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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

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

——评贾平凹的《极花》

唐 伟

当年因《废都》名噪一时的贾平凹,尽管身居省会,但其实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跟“废都”保有一定距离,而以

一种顽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他所熟知的乡村与社会.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之后,作为《废都》作者的贾平凹已似乎逐

渐被人遗忘——特别是近些年,这位西北汉子的农村生活经验,几经复活、重组及改写,非但看不出枯竭耗尽的趋势,

反倒呈现爆发式的井喷态势:从2005年的《秦腔》、2007年的《高兴》、2010年的《古炉》、2012年的《带灯》、2014年的

《老生》,到2016年的《极花》,贾平凹以平均两年一部长篇的频率,既刷新着人们对这位文学界“劳模”的印象,同时

也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当代农村的想象和认知.

2016年初发表的《极花》,是贾平凹回望乡村的又一匠心之作.但相对而言,《极花》区区十六万字的篇幅(贾平凹

称之为自己“最短的一个长篇”),较之于他以往动辄四五十万字的长篇,或许算不上是一部“重头戏”;就小说的叙事

策略来说,支配《极花》叙事路径演进的,仍是贾氏十年代以来一贯的城乡二元想象.因此,无论是从一般意义的

小说艺术角度而言,还是就贾平凹自己的小说谱系来说,《极花》可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某种喜出望外的突破或惊喜.

但小说的意义在于,在农村(自然村落的意义)迅速消失、空心无故事的时代背景下,贾平凹试图将一种残酷的农村另

类现实,强行拉回人们的视野之中.《极花》里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不再是《秦腔》《古炉》中那种背景渗透式的徐徐

展开,而是一开始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化,但最终的结局却又收束得格外平缓,这种结尾方式并不是对矛盾冲突的取

消或回避——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一种貌似和解的团圆中,我们遭遇了与“娜拉出走”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即小说

被拐的女主人公胡蝶“回来以后怎么办?

”回归后,她会“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吗?

”就问题的尖锐性而言,这些问题可

能比“娜拉出走”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在《极花》中,这些都是小说结尾后的猜想,贾平凹没法给出答案,他给出的

一个可能性的解释是,

“《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

[1]?

一、身份的“原罪”与身体的“受罪”

《极花》前半部,是作为“囚禁者”的胡蝶讲述的故事.凭借往昔回忆及由寂寞催生的丰富想象力,被拐卖囚禁的胡

蝶,把她的身世过往和困境现状一一道来,所以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

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

”胡蝶以“外来者”的口吻在唠叨,透过她的眼光,我们感到《极花》中的圪梁村像一座渐被人遗

忘的废墟,在极度的干渴中期待甘霖,期待重生.而能让干渴的圪梁村复活重生的,唯有女人,女人在圪梁村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不仅维系着家庭结构的完整,承担传宗接代的生殖功能,更是家庭日常生活意义的赋予者和调配者.比如黑

亮家,因为黑亮母亲的去世,原本还算光鲜亮丽的生活,随即走向了灰暗和破败.黑亮所说的,好男人一生起码要干三件

事,一是娶媳妇生孩子,二是给老人送终,三是箍几孔窑,其中两件事都与女人紧密相关:不娶媳妇生孩子,箍窑自然不会

有任何意义.

被恶势力劫持的胡蝶遭人贩子拐卖,铁链加身,囚禁窑洞,“成了埋了没死的人

”.但胡蝶被卖到圪梁村给黑亮当媳

妇,黑亮一家并没有这名因着急赚钱误信人贩子谗言而身陷囹圄的女子,恰恰相反,黑亮一家是把胡蝶当成了宝

贝供了起来.但渴望城市生活的胡蝶怎么可能甘心被困在圪梁村?在被拐卖到黑家的第一天,她就试图趁黑逃跑,结果

被发现后,被五马分尸一样拉着胳膊腿地整个身子扔在了硷畔上,一伙醉醺醺的男人把她当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

初到圪梁村的胡蝶受尽了凌辱.为防止胡蝶逃跑,黑家才不得不将其关在窑里.对胡蝶来说,反讽的是,被卖到圪梁村

“埋了没死”的“活受罪”,恰源于她对农村人身份的厌弃嫌恶,在于她想彻底摆脱农村人的身份“原罪”.因为家境贫

穷,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为成全弟弟的学业,胡蝶只好跟母亲进城捡破烂.而自从来到城里,胡蝶就时刻都想把

自己打扮成一个城里人:学说普通话,学城里姑娘走内八字,将头发染黄——为完成对自己农村人身份的改造,她甚至

不惜把娘收来的两架子车废品卖了花

500元买来一双真皮高跟鞋.客观地说,造成胡蝶对农村人身份嫌恶的,并非只是

其作为未成年少女的虚荣心作祟——从人性角度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正当的欲求.胡蝶之所以渴望融入

城市生活,说到底,归因于悬殊的城乡差距,正是悬殊的城乡差距带来的不平等之恶,才使得农村人的身份在胡蝶眼里

成了矮人一等的落后标签.简言之,贫穷,自小就在年幼的胡蝶身上刻下了精神创伤的烙印,进城后的种种“改装”,不

过是想洗刷掉贫穷留下的耻辱印记.

就小说题材而言,《极花》拐卖妇女的内容并不新鲜.无论是贾平凹在后记中描述的他朋友的亲身遭际,还是目下

见怪不怪的新闻报道,拐卖妇女近年来已然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触目的现实

[2].对小说主人公胡蝶来说,她压根也没想到,

“社会上总有着拐卖妇女儿童的传闻,但我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事情就摊在了我身上?

”拐卖妇女儿童社会现象的成因较

为复杂,除了某些地区男女比例失衡的因素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恐怕是目前中国发展的极度不均衡:区域发

展不均衡、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均衡等,在某些发展不均衡导致的贫穷落后地区,有的人为谋生存或贪

图享受,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梳理近年来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便不难发现,此类案件多发生在中国西北、西

南等边远贫穷地区

[3].而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叠加,造成中国某些偏远贫穷的农村,只能以金钱加暴力的非常规方

式,来解决传宗接代的婚育问题.在《极花》中,小说写到,贫穷的圪梁村人,绝大多数人家连基本的生活家具都没有,平

日需要时你借我家的,我借你家的,即便是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的黑亮家,也只是吃饭不断顿,零花钱没有打住过手而已.

小说中圪梁村的赤贫,在新世纪的中国农村,或许并不是个案

[4].

在贾平凹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序列中,我们大致也能看出中国农村近三十年来发生的变化,在《秦腔》的后记里,作家

回忆起农村曾经有过的景象:“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

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

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

”[5]作家的描述,大致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情形——从改革开放之初包干到户的“山乡巨

变”到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从20世纪

90年代“三农问题”的浮出历史地表到如今农村户口在某些地区开始升值,

中国农村的一系列剧变,发生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段里.就此来说,《极花》的写作,其内部存在一种无法弥合的

割裂,即新的小说题材和小说所讲述的农村故事,在形式上存在难以弥合的缝隙.换句话说,《极花》中圪梁村的故事,

看起来像是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农村生活,而拐卖妇女成为社会新闻则不过是晚近十年的事.再比如,小说写圪梁村

的老老小小经常围聚在黑亮家的硷畔上谈天说地,这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倒是常事,而在当今空心化的中国农村,则同样

也难以想象.或许正是这种内部割裂,所以我们看到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始终语焉不详,也就是说,小说有意模糊故

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标记——这一非历史化的图景,揭示的实则是贾平凹本人的尴尬现实困境,即他十年代城乡想象

的“旧瓶”,如何装进新世纪农村生活的“新酒”?就《极花》而言,小说中的城乡想象,无疑仍是

20世纪十年代的标

记.所以我们看到,贾平凹只能以一种技术性的折中方式,来调和处理新的现实情形与旧有文学想象这一矛盾,即不凸显

故事的时代背景,让小说的故事时间始终晦暗不明.

二、小说细节的“政治”意味

我们看到,或正是因为小说存在“旧瓶”装“新酒”的难题,在《极花》中,贾平凹小心翼翼地过滤掉了故事的发

生时间,而一旦回到那些非历史化的农村生活细节上时,贾平凹叙述和描写的自信重又找了回来.追溯贾平凹小说琐

碎繁冗的细节堆砌,不难发现,这并不是他的农村题材小说自一开始就养成的自觉,比如在他早期的《小月前本》《鸡

窝洼的人家》《商州》等小说那里,还看不到那种拉杂的鸡毛蒜皮式的小说细节——到新世纪之后,大约自《秦腔》

开始,农村生活、风物细节的堆砌,才俨然成为贾平凹小说的一个招牌动作,到《古炉》阶段,农村生活的事无巨细,

可以说密集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极花》中,胡蝶的被迫入乡,一开始自然还谈不上真正随俗.自被拐卖到圪梁村,胡蝶从来没停止过内心的反

抗,而从挣扎到慢慢接受,再到后来的认同,转折点是胡蝶不得不接受怀孕的事实.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怀胎几个月

之后,当胡蝶意识到已不再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时,她的心底开始渐生波澜.生下孩子,胡蝶融入黑家的姿态变得更

加主动,管黑亮的父亲叫爹,并以家庭主妇的角色揽起了黑亮家的家务活,“如今我学会了伺弄鸡”“如今我学会了做

搅团”“如今我学会了做荞面..”“如今我学会了做土豆”“如今我学会了骑毛驴”等,至此,胡蝶才算是真正随了

圪梁村的俗,成了黑家的人.我们发现,在对这每一项农村活计的细节介绍上,作者均是以一种罕见的耐心,花至少

四五百字的篇幅来展开描写铺陈,以“做搅团”为例:

如今我学会了做搅团.搅团做好了就是搅团,做的不好就成了糨糊.搅团是用苞谷面来做,尤其是秋后的新苞谷磨出的面,

做出来清香,又筋道又软滑.但搅团是一年四季都吃的,不可能总是新收的苞谷磨出的面,用旧苞谷磨出的面也可以,必须是

旧苞谷磨出七天之内的面,如果过了七天,做出的搅团就不好吃了.做搅团首先是会和面,舀一瓢苞谷面在冷水里先搅成糊状,

不能稠,也不能稀,筷子一蘸要吊出线来.当锅里添够水,水在第一滚时将面糊糊倒进去,倒进去后就立即用擀面杖搅,不断地

搅,一边搅一边再直接抓面粉往锅里撒,撒匀,不能有面粉疙瘩,一旦有了面粉疙瘩,那做成的搅团就不好看也不好吃 [6]

从做搅团的原料准备、用具程序到制作过程、好坏评判,作家为我们一一道来.这种大段贾平凹式的细节铺陈,一方

面固然意在表明胡蝶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融入圪梁村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就传统意义的文学性而言,这种泥沙俱下的

细节呈现实无必要,且恣意泛滥的书写方式,某种程度上还是非文学性或反文学性的.对精通小说艺术、提倡美文的贾

平凹来说,这点他不可能没察觉到.因此,如果我们仅从小说修辞的层面,来分析确认这些细节之于小说的整体意义,很

可能会误判或低估作家的一番良苦用心.

无论是在《秦腔》《古炉》那里,还是到《极花》这里,贾平凹招牌式的小说细节,在他近十年的长篇小说中,更像是

一种政治性的存在,即是说,这些并不具备情节组织功能及表现人物心理性格的小说细节,某种意义上是在以一种文学

见证的方式,来指认一种确切的历史真实和生活存在.换言之,这些恒河沙数的琐碎细节,在小说中有着存在性的“政

治”意味,它们是基于作家对中国文学写作模式和生活经验的双重考量,是出于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

而留给历史”

[7]的自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或许我们才不难理解年过花甲的贾平凹,为什么在步入晚年之际突然加速了

他的乡村书写——与其说他是在某种城乡想象模式上重复自己,不如说他敏锐地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古老的农村生活方

式有可能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成为最后的绝唱.而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中国当代农村最大的悲哀或在于,尽管三农问题

近十余年来,每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政策性地得以凸显,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尚未来得及展开,即被

迅猛的城镇化和都市化进程所吞噬.换句话说,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以其矛盾自身的最终化解为旨归,而是以农

村的迅速消失来取消问题的提出.

在《极花》的结尾部分,胡蝶不仅替黑亮生下一个男娃,延续了黑家的香火,还在逃出圪梁村后,重又回到了她一开始

就憎恶的地方.贾平凹让恶之花结出了强扭的瓜,这种结局固然流露出一种人道的温情,作家似乎是想暗示我们,这强扭

的瓜可能还有点甜?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恶之花结出了强扭的瓜,也并不意味着就消弭了主人公以及作家心中的“恐惧和

无奈”,因为圪梁村的现状倘若得不到实质性改变,不仅胡蝶“回来之后”很快即会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且这“恶之

花结出的强扭的瓜

”或许得面临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甚或更惨也难说.

注释:

[1]贾平凹.《极花》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OL]. http://cul..com/a/20160303/012772.htm.

[2]在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意见》指出,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3]据2010年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呈上升趋势,拐卖妇女儿童主要是受男女比例失衡和

经济利益两大因素驱动,这跟中国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实则紧密关联.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一次答记者问中,在法院审理的拐卖犯罪

案件中,自生自卖在拐卖儿童犯罪中占较高比例(《人民法院报》,2012年3月9日).据《成都商报》报载,2005年到2012年,四川绵阳市三台县新鲁镇石碑村

农妇杜秀蓉先后卖掉了自己亲生的三女一男.在她看来,自己并没有做错,“别人不能生娃娃,我能,他们想要娃娃,我送,这是好心.

”她总结道:上等人赔钱嫁

女,中等人将钱嫁女,下等人卖儿卖女.“我已经没办法了,如果我眼睛不瞎,也不会走到这步.

[4]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2月29日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我国

农村贫困人口为5575万人,2014年则是7017万人.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5]贾平凹:《秦腔》后记[I],秦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60,561.

[6]贾平凹:极花[J].人民文学.2016(1).

[7]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J].南方文坛.2007(6).

唐 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松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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