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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再生产和城乡教育不平衡
张博文
【摘 要】近年来,城乡教育不平衡问题逐渐成为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很多观点和研究都集中在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口诛笔伐.笔者认为,要更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应该站在透视社会结构的视角上,而非仅仅从制度的视角和个体的视角.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尝试着引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城乡教育不平衡问题进行阐释.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文化再生产 城乡教育不平衡
一、前言
近年来,城乡教育不平衡问题或者说城乡教育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首先,虽然高校经过了十多年的扩招,但是农村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大学看似容易考了,但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已经成为20 世纪80~90 年代的故事,当今的农村初级教育、中级教育似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新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再者,即便农村学生能够有幸进入大学学习,在当今就业压力剧增的背景下,要在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相比起城市学生要更难得多.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是不是我们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笔者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1979）,以及他根据此理论对法国教育体系进行的实证研究（1974）,对我们认识这个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缘由树立起了框架并且提供了指引.
二、布迪厄：文化再生产
简而言之,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教育体系最为重要的作用：维持当前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的稳定,而不是“传道、授业、解惑”或“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布迪厄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在一个有阶级或者阶层分化的社会,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必然从属于某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这个阶级或者阶层就是这个个体所生活的第一个“场域”.这个场域中的人,有着共同的“惯习”——一种表现于身体和精神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好比精英阶层的人总是雍容华贵、举止文雅、知识渊博,名车豪宅相随；中产阶级的人西装革履、做事一丝不苟、按部就班；下层的劳动者阶级则举止随意、行为粗狂.
接着,当这个个体到了接受教育的年龄,他就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进入学校教育系统,这是他进入的第二个场域.布迪厄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教育系统就是一部灌输中产阶级“惯习”的机器,通过相应的教材、课程设置来执行灌输中产阶级惯习的任务.在第二个场域中,任何个体都必须培养出中产阶级的惯习来,这对于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个体来说相对容易,而对下层阶级的个体来讲却较为困难.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体系还要通过一次次的淘汰性考试,让那些无法习得中产阶级惯习的个体淘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考试的个体将会得到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文凭.这个文凭代表了这个个体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它意味着个体能够接下来进入什么样的“场域”（阶级）.
这样的结果就是,下层阶级的个体大量被淘汰,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进入了更高的场域,而中上层阶级的个体也只有极少数向动到下层阶级.这意味着,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得到了稳固,只存在少量的上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其强有力的批判在教育社会学界引发了震动,不少西方学者都试图采用这一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自己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未声明的目的”.布迪厄的理论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和假设,是不是我们的教育系统也在不断地灌输某种“惯习”,从而维持某种社会制度.
三、中国教育系统灌输的“惯习”
近现代以来,现代教育体系逐渐向全国普及.从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开始,现代教育体系在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是“在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指引下对于中国危急形势的一种因应”（李书磊,1999）,它一直只遵循着两个目标：一是为国家培养懂得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从而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二是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意识,从而为国家独立和统一服务.为了这两个目标,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必须向国民输出这种“惯习”：现代人的惯习.
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和城市被二元隔绝,以户籍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但却使得农村的境地变得更加窘迫.因此,即使是政府极力促使教育在工农、城乡之间无差别化,但到了60 年代,差别并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农村因为没有办学资金和条件,现代教育的开展工作无从谈起,只能采取“半农半读”的形式（余秀兰,2004）.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体系向农村的渗透几乎失败了.而在下一个时期,即“”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的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果遭到彻底破坏,向农村灌输“惯习”根本无从谈起.
“”之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广大农村逐渐具备了基本的办学条件,再加上高考恢复的刺激,一度让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大大缩小.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才真正嵌入到传统的乡土社会当中.在这一时期,现代教育体系所灌输的惯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现代人”的惯习,但是由于对科技教育事业的破坏,当时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亟需人才,因此当时的学生都会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至理名言”,而当时的考试制度又正好有利于数理化优秀的学生,这样一来,只要农村学生足够努力,也能通过高考变成“金凤凰”.
进入90 年代之后,城乡二元结构虽然解体,但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上升,因为户籍制度仍然存在.农民事实上变成了“二等公民”.这样一个庞大的二等公民阶层,为整个社会带来的福利是巨大的,他们来到城市从事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行业,他们不像城市人那样需要政府为他们开支巨额的社会保障经费,再者,他们低廉的劳动力是当时中国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力.（范芝芬,2013）他们使得中国快速的进行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他们自身却还带着极强的乡土性.如何解决这种不协调呢？这显然要依靠学校教育体系对现代人、城市人惯习的灌输.
因此,近年来的现实是,政府取消了农村教育负担、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撤并原先教学软硬件落后的村级小学,建立中小村镇小学,取消县以下中学；加大对农村学生接受中高等教育优惠和扶持；高校实施扩招；应试教育逐步改革.总之,农村的学校教育更加规范化、正规化、现代化了,看上去农村学生的前景好了,但是结果却是相反的：农门子弟读书更加难了.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是现存的教育体系灌输的惯习与中国社会的乡土社会的惯习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四、结语
为了避免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调和现代教育体系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矛盾关系是必然和必须的.我们不可能推倒现代教育制度,重新回到皇权士绅时代的私塾精英教育；也不可能对乡村教育的沦陷视而不见,对农村孩子读书无用的论调听之任之.笔者认为,乡村教育的重建,当务之急是搭建起一条能够实现农村学生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上升通道,以期暂时渡过当前的最难就业季,消弭存在于社会中的怨恨感.而长久之计,是将乡土性、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真正融合到学校的教育中,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乡村教育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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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余秀兰. 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2).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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