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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龙洞看甘谷石窟的审美特征
［摘 要］作为我国县治肇始之地,甘谷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现存文化遗址众多,类型丰富.在审美特征方面,以显龙洞石窟为代表的甘谷石窟表现出含蓄美、意蕴美和东西方文化融合交汇之美.
［关键词］显龙洞；甘谷石窟；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2-0043-02
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管子》曾论及建立国都的地理选择：“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①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选址如此,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古人在选择生活地时,多以依山傍水为首选.这一点,在地处秦岭余脉最西端,渭河穿流而过、“有山有川”的古城甘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甘谷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被视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秦武公十年（前688）置县,是我国县治肇始之地,有“华夏第一县”之称.在甘谷地域,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均有迹可循,大量的文化遗存显现了甘谷历史文化的悠远深邃、丰富多彩.尤其是渭河南岸朱圉山麓崖壁之上的石窟群更显壮观.其中,有被誉为“丝路明珠”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谷大像山石窟,有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华盖寺石窟,以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这些石窟由东至西一线分布,绵延20多公里,约有洞窟200多个,皆凿于距地面相对高度百米以上的悬崖峭壁之上,堪为石窟文化荟萃之大观,在渭河流域亦不多见.学术界对于甘谷大像山等重要石窟的研究与论述颇多,而对于同地域其他石窟的研究与探索尚有欠缺.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和理论探讨,认为除大像山之外,甘谷石窟群各石窟从地理位置、文化内涵、审美特征及实际用途等方面,既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故而有必要将其视为“甘谷石窟文化带”来作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或可在其中窥见甘谷乃至渭河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探寻到推动地域文化不断进步的历史渊源.本文以甘谷十里堡南山之上的显龙洞石窟为例,就甘谷石窟的审美特征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显龙洞石窟位于甘谷县城西5公里处相对高度近200米的岩壁之上,东与大像山石窟一壑之隔,西与华盖寺石窟相连.该石窟是在天然洞窟的基础上人工凿制而成的,现存有药王殿、文昌宫、中天玉皇殿、三大菩萨殿、观音殿及僧人禅窟等洞窟.据窟内残存的《修葺玉皇殿碑记》来看,洞窟始凿年代约为北魏,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大概为明万历年间.与境内其他石窟不同的是,该窟是典型的半封闭的“穿岩而凿”洞窟,窟内形制为平顶近方形长廊式窟龛,且分为多个相对独立又彼此相连的洞室,每室形制略有区别,分塑有玉皇、三大菩萨、白衣观音、麻慧和尚及侍者等塑像17尊,多为宋元时期所塑.塑像大者高近2米,小者仅高20多厘米.该石窟除了为塑佛而凿的窟穴外,还带有佛教石窟中并不多见的供僧人修行的专用禅窟.禅窟狭小处仅容一人之身,阔处凿有壁龛、炕洞、石灶、石窗等.与敦煌莫高窟窟外沙石岩壁上所保留的禅窟不同的是,显龙洞及相邻的甘谷石窟的禅窟至今仍有僧人居内修行.
从显龙洞的开凿年代、形制和窟内塑像来看,这是一处以佛教为主的宗教活动场所,与境内其他石窟并无二致.探其缘由,大致与甘谷的地形地貌、文化意识、审美理念有关联,尤其是与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渭河流域兴极一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期的正史中即有所记载,佛教开窟造像活动大致肇始于此,后盛于晋唐,甘谷大像山石窟佛教文化的兴起亦在此时.与大像山毗邻的显龙洞石窟同样不能脱开其历史背景而立于一隅.佛法东渐后,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信奉,佛教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佛教石窟、雕塑艺术也随之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长盛不衰.同时,大量带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特点的佛教雕塑艺术传入内地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谷大佛及显龙洞的佛教塑像均带有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征.可以说,文化底蕴深厚并居于丝绸之路要冲的甘谷,在彼时开窟造像,并以此传播佛教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亦是甘谷特殊的地理地质条件使然.我们知道,开窟造像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地质条件和人文环境,有山但不在高,既要显示佛的高大威严,又不能令膜拜者“仰望而难及”.山体岩质既要适合开凿,亦要有相应的强度与韧度.甘谷朱圉山系的相对高度不高,但有起伏蜿蜒之势,山体属于较易雕凿且有一定韧度的砂砾岩.再则,朱圉山面北俯瞰渭河,尽览全境,俯仰之势堪为绝伦.在此开窟造像,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取于近物,同于人间”“秘响旁通,纡余委曲”②的审美理念,又能够体现佛教统治万民的宗教目的.就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③与此相应的是,人们的宗教信仰促进了开窟造像的进程.《管子》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源深而不涸,则沈玉极矣.”④意思是山高而不崩颓,人们就会来烹羊宰设祭；渊深而不枯竭,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甘谷石窟自建成至今,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作为宗教场所供人瞻仰膜拜,这也是符合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以神治人”的政治目的的.
然而,石窟所依附的宗教文化的社会意义远非如此,实际上,“宗教是渗透各民族历史、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的文学、诗歌、美术、音乐、舞蹈、雕塑、建筑、以至哲学、道德、社会风俗、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⑤作为有着丰富内涵和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宗教文化及其在甘谷石窟中的存在形式,尤其是附丽其中的传统文化审美思想,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首先,就显龙洞石窟来看,它的总体构成和布局体现了古代中国美学的最大特点——含蓄而闭合的体系.反映了几千年封建、闭关自守和排斥外来文化的社会审美意识.显龙洞凿于半崖断壁之上,窟内显得幽暗静谧,恰如荀子所言“蔽于天而不知人”境界.古人强调虚静,认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包括美的感知都需要虚、静,只有人的心理状态处于虚静、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才能认识世界,掌握客观世界.由此,人对事物的认识才是客观的.包括显龙洞在内的甘谷石窟的形制布局皆体现了“虚静”的审美理念.
其次,甘谷石窟体现了“凡物之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⑥的审美理念.在开凿石窟以至造像的塑造上,都讲求无雕琢之气的自然之美.甘谷石窟中的塑像,既有高大威严的甘谷大佛,又有形象装束近于真人的显龙洞供养人塑像；既有丰腴婀娜的姿态,又有亲切自然的神情.“菩萨低眉,金刚怒目”,虽各具千秋,但皆无远离人间之感.总体上给人以“美是客观对象的艺术化”的感觉,会令人信服,并为之所震撼.
第三,甘谷石窟总体上显现出从周至明清时代“均衡对称”的设计思想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德”“畅神”“隐中见秀”的审美意识.由于受山形地理条件所限,甘谷石窟只可依山而凿,就势而建.不可能完全按照“将主要建筑物安排在一条笔直的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的传统法则来开凿石窟.但古代艺术家们则采取了即随形就势,又在宏观上相对规整对称的方法,丝毫不失雄伟、幽深、肃穆开张的气势,彰显出“取之象外,暗合法度,秘响旁通,隐中见秀”的审美效果,给人以意蕴深远的精神享受.这种将内在的精神借助于布局、造型、色彩、线条等艺术化的处理而在感性形式中表现出来的方式,在甘谷的各个石窟及其内部设置中屡见不鲜.正如歌德所言：“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就是美.”⑦
最后,甘谷石窟文化中蕴含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以显龙洞的塑像艺术为例,无论是韦陀、天王,还是观音、侍者,在雕塑形象上既不是完全的魏晋时期的瘦骨清像,又非唐宋时期的丰腴多姿,更多的是时人形象的再现.但这种“时人形象”又非标准的汉人或人种的形象.这种现象在甘谷大佛的形象中也有所体现.究其缘由,是与甘谷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自秦汉以来,甘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唐时期,作为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之要冲,甘谷逐渐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这种文化上的频繁交往也必然会影响到包括佛教雕塑艺术在内的各个艺术领域,多元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渗入所形成的文化理念,无疑会使得甘谷社会在思想上、行为上接受佛教及其所包涵的艺术形式、形态和审美观念,随之又赋予这种舶来文化以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出由多元文化积淀而成的审美特征.这在甘谷石窟艺术风格上有着十分清晰的表现.
“社会的审美发展是其文化进步的组成部分.生产的审美方面,社会关系中的审美因素、精神活动、特别是艺术中的审美成分,这些都属于社会的审美文化.”⑧石窟文化是甘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丰富的内涵、多彩的形式、精美的形象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成为甘谷文化发展中“一本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显龙洞石窟和大像山石窟等众多的甘谷石窟,构成了这本书卷中精美绝伦的页面,必将在华夏艺术的宝库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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