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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视阈下高校去行政化论要
摘 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高校应“去行政化”,简政放权,加强内部治理,使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常态之“新”与以往不同,新常态之“常”相对稳定.
关键词：新常态；高校；去行政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29-03
自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去行政化进入大众视野以来,随后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推行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目前高校进行综合改革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抓手,是保障高等教育大众化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强劲举措.大学的主要功能和使命是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而当高校被“行政化”雾霾所笼罩,势必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属性与科学的大学治理模式难以契合,进而引发教育的经济功能失调,“服务社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迎来了换档期,进入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的攻关克坚阶段,与之呼应,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惟妙惟肖”地跟上,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高校应“去行政化”,简政放权,加强内部治理,使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常态之“新”与以往不同,新常态之“常”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尊重教育规律,遵循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推进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去除高校行政化”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十分紧迫的工作.
一、新常态经济下,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挑战,使命重大
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的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影响着教育结构、教育制度,并促进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使可能劳动力变成现实劳动力,使科学知识得到普及和推广并产生新的科学知识,以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外,教育也能够促进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并对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和传递作用.
我国高校先天缺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因,高等教育一直奉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建国初期,我国高等教育遵循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校办学管理体制.直至改革开放1983年之际这种模式才发生改变,当时以历史的眼光,从战略高度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成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前提,并成为在新形势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阐释了提高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与社会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要不断适应政治、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到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制约[1].当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大众化的门槛后,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诺贝尔奖得主彭齐亚斯所说的“以质量取胜的时代”[2].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会呈现高速增长,但时间不会拖太久的语义内涵一样.又如同在经济领域一样,在“中国模式”成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直接动机后,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时代,高校建设追求卓越工程,忘怀从规模扩招转向内涵发展的提高,而这种“卓越”也仅仅是“失去灵魂的卓越”.
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档的新常态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与之相适应,如果高校管理体制不摒弃官本位官僚作风,不能不折不扣学习贯彻实施要解决的“四风”问题,继续追求形式不重实效,继续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去行政化”雷声大雨点小,培养的人才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社会将拒绝“行政化体制”所产生的成果,大学将丧失其基本功能,高等教育背离经济发展新常态,那么,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将是一种悖论.
二、中国大学“思想”对其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华民族传承了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新思潮,一砖一瓦地建成今日中国大学并跻身世界一流学府,践行着中国梦,践行着高水平大学建设.历史证明,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就会产生具有同时期特定符号的聚集仁人志士的场所——学府或大学.随后,某一时期的办学思想又根深蒂固影响着其学校管理体制.
追根溯源,中国大学起源汉代,时称太学,“以养天下之士”,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至明清太学或国子学设立,其教育系统依旧培养“学而优则仕”和“仕而优则学”人才,但在传播文化尤其是传授儒家经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政治经济教育体制固步自封致落后挨打,有志之士“师夷长技以制夷”,先见之仁析其教育体制利弊,探索新式教育,创建了中国最早官办大学——北洋大学堂,后更名北洋大学,高等学府始称为“大学”,即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现天津大学）诞生,校风讲求“严谨治学,实事求是”.而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乃是当时中国唯一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构的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但由于受封建主义影响,直至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主校时校风才为之一振,四海人才汇聚,五四运动使之闻名中外.校长蔡元培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为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在我国具有公益性质的高等教育主要由政府承办,在其体制文化形态下,为高校作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等制度性安排,于是高校之间,高校系统内部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等级和地位划分.在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运行机制下,政府与高校形成隶属关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术权力在教育质量问责中的发挥,导致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行政化链条式的延续.而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之大,非谓大楼之大也,乃大师之大也”,所以尽管教育经费已达占GDP4%,高校“独立办学”更要体现自力更生、学术至上的一面,将教授视为核心和精髓.享誉中外的耶鲁大学在其2009-2012国际化框架中,就将“培养世界性的学生”和“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有才华的学生和教师”作为首要的两个目标[3].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已构成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去行政化”已是必然选择.
三、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为何“革”之不去
高校是一个特殊的组织,源于它是一个理念组织,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使命.理念是办学力量之本,是文化资本,是高校分层的一种理论诠释.高校的办学理念体现了高校文化资本的核心竞争力,高校内部文化资本是其发展的根本因素.秉承先进的办学理念,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高校才能吸引优秀的学生和教师等其它丰富的资源,这一优势反过来又巩固提高学校的办学地位,“科学与实践并重”的MIT、“培养共性的人”的芝加哥大学、“培养有教养的人”的哈佛大学、“因培养学生而存在的”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的发展体现了这种滚雪球效应.
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公共性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普遍比照政府行政机构构建了内部管理机构.在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中,学者克尔强调“几乎在任何地方,不管有何来历,都会出现政府权力”[4].以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质来看,维护公众利益需要政府必要的介入.而正是由于比照式条块化的科层机构和“过犹不及”的行政干预,导致了高校行政权力的异化,阻碍了高校的发展,进而“去行政化”呼声强烈.去行政化就是剔除高校的行政色彩、官僚作风,回归大学本旨,重视思想自由、学术兼容、办学自主、依法治校,注重科学管理、提倡专业行政、重视管理者素质提升[5].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之所以“革”之不去的原因：（1）观念滞后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瓶颈.“科层制”形成的“官本位”观念积重难返,“去行政化”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难度不言而喻；“行政化”带来的“条块化”惯性管理思维已成定势,部分知识分子集体缄默,创造性活动受限；行政化权力的异化加剧了“教而优则仕”的“官谋学术”观念,教授治学纸上谈兵,“去行政化”无从谈起.（2）政府和政策议程去行政化的热度不够.长期以来“学在官府”,直到今天,高校一般是公立,管理相应也受到政府的干预与限制,高校管理层均有行政管理的印记,“能否逐步去行政化,关键在于政府的决策和作为”[6].高校去行政化这一议题走热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教育政策的出台以及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门重要人物的讲话；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为这一议题的快速衍生提供了“温床”；社会大众就相关政策规定和宣传报道发表看法、言论[7].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去行政化进入大众视野,但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尚未明确提出“去行政化”,因此也并没产生很大反响.“高校去行政化”持续走热很大程度上源自《纲要》征求意见稿中“逐步取消行政化”的规定以及正式颁发时将“逐步”二字的去除,说明政策议程在“高校去行政化”议题形成过程中处于主导作用.（3）知识分子良知缺失和社会现象错位.面对行政体制下的官僚化毒害,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缄默或抗衡不力后成立“反集团”维护自身利益.长期以来,只要高校行政化的积弊漠不关己,个体便沉默；即使损害,也很少与权威部门展开正面对抗.知识分子集体缄默方乃明哲保身,维持守护也就理所当然占据了变革的主流地位.市场经济侵蚀校园文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忧国忧民的学者,虽有知识分子敢于与高校发展相异的力量和权威对抗,但当抗衡不能对学校发挥影响时,便自然成立反对集团保护自己,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的保守性.（4）错位的社会现象趋之如骛.时至今日,高等教育未能全面解放人的身心,千军万马挤公务员,“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思想作祟.虽然也有很多学者痛斥高校行政化腐败现状,但谁又都想在高校谋个一官半职,这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一蹴而就去除犹痴人说梦.
四、现阶段高校去行政化的必要性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顺应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增速换档期的经济与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均进入了以质取胜的时代.高校行政化积弊明显,高校改革呼声强烈,政策议程推波助澜,千校投身建设高水平大学热情高涨,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意义重大.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具有必然性.一是政策议程已彰显主导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倾向,取消学校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二是高校综合改革必然牵涉到行政权力的改革,所以去行政化是改革的必然.三是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需要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四是高校去行政化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为了我国高校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我们必须进行高校行政化方面的改革.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意义重大.一是理念更新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先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面临理念更新的问题,通过理念更新,带动制度、体制与文化创新,推动人才创新,促进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协调发展,使高等教育生态文化和谐,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二是高校去行政化强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三项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使大学回归本旨,保持这个特殊组织的学术性本质属性.三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恢复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取消了高校行政级别,能够保持高校足够的独立性.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曾感慨“去行政化”最关键是政策上、体制上要有保证.“去行政化”推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从管制到监管来处理高校和政府的关系,确保了大学拥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权力真正下放给了学校,而不是任何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历史证明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实现高校自治,说明了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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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永生.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3,(5):15-16.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8.
〔3〕Yale University.International Framework Yale’s Agenda for 2009 through 2012[EB/OL].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bout Yale,[2013-10-19]. http://world.yale.edu/about yale.
〔4〕[美]·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5.
〔5〕王颖,温慧琴.高校去行政化的讹传与现实反思[J].江苏高教,2011,(3).
〔6〕陈学飞.高校去行政化：关键在政府[J].探索与争鸣,2010,(9).
〔7〕张希玲.“高校去行政化”议题缘何走热？—基于议程设置过程的视角[J].扬州大学学报,2012,(2).
（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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