特定时空范畴开展研究,如吕蕊的《宋元时期西北地区地震灾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二）疫灾
人类遭受疫病困扰的历史由来已久,疫病也是由于人类不适应自然环境或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环境变化而产生,因此从广义的灾害史研究范畴来说,疫病亦属于自然灾害研究中关注的内容.关于元代疫病史,尚缺乏专门的讨论,目前所见有如下几篇论文.和付强的《元代疫病史初步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从总体上研究了元代疫病的总体状况、影响、原因以及元朝的医疗水平、救灾措施和政府组织救灾的效果等诸多问题.郭珂、张功员的《元代疫灾述论》（《医学与哲学》,2008年第1期）,对元代疫灾做了总体论述.但上述两文存在史料不全面、征引史料错误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龚胜生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疫灾历史地理研究,他与王晓伟、龚冲亚合撰的《元朝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期）,对元朝疫灾发生的数量、频率、原因和整个元朝疫灾发生的几个阶段性特征以及分布地域等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颇有新见.龚教授的学生杨梦琪的《元代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探讨了元代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并分析了疫灾发生的自然和社会原因.
还有一些研究是从“宋元”或“宋元明清”等长时段进行梳理的,例如左鹏的《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胡雅洁的《1980年以来国内宋元明清疫病史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21期）,都是对宋元明清时期的疫病史研究情况的总结,但论述较为简略.学界对疫病的研究多集中在江南地区,其原因是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潮湿,极易滋生、传播疫病,因此有关江南地区疫病的文献记载也较多.曹树基的《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江南为重点论述了伤寒、斑疹伤寒和鼠疫与战争、地理环境的关系.他认为战争使大量疫区的人口外移,江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又适合瘟疫的传播,从而使疫病不断蔓延.梁其姿的《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主要探讨了宋元明时期防治疫灾的地方医疗资源,主要从医生、药物供应及医疗机构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相较于宋元时期的医疗政策,明代就显得有些消极甚至不合理,但民间医疗机构弥补了这一不足（这篇论文后来经过修改收入作者新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王秀莲等在《华北地区宋元明清疫情及相关因素分析》（《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中,以华北地区宋元明清时期的疫情史料为依据,采用文献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华北地区宋元明清疫情的时空分布及相关因素.符友丰的《金元鼠疫史与李杲所论病证》（《中医杂志》1996年第4期）,在广泛搜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金元时期的鼠疫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对李杲（东垣）鼠疫病症进行了研究.李化成《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一文对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的起源地进行了分析,认为源自中亚而不是中国.
（三）地质、海潮等灾害
地质灾害种类多样,而元代的地质灾害根据文献史料记载主要有山崩、滑坡、泥石流等斜坡地质灾害和地裂、地陷等地面变形地质灾害.张国旺的《元代地质灾害述略》（《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专论元代地质灾害的论文.该文搜集的有关地质灾害的史料较为翔实,全面系统梳理元代文献,认为元代的地质灾害主要包括山崩、滑坡、泥石流等斜坡地质灾害和地裂、地陷等地面变形地质灾害,而以山崩灾害发生频率最高,且相伴有其他地质灾害,次生灾害多为洪涝等灾害.
海潮灾害也是中国古代中东部沿海的一种常见的灾害,但学界对这类专题关注甚少,而其中元代海潮问题更是殊少涉及,目前所见有赵彦风的《环境史视域中的元代沿海开发——以捍海塘、濒海荒地与煎盐草地为视角》（《学术探索》,2015年第12期）,此文第一部分详细梳理了元代海潮情况及其危害,并论述了捍海塘的兴修及其生态效应等.
此外还有虎患、火灾等其他灾害.学界对元代虎患的讨论几乎为空白,目前仅见一篇梁诸英的《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东北师范大学报》,2013年第1期）,对元代有所涉及.苏力的《元代杭州的火灾及其社会应对》（《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7期）,研究的是元代杭州城的火灾问题.实际上,火灾的发生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后者又存在无意造成和有意为之两种情况.作者还对《元史》中有关杭州火灾之记载错漏之处,通过综合其他史料进行了补正.
对于以社会生产为划分类别的研究不多见,目前主要有龚光明、杨旺生的《元代农业灾害成因论析》（《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第6期）、龚光明的《元代农业灾害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龚光明、杨旺生的《宋元两朝桑灾比较》（《农业与技术》,2006年第6期）等一系列论文.龚、杨二位学者在系列研究中对元朝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影响农业的灾害做了系统研究,论述了农业灾害的成因、危害以及救助措施等.
灾害导致的流民问题,亦是学界关注的一个专题之一.罗贤佑、任崇岳的《元代流民问题浅探》（《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郭军的《元代灾荒中的流民刍议》（《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陈高华的《元代的流民问题》（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著的《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这几篇论文均对元代的流民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二、以生产部门或区域为专题的综合研究
区域研究在近些年逐渐增多,在区域性灾害史的研究中,也有很多涉及元代灾害.目前各地出版了一些区域性专题灾害史出版物,如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为研究界限的《北京灾害史》《山西灾害史》[2]等,以历史、文化或自然地理区域划分研究界限的有《西北灾荒史》[3]《江南环境史研究》[4]等,其中均有对元代区域性灾害情况的系统论述.
从总体上对元代北方地区的灾害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上文已提的王培华先生,从20世纪90年始,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此外还有陈明的《元代北方饥荒的时空分布特点及救荒措施》（《古今农业》2001年第4期）.
对大都及周边地区灾害的研究,有于德源的《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公元前80年——公元1948年）》（学苑出版社2004年出版）、尹钧科等的《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于德源的《北京灾害史》（同心出版社2008年出版）,均属于北京灾害专题性著作,其中对元代北京地区的灾害问题均有详略不等的研究.张建松的《元末大都的生存危机——以“万人坑”事件为中心》（《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文利用当时中国和朝鲜文献史料,对元朝末年至正十八——十九年（1358年-1359年）的大都城因饥荒发生的“万人坑”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李榖的《稼亭集》中有关于元至正四、五年间大都灾荒情况的描述,这些史料对于元代灾害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值得仔细研究.苏力的《〈稼亭集〉所见元至正五年大都灾荒事》（《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利用高丽文人李榖所著《稼亭集》为主,并辅以其他史料记载,选取元至正四、五年发生在大都的灾荒事件作为个案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认为元朝政府对此次灾荒的救济不尽理想,其中粮食供应不足、赈济制度不健全以及官府弊政是救荒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以元代行政区划为研究范畴的学术成果,多集中在一些学位论文方面,如程亚琼的《元代河南江北行省自然灾害研究》（暨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武小平《元代山西地区自然灾害研究》（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等,对于所研究区域内的各类自然灾害的状况、起因以及赈恤、救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马彩霞、袁飞的《小议制约元代河南江北行省农业发展的两大因素》（《成功（教育）》,2010年第8期）一文从自然灾害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探讨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还有更多研究成果是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或地理概念来研究元代时期这一区域的灾害问题的.例如安徽地区的灾害研究,有汪志国的《宋元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探析》（《古今农业》2011年第2期）,该文将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时段对这一时期安徽地区的自然灾害种类、特征以及救荒措施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这一时期的灾害频率和影响较前代增加很多.辽宁地区的灾害研究,主要有王玉、李亚光的《元代辽宁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对策》（《兰台世界》,2015年第6期）.关于江西地区的灾害,主要有吴小红的《元代江西灾荒分析》（《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该文对今天的江西省地区在元代时期的灾荒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述.黄胤《元代江西地区灾荒和赈恤资料汇编》（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一文对江西地区有关灾害和赈恤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这些资料对代江西地区灾荒及其赈恤进行了研究.众所周知,灾害史料除了《二十四史》的《五行志》集中记载外,大量史料都分散在其他各类文献当中,搜集整理颇费周章.这篇《元代江西地区灾荒和赈恤资料汇编》虽为硕士学位论文,但亦对灾害史料的整理和校对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江浙吴淞江的治理与灾害问题,可参见王颋的《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杨果、陈曦的《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分布、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对宋元400年间江汉平原的自然灾害种类、时空分布规律和社会影响进行梳理,是区域社会灾害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这二位作者所撰与此相关的另一篇论文是《宋元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及其成因、影响初探》（《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元代区域性灾害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区域是西北地区,尤其是元代甘肃行省的亦集乃路.今天的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即为元代甘肃行省的亦集乃路治所,城址中出土了大量元代文书资料,这为元代亦集乃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中也包含着一部分有关灾害和赈恤的内容,学者们借此展开了深入的专门探讨.主要学术成果有孔德翊的《黑城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自然灾害》（《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该文根据黑城出土文书中的记载,梳理了亦集乃路地区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旱灾、寒灾、盐碱化、沙漠化、虫灾五种,并认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的气候变化是亦集乃路自然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还有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变化、元代屯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当使用等.此外该文认为,元代亦集乃路灾害的特征为多样性、频发性,各类灾害之间存在关联性,灾害影响具有广泛性.孔德翊的《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与信仰初探》（《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利用黑城出土文书对亦集乃路发生的自然灾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从神灵信仰视角分析了当地社会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所开展的祭祀与信仰活动.孔德翊的《元代亦集乃路灾荒保障层次探析》（《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一文通过梳理出土文书资料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应对灾害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三层构成,即亲属保障层、民间保障层和政府保障层,这种层次构成对应对当地多种灾害具有积极的作用.孔德翊的《元代文书档案所见亦集乃路农业灾害救助》（《兰台世界》2015,年第36期）一文利用元代文书档案资料,对亦集乃路农业灾害的救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三、有关元代灾害应对的研究
人类社会在灾害面前从来不是被动的,历代社会均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灾害.灾害虽然是自然界发生的自然现象,但是对于人类社会却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定离不开对灾害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应灾议（谏）政就是历代王朝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行政方式.陈高华的《灾害与政治：元朝应灾议（谏）政初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应灾议（谏）政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元代灾害频发,故蒙古统治者鼓励应灾议（谏）政,主要有百官集议和官员上书两种形式,但是元代的应灾议政效果总体不大,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赈恤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赈济、救治灾害的制度.最早涉及元代赈恤制度的当是高文德《元代赈恤制度浅谈》（收入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第1辑,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文.对元代赈恤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主要是陈高华、崔允精两位先生.陈高华的《元代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对元代赈恤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征引史料广泛,论述精当,对和民间赈恤的过程与效果均进行了分析.崔允精在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元代赈恤制度研究》（南京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是一篇比较重要的专题研究论文,直至目前尚未正式出版.但作者前期已发表了与此相关的论文数篇,如《大蒙古国时期娜寡孤独救济与常平仓》（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元代救荒行政的基本程序和具体运作方式——以灾伤申覆制度与救济行政为中心》（韩国《中国史研究》第33辑,2004年12月）、《元代救荒书与救荒政策——以〈救荒活民类要〉为依据》（《元史论丛》第九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4年出版）.日本学者井黑忍根据《救荒活民类要》这一资料对元代的区田法进行了研究,其论文《救荒活民类要に見るモンゴル类代の区田法——カラホト文書解読の参考资料として》发表在《オアシス地域会报》,2005年5-1期.此外,还有单义委的《元代荒政研究——以国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南京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层面对元代救荒问题进行了研究.
李莎的《元代的救荒和抚恤政策》（《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通过总结认为,元代的救荒赈恤政策,主要包括仿效前朝设置的常平仓和义仓、赈贷鳏寡孤独、赈贷水旱疫疠、京师赈粜和纳粟补官等诸项制度.赵经纬的《元代赈灾机构初探》（《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赵经纬、赵玉坤的《元代赈灾物资来源浅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狄静的《在草原的地平线上的生灵——试从微观看待元代赈灾特殊架构》（《文教资料》,2015年第16期）,这3篇文章都是对元代赈灾机构、制度、物资来源等问题的研究.
杨代娟的《元代三种自然灾害及灾伤申检制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申友良、肖月娥的《元代申检体覆制度与减灾救灾》（《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对元代救灾申检体覆制度进行了探讨,王培华先生在其著作《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中也对元代救灾申检体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还有一些研究是将元代赈灾纳入更长时段中进行考察的,如“宋元”“金元”“宋元明清”等时段.从宋元时期这个整体时段对减灾救灾进行考察的主要是卜风贤、王向辉、冯利兵的《宋元时期的减灾政策与救荒制度》（《中国减灾》,2007年第10期）.金勇强的《宋元时期政府救荒应对与区域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一文对宋元时期这个时段内的救荒进行了整体研究,并探讨了救荒与区域的关系,主要是灾区与临近区域间的灾荒应对及彼此在救灾中的关系.宋堪庆的《宋元明清时期备荒救灾的主要措施》（《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宋元明清时期采取的灾荒应对措施,主要是从科技层面研究宋元时期备荒救灾的措施和方法.
关于元代社会救济思想,主要有王星光的《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的灾害防护措施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该对《农桑衣食撮要》中有关防灾备灾思想和措施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刘荣臻、包羽的《元代社会救济思想初探》（《前沿》,2011年第21期）也是研究社会救济思想的论文.以慈善活动为视角展开系统研究的有一篇学位论文,即李娟娟的《元代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专题探讨某一时段或某件灾荒赈恤的专题论文比较多,主要有张瑞霞的《论元泰定年间赈灾与治平关系》（《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该文对泰定年间的赈灾问题进行了研究.苏力的《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方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的第三章,从地方基层社会和地方精英的活动入手,对元代江南地区的由政府主导的民间被动赈灾和精英力量的主动赈灾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分析,这项研究曾以《有补于王政：元代江南民间赈灾浅论》为名被编入《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顺帝时期,元朝统治进入末期,朝政混乱,社会动荡,灾害频发,但即使如此,元顺帝托懽贴睦尔还是对灾害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申友良的《元顺帝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就对此进行了论述,总结顺帝托懽贴睦尔时期的防灾救灾措施,主要包括灾荒救济、医疗救助、徭役减轻、慈善收养制度等方面,但由于实施不力,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反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被激化.
在元代,西北地区历来是自然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加上元代西北诸王争战不断,政局不稳,导致西北地区的灾害加重,而元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赈恤救灾工作也问题颇多.陈广恩的《关于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是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与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展开研究的.李清凌的《元明清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思想和实践》（《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将元明清作为一个整体时段,对这一时期的甘青地区防灾减灾问题从思想策略层面进行了研究.
对西藏地区灾害赈济的研究,主要有罗睿的《论元代政府对藏区赈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该文论述了元朝政府对西藏的钱赈、粮赈、蠲免等赈济措施,并通过对赈济措施和事件的研究,阐述元代政府对藏区赈济的时代特色及其意义.
早在先秦时期,相关典籍就阐述了积储备荒的重要性,《礼记》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元朝时期亦是如此,元朝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陈高华的《元朝的常平仓和义仓》（贾荣贵、郝治清主编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黄鸿山的《元代常平义仓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鸿山的《元代义仓设立的时间与积谷方法考辨》（《文化学刊》,2007年第6期）,朱春阳的《元代义仓初探》（《东南文化》,2007年第5期）,都对元代仓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养济院制度是古代的一项赈济鳏寡孤独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元代沿袭前朝,也设立了赈济老弱的机构.金滢坤的《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利用额济纳旗黑城出土文献中有关元代养济院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元朝应对灾害的举措还有一种就是酒禁政策.众所周知,发生自然灾害之后,农作物减产,从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而酿酒要耗费大量粮食,故实施酒禁政策.元朝时期实行酒禁的次数频繁,多达70余次,为历朝酒禁之最.杨印民的《禁弛之间的博弈：元代酒禁政策与弛禁》（《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对酒禁政策的原因、内容、特点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篇文章后被收入《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中.
禳灾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民众应对灾荒的一种重要的手段.陈高华的《元代的禳灾活动》（《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文对元代的禳灾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可资参考.
灾害观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在面对自然界各种气候变化时,都会产生一些认识.针对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与自然灾害的关系等问题,梁景之先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分别是《自然灾害与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古代北方草原自然灾害与减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自然灾害与北方草原文化——以信仰习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草原文化》第七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均以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灾害为主题,对与草原灾害相关的信仰习俗、民族生产生活和减灾救灾活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元代时期多有涉及.
由于北方草原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同一性,草原游牧民族往往具有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故对于其他时代北方草原地区灾害的研究,也有助于元代时期的灾害及其救治等方面的研究.
就灾害的本质而言是具有人文性的,也就是说灾害是基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而发生的,没有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需求,就不会有“灾害”这一概念,因为灾害原本就是自然界的正常自然现象,原本是与人无关的.人类如何认识和应对灾害,才是灾害史研究的人文性取向之所在.近年来,一些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也开始转向灾害思想观念方面的研究,如张瑞霞的《冲击与维护：元代自然灾害与传统价值观关系探究》（兰州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一文,从元代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当时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入手开展研究,认为在当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面对灾害,迫于生存的压力,传统社会中奉行的夫义妇顺、父慈子孝、重农观、重义轻利以及爱民等价值观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夫鬻妻子”“父子相食”“盗贼峰起”“私宰耕牛”等现象.但这只是个别现象,面对自然灾害,更多的人都是投入到抗灾与救灾活动中,包括灾区民众自发形成的自救群体和以为主导的他救灾群体,他们在灾害面前所思所想明显与儒家文化提倡的价值观相一致.探讨自然灾害与儒学教育的关系的论文有张瑞霞的《自然灾害与元朝儒学教育》（《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郭泽杰的《浅析一道元代江西乡试策问的水文化》（《江西水利科技》,2017年第3期）一文从天历二年江西乡试的一道考察“旱灾救荒”的策问题出发,探讨了元代灾害与荒政思想.周国琴的《元儒程端学的灾异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选择元代儒学家程端学,论述了他对《春秋》灾异的看法.
生态环境亦属于广义灾害史研究范畴,例如杨富有、李凌浩、吴文杰的《从扈从诗看浑善达克沙地生态历史变迁》（《生命世界》,2011年第11期）,依据元代上京纪行诗（扈从诗）中的描述,分析了元上都周边草原、荒漠地带的自然气候、降水、河流水量等.范春梅的《试论元代屯田制与地表植被的破坏》（《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从元代大规模屯田活动对地表植被的破坏角度进行了论述,从生态环境视角分析了屯田活动招致的各类灾害.赵杏根的《元代生态思想与实践举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认为,从理论上看元代尚未完全脱离“灾异说”,但在应对蝗虫灾害时已经突破了“灾异说”.
综上所述,对元代灾害的很多研究都是以特定时段和特定区域开展的个案研究,其中关注比较多的区域主要有：一是西北地区,以陕西、甘肃为重点,这一地区在元代曾经发生地震和干旱等特大灾害,一直是史学界和自然科学领域关注的重点；二是江南地区,以江浙地区的河流流域为重点,主要关注河流所经地区的水灾；三是河南和安徽地区,这一地区在元代主要是由黄河泛滥引发的各类灾害.很多研究都以各类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为研究方向,这说明灾害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开展这个专题的研究,又需要利用历史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手段,因此要想做深入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以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和领域的学者和科研团队,需要与气象、地震、环境、水利等部门的科研团队开展更多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解读历史文献,才能对历史上的灾害问题有更为深入、科学的认识,这应当是以后开展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关于中国古代灾害的研究,从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算起,至今已经有70、80年的历史.灾害史研究大体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基础性工作,即编制年表、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并编写灾害及救济纪年；二是以灾害发生的种类、时代和地域为范畴进行专题研究,比如袁林《西北灾荒史》、于德源等的《北京自然灾害研究》等,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专题性研究论文.这种整理史料、专题研究两大模式一直是灾害史研究的主流模式,对元代灾害的研究基本上亦如此.其中,近几十年开展的与元代灾害有关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多被置于通史性资料汇编、纪年、年表等多种形式的资料集中,为我们进一步查询相关文献、开展专题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总体特点,从时段上来看为“两头重、中间轻”,即重视汉唐、明清,对辽、夏、金、元的研究较少.因此,对元代灾害史的研究,总体来看还是较薄弱的.元代自然灾害发生得较为频繁,而且多大灾、群灾,从事元代灾害史研究的所有学者基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频发的各类灾害往往会对社会造成较大的影响,甚至与元朝灭亡、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有很大的关系.就元代灾害史这个研究领域来说,对汉地农耕区域的关注较多,对北方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略显薄弱.元朝曾经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赈济大漠南北的蒙古诸王及其部族,但相关研究成果极少[5].曾经有学者评论道,元朝第一次把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统一在同一政权和同一版图之下,而且海洋经济也比前代有较大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给在更大范围内研究这三种经济的灾害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提供某种有利条件[6],所以,开展元代灾害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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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薛磊.元代东北统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69-172.
〔2〕王建华.山西灾害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3〕袁林.西北灾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4〕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5〕苏力.近年来元代灾害史研究概况[J].农业考古,2012,(06).
〔6〕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李根蟠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0.6.
（责任编辑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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