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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水阿姐杨容莲：三十余年，用心做好一份工
7 月1 日,适逢香港公众假期,“茶水阿姐”杨容莲得以休息一天.她约了子女外出喝茶,从正午直到太阳落山,时间飞速流逝,仍好似开工那样满满当当,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忙着享受天伦之乐”.
杨容莲已有两个多月未能品尝这份天伦之乐了,而十几个小时后,她又将进入常规的忙碌状态,“半夜三更开工,半夜三更收工”,她早已没有“周末”的概念.除非剧组说可以休息,那才真正意味着放假.对于在电影片场谋生的人来说,类似的经历多到稀松平常,并不值得特别提起.
但也有极端情况.拍《九一神雕侠侣》和《机Boy 小子》时,她跟着剧组“连轴转”了七天七夜,靠不停做事保持头脑清醒之余,总想着能快点回家,或者什么人能给张床睡.千呼万唤的收工时刻终于来临,她一进家门,未及走到床边,便一头倒在沙发上昏睡过去,连洗澡也没顾上,两天两夜后才重新有了知觉,“讲起来都笑死人啊”.
得知自己拿到第3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时,杨容莲在心里这样自问：你一个茶水,辛苦做足三十几年,怎么会知道自己挨到最后有奖拿？
她不明白.
做茶水就是要知时知候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流程中,茶水的职责范围,是照顾包括导演、演员、摄影等在内的整个拍摄团队,为其斟茶递水、派饭、递面巾擦汗等.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茶水被称作“幕后中的幕后”,通常只在演职人员名单的最末端出现.在内地,一些剧组出于控制预算考虑,已经不再专门雇佣茶水,而是改由场工轮流负责相关工作.
杨容莲不识字,又自认为记性不大好,“每天一开工就煮开水,冲茶包,人家忙就放在那里准备着,人家要喝就递上去”.这是她觉得力所能及的工作形式,但亲力亲为,了解到“知时知候”的微妙,方才知道斟茶递水一样是四两拨千斤的技术活.
原来,片场的每一只茶杯,都对应特定的演职人员,每个演职人员对于饮品种类、甜度、冷热的喜好,又都各不相同,递错茶杯或者冲错饮品,都是让服务对象心里犯膈应的事情,甚至可能招来批评.
刚入行时,杨容莲就曾在冲茶时弄错了茶杯.看着服务对象将整杯茶喝尽,她猛然发觉有异,心中惊呼“不好”.尽管服务对象并没有任何察觉,一个无心之失因而被掩盖过去,但自责感还是困扰了她许久,既对服务对象,也对弄乱茶水的自己：“怎么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能做错？！”
导演、摄影和演员们往往工作强度极高,所以茶水只能在自己估计合适的时机,将茶杯见缝插针地递过去,如果恰好赶上服务对象忙得不可开交,或许会在无形中对对方构成一种骚扰.
但主动递水,却又是做这一行心照不宣的规矩,如果等到服务对象发现杯中茶尽,或口渴叫人冲茶时才上去招呼,都会被视作疏忽.遇上动作片,演员、武行打得辛苦,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茶水便要表现得更加殷勤周到.“看见演员差不多闲下来了,就应该起身拿茶杯做好准备了.事事都要人叫？没理由的.”
将心比心
三十年前,片场中尚能见到老牌电影明星做派传统,多少有些傲气,递水可能不接,问话可能不搭腔,甚至并不理睬茶水的存在.在杨容莲的记忆里,这也许是唯一符合“受气”“被人给脸色”描述的经历,但这一切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都无所谓啦.你不睬我我就不多同你说话,你觉得我妨碍你工作我就站开些,你不想看到我我就少同你接触.说到底,我工作就是斟茶递水,被人给气受也是应该.况且给别人气受的时候,自己也不舒服吧？大家都是出来开工,将心比心.”
如今的杨容莲,已然锤炼出一副宠辱不惊的脾性：进片场从导演、演员到幕后工作人员逐个热情问候,一圈“早晨”“食咗未”打开局面,心中已当他们是自己人；拍戏休息时挎着篮子从容穿梭在熠熠星光间,多大的腕儿接过茶杯,都不会令她觉得紧张；无论空气中的负面情绪多么令人窒息,疲惫也好,焦虑也好,暴躁也罢,都不会扰乱她的心情.
杨容莲把自己的游刃有余归结为时代的变化：“和我同龄的这辈人说到底读书都少些,但现在这班出来拍戏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很有礼貌,而且很热情.加上我年纪大了,自然而然地就被当作长者尊敬.”但相比于工作环境,她还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些：“别人不开心发火始终是别人的事,先问问你该做的都做到了没.”“在香港找份工作从来都不易,但好处是你肯做就有得吃.”
拍摄《古惑仔》时,杨容莲第一次尝试客串.导演刘伟强叫“就位”,她答声“好”,见着镜头仍是忍不住脚软.
后来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听到“就位”,她不再惊慌失措.加上台词又少,易于把控,一来二去,“戏路”渐渐打开,她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经典港片中,大多数时候,都是“本色出演”清洁阿姨,但亦不乏神来之笔.
《算死草》中,以清朝大婶形象出镜的杨容莲坐在证人席上絮絮叨叨,那句洗脑的“但用支三节棍扑我个头,系咁扑呀扑,左又扑右又扑,系咁扑”（他用一支三节棍打我的头,像这样打呀打,左边打右边打,一直这样打）成了资深星迷间广为流传的“爆款”；《玻璃樽》中,她从海水中捞起成龙投下的表白玻璃瓶,淡淡一笑,远处的成龙对舒淇说“你们这里的女孩真漂亮”,这个镜头同样成为她的最爱,理由如出一辙———导演将她拍得“好靓女”.
但杨容莲从未对表演抱过更多幻想,一如由小到大从来对看电影不感兴趣.同她人生旅程中的任何一站都类似,她进入电影行业的初衷,其实只是“搵食”.
今年68 岁的杨容莲出生在广东新会.早年时,父母和弟弟因为身染顽疾,在澳门治病,她和妹妹则留在老家相依为命,岁的时候,她才获得批准去澳门同父母团聚.连年的求医问药,加上各种吃穿用度造成的开销,掏空了家里的底子,更逞论拿出余钱供她读书.爸爸带些零工回家里做,她打下手帮忙,待到12岁,就独自外出打工,3 年后同当地认识的一个中山男孩结婚.辗转到香港那年,杨容莲16 岁,第一个女儿刚刚满月.
彼时正值上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塑胶制品大量外销,不少欧美玩具企业亦将生产转移至香港,与本地塑胶厂家以代工形式合作,加上上海、广东、福建移民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力,观塘海傍的工厂日渐密集.杨容莲一家在观塘安顿下来,老公进塑胶厂加工拖鞋,她便在家中照顾年幼的女儿,生活却一直入不敷出,最凄凉的时候,“别人吃饭,我们吃面包”.
最终,为了节省几十块钱的房租,她跟着老公转行去趸船上工作,负责做饭,一连十多年,吃住都在船上,见海比见人多；上岸之后,又做小贩卖早点,每日收入尚可,但与风险同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生意属于无牌经营,需要“走鬼”（在管理人员赶到的时候迅速收摊撤离）,动作慢了便会被抓去罚款,物品全部充公.
如果没有遇上弟弟的工友、在剧组服装部门工作的萍姐,杨容莲与电影之间也许永远不会产生交集,但萍姐的努力、勤劳、乐于助人,以及一份“交出心来做事”的精神状态感染了她,也让之前的一系列颠沛流离归于安定：“其实在香港找份工作从来都是不易的,但有一点好处就是你肯做就有得吃.就是说,你不能怕辛苦,做事的时候不能有所保留,也不能挑.你不挑,什么都做,就不会饿到自己.”
电影像人的一辈子
《哥哥的情人》摄制期间,杨容莲有了自己的英文名Pauline.三十几年过去,因为觉得工作机会时有时无,不能保证稳定的经济来源,香港电影圈的茶水行始终人来人往,流动性极强,Pauline 却扎根成一块活招牌.
对她而言,年纪大了可能于体力而言是一种负担,于精神而言却正好相反.儿女事业有成,令她不再有养家的负担,每多做一份工,便是纯粹多赚一份钱,轻松上阵,反而一路做得没有牵挂顾虑.
所以,尽管不挂靠任何机构,想开工都只能自己去找,但业内人士间一句“需要茶水吗？介绍个Pauline 给你啦”,令杨容莲不用等很久就能忙碌起来.她如今每天的工资都能达到1100 港元,甚至超过不少白领.
杨容莲享受忙碌的感觉.处在“自由职业”的状态下,她还是宁愿每一天都没有荒废：“你要是光顾着休息,天天休息,你也没事做,会无聊,是不是？而且你年纪也到了,家里人已经没什么需要你操心的,肯定选择专心工作,多做事咯！”
得益于工作便利,杨容莲在三十多年中大量接触演员群体,这其中有人从青春偶像转型为实力派影星,比如谢霆锋、阿Sa,有当下香港影坛的顶梁柱梁朝伟、任达华、周润发、古天乐、吴镇宇,也有已成不朽传奇的梅艳芳和张国荣.过去,她把自己和这些明星的合照冲印出来保存在家里.数码技术普及以后,手机就成为她的“宝库”,还省去不菲的冲印费,点出来排开,张张都让人惊叹.
以这些合照作为线索,在接受采访时,杨容莲常会被问到明星们的个性、逸事.与此同时,因为吴镇宇在由金像奖发布的相关短片中提到“我以为茶水都叫Pauline”,阿Sa 亦透露,如果没有莲姐在,大家都会口渴到开不了工,“凑（照顾）天王巨星的茶水阿姐”,成为香港报章提及杨容莲时所使用的前缀.
当媒体上出现某个已红透半边天却似曾相识的艺人名字时,杨容莲常常会想起,那是很多年前自己在开工时照顾过的一个新人.这时她会觉得很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子女有了出息一样,“哇,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后生仔,终于也挨出头做成明星”.不过她常常认为,这份“凑大”的荣耀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别人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出来,同我有什么关系？当演员真的很辛苦,大段台词一路背下去,好不容易可以拍了,结果位走得不对,全部推倒重来.我是经受不起的.”她坦言,明星们对外人这样描述自己是出于客气,但事实上不过是喝过她递的水,吃过她派的饭,离“凑大”显然差得远,况且那样大一个剧组,不会没了谁就不行.
与光怪陆离的名利场保持距离
同明星们一块儿开工做事,杨容莲秉承热情、真诚的风格,同时严格掌握着自己的分寸.她不大爱在外人面前揭短爆料,比起和明星攀谈,也更乐意将工友当作聊天对象.“工作时候寒暄几句,整个人很容易开朗起来.但是和明星说话终归还是要拘束点,不能像在工友面前那样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该讲的也讲,容易得罪人.‘怎么样’‘很辛苦吧’‘累不累’‘喝口水休息下吧’而已嘛,哪够得上聊天？而且无论怎么说,议论别人都是不好的,何况你们之间的交情也就到合了影为止.”
与当下主动认领“娱乐圈内部人士”头衔的风潮不同,杨容莲置身光怪陆离的名利场中,却更倾向于与之保持距离.只是连她也不可否认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已与香港电影的兴衰起落融为一体.
杨容莲入行的上世纪80 年代,正是香港电影风格与商业运作全面成熟的时期,百花齐放,人才辈出,市场对明星云集、剧情浅并抓人的“快餐式”电影需求巨大,刺激各大电影公司竞相试水赚快钱.杨容莲那时忙到有工开,有时甚至会同时跑几个组,在无意中见证了“黄金时代”最后的繁华.
及至90 年代中期,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香港电影业长期依赖的东南亚、台湾市场大幅缩水.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令这种困境雪上加霜.也正是在那一年,杨容莲暂别茶水工作,转行洗碗、倒垃圾,也试过去斋铺（向佛教徒供应素食的饭店）煮斋,最终又因为舍不得一群合作多年的同行,再做回茶水.辗转间,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于2003 年签署,香港电影工作者开始北上进入内地寻找机会.得益于长时间积累的口碑,杨容莲的事业在“非典”期间反而迎来“小阳春”,并逐步走上正轨.但合拍片潮流的大背景下,是整个行业的从业者背井离乡的凄凉.
为握在手中的奖杯感到忐忑
杨容莲没想过去香港之外的地方开工.她也并不承认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已经逝去.在她看来,只要仍有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只要还有剧组在拍戏,“黄金时代”就仍处在“进行时”之中：“电影是源源不断的,但可能有的时候像人的一辈子,人会一辈子倒霉吗？人会生来就有钱吗？有高有低,有顺有逆.但终究会好的.就像那些电影人,这两年兜兜转转,不是又想着回来了？终究香港是家嘛.”
在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发言环节,杨容莲向一众亲友、同事简单表达过谢意之后,便转身离去,没有更多发挥.之后照例去开工,有人认出她来：“咦？你不是那个拿奖的茶水Pauline？”她马上回应一番表达感激的言辞,往往复杂过那句简单的“恭喜”.
她想,在电影行业中,自己本就算不上重要环节,不如将时间和关注留给那些真正为香港电影业作出贡献的专业人士.想到那些工作同样兢兢业业的同行,她也为握在手中的奖杯感到忐忑,暗暗叮嘱自己必须继续努力,才对得起这份认同.
闲暇时间,杨容莲最喜欢旅游.她去过日本、韩国,也被内地千姿百态的风光吸引.尽管已年近吉古稀,但像许多迷恋背包游的大学生一样攒钱出行,仍是支持她继续工作的动力之一.只是这个期限究竟是什么时候,她说不准,也许是自己做不动的那天,也许是不再被人想起的那天.“但假使你还在做茶水,你就要用心做好这份工,是不是？‘专业精神’不是你自己夸自己的,要别人认同才算数.”
（刘伟荐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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