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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湘鄂赣苏区的党建工作

摘要：本文对湘鄂赣苏区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苏区建立初期党组织存在一定错误的问题和倾向.有鉴于此,湘鄂赣苏区围绕着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开展了党的改造工作.总体看来,湘鄂赣苏区的党建工作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巩固了苏区根据地.

关键词：湘鄂赣；苏区；党建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90-03

党是湘鄂赣苏区发展壮大的核心,而党建工作直接决定着这个核心的生命力,因此,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战斗力就成为湘鄂赣苏区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针对湘鄂赣苏区党建存在的问题,党加强了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增强了党的力量.对湘鄂赣苏区党建工作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其经验,对推动新时期农村党组织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湘鄂赣苏区党建的背景

湘鄂赣苏区建立初期,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难免出现一些错误的倾向和性质极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党的建设问题,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当时湘鄂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在思想认识上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流行、理论认识水平低等问题.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落后的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等较为流行.1929年6月,湖南省委向报告说：“大多数同志文化程度太低,大多数党部被农民意识支配.”[1]8月,湖南省委在《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的决议案》中认为,“平江的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表现异常浓厚”,存在“对群众影响很坏的性的浪漫行为”[2].1929年红军第五军报告说：“边界盲动主义以平江为尤甚,如破坏乡村的市场,反对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不顾到客观力量,并有死守硬战等口号.”[3]当时,湘鄂赣苏区基层党组织还存在机会主义,表现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观念,躲避斗争的倾向(赤卫队及群众坐在家里不动了)”[4].非无产阶级思想流行的主要原因是基层党组织理论水平低,平江、铜鼓地区党组织“除少数几个人外,一班般简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理论的认识”,“知道是什么,土地革命的意义是什么?百分之五、六十哑然不能回答,更不知道如何去开会讨论政治理论上的问题”,“每一个党部及每一个同志对于‘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任务,都不能有深刻的了解”[5].湘东各县党组织存在机械解释政策的现象,“反机会主义,大家便跑到盲动的路上,反盲动主义,大家又跑到不动主义的路上”[6].

湘鄂赣苏区党组织存在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滥收党员、缺乏支部生活、地方党部不健全、忽视秘密工作等现象.当时工人在党员中只很少的份量,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城市的工人,自然指导机关缺乏工人参加,因此,“边境的党虽然有相当的发展,但是无产阶级的基础是很薄弱.浏阳的党包含了一部分小地主的成份,所以说抗租就有不愿意.万载的党有一部分完全操在富农和流氓无产阶级手里.铜鼓的党有一部分(七区)是团总、保甲作党的领导,故白色恐怖一来,即发生动摇.平江的党过去的领导权一部分是操之地主之手(黄金区区委),故易自首叛变”[7].湘鄂赣边境各县的党员,存在无条件吸收的现象.在入党仪式上,“介绍党员并未经正式合法的手续,大都每次都是介绍二、三百人,召集一次会举行入校式,甚有照洪家刊香盟誓的办法举行”[8].许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也被吸收到党内,“平、浏苏维埃区域滥收党员至七万余人,使党的组织事实上变成了农民协会”[9].在组织生活上,一些地方“支部本身没有日常生活,不能计划和讨论自已工作的方式,不能经常开会,即令可以开会,党员也不过听上级出席人报告或支部书记、小组长报告几件事就完了,支部要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更无事实可言.尤其是指导机关一斑负责的同志从来没有编入过支部,参加过支部或小组会议,他们对于工作的指示凭空的坐在指导机关去想”[10].在地方党部工作上,县委、区委、特区委很不健全,甚至有少数小资产阶级分子操纵,只知争领导权而不往意深入工作[11],在城市和工人中党组织则是空白.在党组织的存在方式上,党公开发展,毫无任何秘密可言,“党的机关和负责人交通处,凡属革命的工农群众都知道的,至于党的决议,作成布告张贴通道”[12],这样一来党组织的情况很容易为敌人获取.

在作风上,存在党政不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等现象.湘鄂赣苏区较为普遍存在党包办苏维埃的现象,当时的湖南省委指出：“边境各县的苏维埃,虽然成立了好多,很少是由群众产生出来的,一切政权均由党包办,甚至包而不办,苏维埃的负责人仅成了管粮食的委员,好象没有别的事做.”[13]在地方党部,它“本身亦是空架机关运动,或一个区委五人至七人每天团集一处,名为办公,实在是养成一种不劳而食增加党和苏府负担,自开职业的‘党老爷’”[14].1931年7月,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后发现基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在酃县,三区乡负责者,每人分得好田十一石谷子,打土豪所得的谷米油盐一概要归公,实际归了乡苏负责人口中荷包里去了,群众要质问,马上“反抗政府”、“反动派”的帽子即戴上头来了,有许多群众反对政府负责人中的官僚腐化分子,但又不敢公开说[15].在湘鄂赣的斗争中,党还存在对群众的命令主义恐怖政策.如在浏阳的抗租运动中,县委规定的口号如“自动的送租者杀”一语,“这样不是群众需要斗争而斗争,而是党命令群众斗争”[16].一些党员存在腐化堕落行为,如在莲花区委,“党员金钱观念很重,如党员送信要钱才送,开会时要政府办饭吃,没收反动派的东西党员要买好的.党员工作消极怠工、吃烟、摆老党员资格的虽开除一批,但这种现象仍旧还有存在”[17].更有甚者,部分党员存在挟私报复行为,借机公报私仇,如在平江县,钟洞区第六乡一村党员肖某和李某,杀害了对自己有意见,或同自己家属吵过架的群众近100人[18].

上述问题的存在,产生了一些消极恶劣的影响.湘鄂赣边区一些地方杀风盛行而轻易处决同志,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28年平江发生的梁案,使得一些地方人人自危.由于一些地区党组织不健全等因素,致使“因党的领导力量太弱,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19].由于党包办苏维埃,“群众感觉得苏维埃不是自己的政权,而是特有的东西.因此,苏维埃在群众中很少的信仰”[20].由于存在不良作风,造成了党和苏维埃“除要群众放哨当差之外,没有给予实际的利益,同时负责人的骄傲和官僚化,与群众关系日益脱离”[21].

二、湘鄂赣苏区党建的内容

实践表明,不解决和纠正这些问题.党就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湘鄂赣苏区也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为此,湘鄂赣边特委以及后来成立的湘鄂赖省委,大力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曾说,“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2].为了把绝大多致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湘鄂赣苏区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了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是开办训练班和党校,湖南省委指示湘鄂赣特委说：“特委及各县委经常的开办训练班,调各级同志到训练班来,施以短期的训练,把政治情形、党的策略、组织问题、宣传问题、职工问题等,使他们热烈的讨论,以求得充分的了解,纠正党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23]1932年7月,湘鄂赣临时省委克服许多困难办了第一期党校,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在各县,也开办有培训班或党校,如在平江县,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县苏维埃政府在县城福音堂举办了政治干部学校,校长钟期光,教务主任黄友朋,招收了300多名学生,不收学杂费和伙食费.主要教员是县委书记涂正坤,县苏主席张怀一和县委秘书长钟期光[24].在通山县,通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办起了白泥军政干部训练班、长安区政治学校、冷水坪政治训练班、抄店彭杨学校等.如白泥军政干部学习班,招收基层区乡干部80余人,分为2个班,学习期限2个月,以《政治常识读本》为主要教材.彭杨学校共办4期,学员人数最多时有200余人,学习内容有政治、军事两大类[25].在阳新县,鄂(南特委创办了列宁学校,培养党政干部,1930年在龙港下肖家祠开办,校长吴平香.校训是“培养劳动习惯,锻炼斗争精神”.学员有l00多人[26].二是各级党组织创办宣传刊物,提高党员干部水平.湘鄂赣特委出版了《工农兵》、《斗争》、《布尔什维克之路》等不定期刊物,作为宣传教育材料.各县党委也有一批面向党内的出版物发行,如平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办的报刊有《苏维埃》、《平江农村周报》、《冲锋》等刊物[27],修水县委创办《修江潮》（后改名为《工农报》）、《列宁之路》、《红日》周刊[28],阳新县委创办《无情斧》和《党声》[29].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湘鄂赣苏区也采取了较为有力的措施.首先,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方式有建立工人支部,吸收最勇敢、最坚决、有政治认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分子为同志；农村中的支部,吸收雇农与贫农、手工业工人作党的基础,尤其是下级干部,必须要由农村中无产阶级的分子充当；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严格的选择,须有长期的候补期,并须加以理论训练[30].其次,洗刷党员以巩固党的基础.针对党员过滥的现象,1929年,湘鄂赣特委将一些混入党内的小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等,开除出党.对于自首自新分子,特委规定,洗刷了过去的污点,才可以重新入党,而且需有放长的候补期.1931年下半年,在省委的领导下,苏区的各级党组织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整顿,洗刷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31].第三,加强支部生活.即把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革命斗争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提交支部讨论,以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党支部助战斗堡垒作用.第四,健全地方党部.特委的组织要缩小,要把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分配到各县、中心县份,尤其是平江、浏阳、修水、通城等县去工作.此外,注意在实际斗争中提拔新的、优秀的工农分子到党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中[32].第五,取消各地不需要的空心机关,加强地方党部的组织工作与巡视指导工作,注意党的秘密工作[33].巡视工作职责是实际观察和了解下级党组织与群众间实际情形,正确的传达上级党部的决议和指示,与地方党部共同决定目前的工作计划,帮助并指示当地党部的工作和中心的斗争[34].

湘鄂赣苏区也极其重视作风建设.理顺党政关系是基层党组织良好运转的基础,因此,湘鄂赣苏区十分重视改变党包办苏维埃的现象,1929年8月,湖南省委明确指示：“苏维埃既是农民群众政权机关,党绝对不能命令他、包办他.党只能经过党团以起核心和领导的作用,更不可以党的机关代行苏维埃的职权,尤不可由党指派苏维埃的委员而不经过农民代表会议选举,使苏维埃成为空设的机关.”[35]为了杜绝官僚主义等想象,湘鄂赣苏区整顿政纪、加强群众监督.l931年8月,湘鄂赣省委作出如下规定：凡凭借革命势力私自报复者,以反革命治罪；凡假借党政机关、革命团体名义欺诈讹索乡民者,从重惩处,处以罚金或禁闭；反官僚主义、浪费严重者处以有期徒刑；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同时,通令各级监察部门．如果发现领导干部腐化、官僚、则建议同级政府予以淘汰；如果是整个政府官僚、腐败,则报上级监察委员会或上级苏维埃政府进行改造,通过败斗争,促使苏区干部将自己置身于监督之下[36].除了上述的政府监管外,湘鄂赣苏区也重视群众监督.群众监督主要方式有突击队、轻骑兵、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4种组织[37].为了监督基层,1932年2月,建立工农群众控告代收处,责令各县、区在工农群众集中的地方,委托忠实可靠的工农干部代省工农检察部收纳工农群众的控告事宜,使省工农检察部可以直接得到各地工农群众的意见[38].

三、湘鄂赣苏区党建工作的成效

尽管湘鄂赣苏区在党的建设与改造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和失误,但由于采取了上述的措施,总体效果还是十分突出的,思想上逐渐成熟,组织上日趋巩固,作风上大为改善.

首先,各级党组织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水乎和思想觉低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这是湘鄂赖边区党组织在极端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能够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和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根本原因[39].

其次,党的组织建设也取得较大成效,湘鄂赣边特委曾报告说,各县党员数量减少,质量变好,尤其是平、浏的组织.党员成分,贫苦工、农分子增加,组织较前严密；党与群众组织,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和革命理论的重要,党员政治水平提高与党的生活开始实现；浏阳党下属基础日益巩固,在秋收斗争中,表现党的领导力量,学习了正确的运用策略与斗争的经验；平江党已能学习过去失败经验教训,能建立秘密的地下党的组织基础[40].

第三,经过思想作风建设,绝大部分基层党员干部都能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始终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提出“不要钱,不要家,不怕死“,和广大军民—起同甘共苦干革命.他们穿草鞋、背布包、提马灯,走遍山山岭岭,千村万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给自己的政府取了个亲切的名字“提包政府”.在阳新县,还涌现出许多如刘道富那样堪称表率的基层党员[41].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来保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在通山县,大墓山下的孟城乡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坚持战斗在山上的红军战士乐祥喜等人送吃送穿达2年之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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