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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生态小说的理论悖反和叙事构建
世纪之交生态小说的理论悖反与叙事构建
金春平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关键词：生态小说；理论悖反；叙事构建
摘 要：中国当前的生态小说叙事依托于西方生态理论,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张扬“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命中心主义”的同时,忽视了西方生态理论所倡导的“生命中心论”和“整体生命观”的现代化生成语境及其本身的理论价值裂隙.在中国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共时共存的“文明差序”格局中,简单化的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之时,遮蔽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本土复杂性,甚至呈现出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倾向,导致当前生态小说思想批判性有余而构建性不足,但它却在文学叙事经验领域开启了诸多空间和可能.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6）-009-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6.03.002
The Theory Reversal and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Novels
JIN Chunpi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Media,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
Key words： Ecological novels； the theory reversal；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bstract： In the current,ecological novels’ narrative is based on western ecological theory. While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 advocating non-anthropocentri and biocentri, it ignores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theory value fracture of the biocentri and the life concept of wholi, which are advocated by western ecological theory. In the pattern of Chinese premodern civilizatio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postmodern civilization,which are in a different civilization sequence, advocating the value idea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imply obscure the modern practice of Chinese local complexity,and show the anti-modernity tendency of conservati, which led to the current ecological novels, which are full of critical thinking but lack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But it has opened up a lot of space and possibility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narrative experience.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当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一直是重要的文学命题.从中国的远古神话,到新世纪的生态文学,从西方的奥林匹斯山神话,到欧美当代的自然文学,人与大自然如何相处始终是作家们关注、书写和思考的对象.由于世界文明版图内时代、地域、民族等的差异,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包括认知态度、审美态度、功利态度等,经历了多样化的历史变迁.在文学当中,自然或者作为人类活动的实指性背景空间,或者作为与人类生命本能相异的客体象征,抑或是作为净化人类精神空间的寓意载体,很长时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处于或盲目对抗、或盲目顺从的二元境地.20世纪末以来,西方生态主义哲学在全球掀起的热波,预示着生态文明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潮,与之相呼应的生态文学就是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的艺术产物.在中国文学界,上世纪80年出现了一批反映生态伦理、思考生态文明的报告文学,并孕育了生态叙事类小说的勃兴,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共存”的文明发展差序格局,生态小说叙事的价值理论基点呈现出诸多超前性误读的混乱或悖反状态,从而使当前生态文学的价值输出难以全面和整体的进入中国化语境的文化引领制高点,最终制约和影响着生态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西方生态理论的价值审视与语境误读
“生态”一词由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生态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引申为“人与物质性环境的生态关系”和“人与精神性环境的生态关系”两大领域.生态学认为,自然界的生命是一个整体系统,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而之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人类中心主义”,即自然是为人类所服务的.西方生态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所取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人类应该以更高的文化视野关注整个地球的生命一体化.生态学理论提醒人类,自然生态的种种灾害都是人类中心主义驱使下的恶果,人类应该思考改善与自然的关系.而对这种人地关系的错位根源的探究,最终又归结到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态的破坏.因此,面对人类文化危机和人文精神危机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失衡,生态文学理所当然的应该承担起挽救的重任,也形成了生态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其一,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其二,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其三,文明批判是它的突出特点；其四,表达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 〔1 〕 （P7-10 ）据此,完整意义上的生态文学的任务,包括了唤醒人类对整个自然生命系统的责任感,提倡从文化意义上对人类终极存在给予关怀.
西方生态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是经过了物质现代化高度发达之后的哲学反思,其文化指向是强烈的质疑人类高度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是对未来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模态构建.但是必须要看到,“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一方面标榜人与自然万物生命权利的平等,但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转换,因为生命中心主义的话语权、界定者和评价者始终是人类,最终的受益者还是人类,也就是说,衡量生态文化哲学思潮的实践效果,还是以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和良性发展为标准,这是“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的一个内在价值悖论.另一方面,生命中心主义和整体生命观,按其所谓的人与万物是平等的逻辑前提可以推论,既然人和一切动物的生命是平等的,都是生态链的一个环节,人类应善待一切动物,动物也应该善待人类；当人类处于生物循环链的需要必须侵害别的动物以保证生物链的正常运行之时,动物也有权力在其需要之时侵犯人类的安全和生命,于是可以得出“人类可以杀害动物”和“动物可以杀害人类”的荒谬结论！因此,“生命中心主义”某种意义上将人类降格为与动物同类层次的生物物种,抹杀了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本质属性,这是“生命中心主义”和“整体生命观”的又一个内在价值悖论.
正因为生态学是建立在对“初级工业文明发展”反思基础上的价值范式,初级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终让人类深受其苦,因此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话题才进入公众视野.而“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暗藏着静止的、自足的、内循环的“不发展”倾向,甚至可以解读为为了维持自然界的整体生命,“回到简单技术时代,斩断资本主义自我强化的增长链条以抑制增长……由此对现代化进程予以否定.” 〔2 〕 （P43 ）“不发展的生态观”最终会导致人类文明和社会历史的停滞不前,正因如此,我更认同生态和谐论的另一种主张——“可持续发展”.它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并界定为：“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和条件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环境社会学者还提出了与其接近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他们主张“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的以及激进的构建主义主张”,“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 industrializ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 〔3 〕 （P323-344 ）“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 〔4 〕 （P49-50 ）通过调整人类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生活实践行为,创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生态文学的价值基础：第一,当前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失衡,并非是工业化发展的错误,而是源于工业化的初级状态所造就,生态的失衡迫使进一步发展更合理的工业、科技和经济增长方式,并以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兼容性为原则,来取代旧式的唯物质论发展模式.第二,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是人类现代化的错误,而是源于人类发展的理性偏颇,是现代性的发展还不充分、走向歧途所致.人的本能、、贪婪等人性本色在改造自然、获取资本、推进文明的同时,也的确推进了物质感官的解放,即感性现代性,这是第一层面的现代性；但是当感官现代性获得了充分发展,陷入放纵和狂欢之时,人性已经进入了“恶”的范畴,第二层面的现代性,即理性现代性并未能即时奏效,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是生态和谐失衡的人性成因.因此,生态文学应该以“新启蒙”为价值基石,承担起对“自由人性”处于“物的奴役”的批判、启蒙和解放,构建物质现代性之后的“新理性精神”,在超越元启蒙理性精神只调节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的范畴之外,应将人与自然、人与未来、人与宇宙之间的理性关系纳入其中,此价值理论基点应成为当前生态小说的文化使命.
反观中国当前的生态文学,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凸显大写的“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兼及人文主义的质疑和否定.自“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维度是以现代性为主导,“人”被发现和颂扬,“人”的独立价值和主体地位得到确立,“文学”是“人学”的理论逐步构建,人文话语形成了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话语精髓.但是,这里的人文话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专制对“人”压抑抹杀的矫正,是对国民人格萎缩和孱弱的反拨.即使是启蒙话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以对人的生命、自由与尊严的强调为旨归,这被视为重建完美人性的理想方向和模式.因此,现代文学对“人”的张扬,是实现物质现代化和理性现代化的前提,是启蒙文化使命的第一步.但是,当前的生态环境失衡和恶化,生态论者归结为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破坏了传统道家的“天人合一”,并认为现代性对“人”的凸显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祸首.我们认为,当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是现代性凸显“人”的价值的罪过,恰恰是“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或“启蒙的未完成性”所造成的.传统启蒙知识分子在借用欧美国家的现代理性观照人性之时,人性本身的复杂和多面,包括其中的非合理非健康非自然的部分,在“人”的口号的呼喊之下,也一并被肯定和接纳,这其中有借用摧枯拉朽的之势重建中国文学精神的战略思考,但其潜在的后世影响也逐渐显露,一个明证就是蕴藏着反道德、反人性、反历史内涵的诸如《狼图腾》等文学作品竟大行其道,且受到大众追捧和肯定！因此,当前时代不是要放弃启蒙、解构启蒙,而是需要二次启蒙、重申理性,开展“新启蒙”的文化实践,新启蒙的视域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审视人性的多维性,张扬理性、节制、健康的人性.
另一方面,当前生态文学存在对西方生态理论的生硬模仿和原貌照搬,忽略了中国现实的本土性和复杂性.此论者认为,大写的“人”在整个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和主导影响被无限放大,人的形象在文学表现中,也飞跃式的由受压抑状态走向了历史前台,“扩大”和“扭曲”的人性伦理或曰人类伦理成为新的价值权威.与“人”相对应的自然主体,在文学的叙事艺术当中,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型的浪漫化,还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型的写实化,都是为了突出大写之“人”的主体性,并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人性内涵,所带来的是虽将自然作为叙事主体,自然在作品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自然所承担的工具性仍然是其主要的存在依据.我完全认同当前生态文学作家的普遍价值立场：人并非地球上的唯一物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人类对自我的思考,应置于自然万物、自然生态的大宇宙观当中进行,提倡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的新型价值理念.但是,当前的生态文学作家站在普世化立场的同时,也使生态文学创作的思想格局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向,这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即未能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的并时共存”的语境出发,审视其中的矛盾、悖论和复杂.尤其是对于后发地带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他们出于生态环境的巨大反差和本土感受,深知经济发展以生态破坏为巨大代价的历史惨痛,从集体情感反感“先发展再治理”的现代模式；另一方面,前现代向现代文明的前行,是全球现代化的主流,也是处于前现代地区民众的集体心理诉求.但是当前的许多生态书写,普遍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之后的西方生态理论为基础,进而出现简单化的价值判断,最终使生态文学叙事与本土社会现实出现叙事隔阂.因此,生态文学创作要从中国本土与西方国家在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差异视域出发,反思社会发展历史,预警人类生态危机,并对人类的文化系统偏颇进行深刻批判；同时也要对隐藏在“生命中心主义”理论的慈善表象下的反人性、反人类的文学立场给予澄清,对其中的巨大价值悖论进行廓清.中国生态文学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以及由之衍伸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为基石,因为社会需要发展是无疑和必须的,关键在于如何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涉及到整体社会发展模式的世界性难题.生态小说家首要的是担负起人性批判者和生态预警者的职责,这就需要生态作家具备生态发展的深厚社会理论学养；另一方面,生态小说家,还有着生态社会学家所不具备的文学家的角色属性,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创新、深刻、经典应是生态作家的最终使命,也就是说文学对于人性的审视、抒写、洞察和拷问,是生态作家不应放弃的母题,因为生态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学”—“人学”.
当前生态小说叙事的类型生成与话语困境
生态哲学本身的价值悖论,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内部分化和维度分解提供了生发的空间和可能,当前的生态文学基本沿着“环境技术”与“人文生态”两个方向展开,并以文学的“批判”与“建构”作为介入当下现实的途径.吊诡的是,本应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萌生的生态文学,却在20世纪90年代首发于中国边地小说.边地恒久而悠远的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民间伦理,早已成为边地民众规范自我与大地关系的自然法则.也正因为边地是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前现代为文化底色,边地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一方面呈现出对过度的农耕开垦和反科学的工业发展的天然抵制,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西部地区”的现代性转型在普遍的警惕甚至批判之后,却并未能构建起清晰明朗的发展模态,因此,当借用西方生态理念的立论基础,从更为宽广的世界性视域整理边地小说的生态叙事和创作类型的同时,只能得出这样的尴尬结论：中国边地小说逐步显现出一种的新的但还并未很成熟的生态叙事姿态——既兼顾了启蒙话语以“人”为价值中心的伦理观念,又延伸出人与自然平等的以“生命”为中心的伦理原则的“准生态小说”.源于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日常体验,他们的批判是自觉和有效的,且往往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追根溯源——人性的、历史的、技术的的理性批判；但是,西部原生态的前现代文明如何实现自身蜕变跃进到现代文明社会,他们则普遍回避了对生态哲学环境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探索,转向了对人性、精神、文化生态的理想模态构建,而这些也恰恰是文学的独特功能.
“物质压抑”情境下的“生态恶化”是边地小说所着力呈现的主题之一.生态理论所蕴涵的生命中心主义的“人地和谐”观,昭示出人类只有善待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形式,摆脱功利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文化诉求.但在当前边地小说的生态创作中,作家一方面对自然环境的恶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此来警示正在发生的自然生态危机；同时又囿于民众物质生存的艰难而对他们破坏生态环境的“狂妄举止”表达了某种无奈和同情之意,因此这是一种不成熟却具备了人文内涵而非技术理性的“生态叙事”.陈继明的《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对沙尘暴的描写引发的思考是：迫于贫穷和生存而挖甘草,挖甘草又破坏环境,最终导致沙尘暴威胁人类的生命,生存与环境的二律悖反成为难以厘清的文化抉择难题.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由猎人身份到生态保护者身份的转换,遭到了久已习惯打猎为生的牧民的误解和忌恨,以顽强的毅力和隐忍坚持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身份转变之后的生活困顿.郭雪波《沙狐》中的大胡子迫于生存而捕猎,但捕猎只能带来草原生态的破坏；《桔红色的沙月亮》中贫穷的人群为了生存而破坏了沙漠的自然生态……边地生态作家以深厚的生态情怀,书写着人与自然关系对立下的生态破坏,挖掘着这种自我毁灭局面的人性之“恶”成因,但又辅之以底层立场的同情和关切,最终呈现出的是“生态保护和底层生存”相矛盾的文学困境.
“宗教语境”中的“万物有灵”同样是边地小说生态叙事的文学理想表征.现代文明并非是能够解决人类问题的万能之神：苦难的灵魂无法得到安抚,心灵的迷失无法得到指引,精神的家园无法得到重建.当中东部地区的作家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各种以“后”命名的思想体系时,边地作家却平静而安谧的凝视着万物生灵,他们无意去追赶那么多时尚而难解的文化理念,却在灵魂深处持有着对万物之神的虔诚与尊敬.在无形之神的感召下,他们张扬着善待万物生命,重建人类信仰的理想,并在文本中构建着万物和谐的诗意家园.但诗意家园的背后不能忽略的是,这种前现代话语中“人”对自然的敬畏立场,同时也蕴藏着“放弃发展”、“回归原始”的叙事企图,存在着将自然神圣化的神秘主义倾向,这显然是有违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立场,也是诗意西部生态的一种文学困境表征.在红柯、乌热尔图、郭阿利、姜戎等的作品中,无论是新疆大地、戈壁沙漠,还是动物、植物、静物、梦境,处处闪现着对万物生灵的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万物都有灵魂和神性,彼此可以进行交流与暗示,可以给人类以神灵指引.在《金色的阿尔泰》中,马是成吉思汗的灵性化的战争伴侣；《美丽奴羊》中,羊是牧民所敬畏的带有神秘力量的神灵；《狼嗥》中,狼有着狂野不羁的人类化的生命活力；《哈纳斯湖》中,鱼可以与人类的生命相通.就连对待死亡,都充满了圣洁和安详,“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必然产生生命的大气象,绝域产生大美.” 〔5 〕 （P72 ）此外,在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郭雪波的《锡林河的女神》、阿来的《格拉长大》、李宁武的《落雁》等作品中,敬畏生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与生态理念的生命至上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也是借以表达对生命自由状态诉求的一种艺术手法,实现了情感的充沛与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相通：“浪漫主义把自然当作一种语言或是一首和声协奏曲……整个宇宙被认为是一个由各种符号、契合、象征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同时又是有生命的并且按照节奏颤动.” 〔6 〕 （P167 ）在沉浸在浪漫和诗意的审美感受当中时,最具有诱导性的则是对西部本土苦难和艰涩的遮蔽,即使将自然与人类置于启蒙与被启蒙者的位置,以此表达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否定,尤其借助于多种宗教的神秘主义精神,聚焦于人的精神感受和心灵质地的诗意化反抗,但西部的现代性发展和社会未来走向如何行进,显然是边地作家所忽视的甚至是逃避的,因此,宗教语境下生态叙事的诗意化浪漫化,是在东部殖民化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生产的产物,它更具精神美学的艺术气质而非生态伦理的深刻思考,这同样是当前“生态”与“文学”的话语偏颇.
“文化保守”话语下的“大地之母”膜拜也是边地小说生态意识的别样显现.“大地”文学意象的构建,在边地作家看来,是他们逼近人性本真和生命本质的方式和渠道,具有实指和隐喻的双重功能.“大地”是乡土民众得以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土地、农业、粮食、生命、繁衍,彼此间构成了衍生与连带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自然的土地与人的生命的内在关联,这使“土地”成为民众最为珍视的生命机体；同时,“大地”崇拜从文化上代表着原始而静谧的生活方式,即前现代生活方式：这里没有现代文明孕育的人性异化,没有后现代文明熏染下的生存困境,而是充满了自由、健康、原始、、活力、纯朴乃至高尚的生命内涵.因此,“大地”所代表的前现代文明与工业机器为代表的现代、后现代文明相比,具有精神抚慰和人性矫正的“世外桃源”的暗示和参照意义,其美学资源与文学思考在当下的城市喧嚣中可以提供复归人性的文化能量.郭雪波、迟子建、阿来、董立勃、杨志军、红柯都将“绝域产生大美”的生命感悟作为创作源泉,将西部大地当作漂泊灵魂和躁动心灵的精神家园与生命归宿.海力布将大草原看做牧民和羊群的生命之母（《乌尔禾》）；军旅营长将阿尔泰平原视为其灵魂居所（《金色的阿尔泰》）,云灯（《沙葬》）、老双阳（《大漠魂》）、老铁子父子（《狐啸》）、老沙头（《沙湖》）等对大地的崇拜,是呼唤人性和灵魂的回归,并已上升和内化为生命信仰和宗教虔诚.但是仍然要看到,大地崇拜情结,同样隐藏着对前现代文明简单生活的倾心,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敌视,甚至有退守游牧文明的“反现代”诉求.在当前的生态文学创作中,大地崇拜情结更多的停留于对人性异化的矫正,对精神无根的寻觅,从人性生态的正面呈现,间接实现人对大地和大自然“支配”关系的颠覆和重构,也就说,对大地的崇拜是源于对当前人性生态和文化生态恶化趋势的疗救,才被重拾和重视的,大地崇拜是人文内涵的人为注入、人文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对大地的崇拜是表象,在经过象征、转喻和暗示之后,“大地”已然成为实现人性和人文生态拯救的意象符号,作为到达文化系统和人文生态的拯救才是自然生态拯救根本理路的话语层面,它更具备文化反抗和精神突围的人文意义.而边地作家以最原始的大地意象制掣现代化的发展,以想象中的归乡和皈依,抵抗不得不去面对的现代化滚滚潮流,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提倡人性节制、批判的同时,也仅止于提倡和批判层面,对对环境生态的审视与构建,对人文生态的理想探索,则早已被流光溢彩的审美画面所覆盖,这也是当前生态文学对“文化保守和文化退守”主义的“不发展”与生态哲学“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两类话语体系的错位误读困境.
当前生态小说叙事的经验构建与伦理取向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当前生态小说在诞生之初,就处于西方生态话语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差序格局的撕裂和张力结构中,对于中国的生态文学,完全以西方生态理论标准去解读,类似于《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低吟的荒野》之类的经典之作还未出现；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理论也存在着诸如“人类中心论与生命中心论”、“社会发展的殖民性与自然保护的限制性”、“现代性的未完性和现代性的解构性”、“生态利益的整体性与权利话语的人类性”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但生态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学”,当从叙事伦理、叙事美学等文学性视域考察当前生态文学独特的经验建构时,毫无疑问它已具有鲜明的开拓意义,参与和形塑着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格局.
当前的生态小说叙事,重拾、拓展和丰富了人类的审美视域.生态小说集体性的对自然物象的审美化表意与重拾,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的承接与彰显.中国古典审美观的特色之一便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古人的审美意识中,古朴苍茫的大自然给人谱绘的心理图式是壮美、无垠、阔大、浩瀚.新时期以来的生态小说作家对自然世界,以及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展现,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学审美领域的衔接和承继.如果说生态小说的自然审美叙事只是对传统文学表现领域的继承,还不足以构成它的特殊价值,那么当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到,自然叙事的缺失的确是文学史中的一大缺憾,即使偶有为之,也是点缀与辅助角色,而非像生态小说这样,将自然物象极尽奢侈铺排到如此地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小说弥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自然审美主体在文学表现范畴中的遗漏.生态小说不仅在当代文坛格局中具备了自己独特的再现与表现的审美价值,而且由于这些自然物象典型的体现了地域文化气质而显得摇曳多姿.无论是本土性作家还是闯入型作家,他们都对边地自然有着真切的生命感受,并且将这种感受升华为人类共存性体验而显示出超越地域的价值存在,从而完成了对边地异域的鬼魅想象与本土真实的双重建构.“想象”抑或“真实”,都传达出边地地域文化与中东部现代文化的参照与互补,从而使边地小说的自然生态叙事,既有人化的审美表现功能,也有前所未有的边缘性文化矫正功能,“充满梦幻色彩的神化与自然更接近,更具有揭示的穿透力.” 〔7 〕 （P21 ）边地自然生态叙事,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地域表达元素,也使审美对象领域得以扩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独特存在.
当前的生态小说审美传达,还表现出对“生命伦理观”的文学建构倾向.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将人从神当中分离,人的价值主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独立.但在树“人”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过渡推崇,却也将“人”尊为“神”.由此所带来的是人与非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这种对立的逻辑同样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使一切皆“以人为尊”,自然和万物都成为了人的附庸,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紧张,万物的生命共同性却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当前的文学现状,“从文学创作层面看,首先是精神狭隘,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深远的人类关怀.” 〔8 〕 （P9 ）生态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生命主义”倾向的重任,就是试图从极力强调“人”的独立性和同一性的偏颇中,矫正或复归到整体性的“生命伦理”的生态视阈,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样的理念恰是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学和历代文学所从未遭遇但却颇为紧迫的文化命题,从更为高远的视点观照到了万物生命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共荣,认识到了人类只是大自然生命综合体中的一员.而生态小说所建构起的核心命题就是“复归自然”、“关爱生命”,将自然万物看作与人类生死与共的共同体,试图实现从“人类中心”的颠覆到“生命中心”的确立.生命伦理观的复苏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对自然美学主体的重新建立.因为只有主体的审美意识觉醒,才能从生命的角度和美学的角度观照自然万物,完善自身,实现普泛的生命体认.这种主体对自然审美的复苏和对生命意识的复归,正是唤起人类关爱万物生命的哲学基础.在当前生态小说中,也有人与自然对立的叙事类型,但其独特贡献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矫正,试图重新建构相互之间的生命共赢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相互包容、真诚关爱、彼此相依的关系.
当前生态小说叙事蕴含着对当下人性缺失的警醒与拯救的绿色良方.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的精神危机.政治理想的失落与启蒙理想的沦陷,使现代人成为无“根”的一族,“在带来国人感官解放和物质享受的同时,‘人’却最终滑向了信仰扭曲的‘心灵渊薮’和精神景观的‘家园荒原’.” 〔9 〕 （P160 ）现代人在物质消费的引诱之下,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人类社会的文化系统也在震荡中失衡,造成了现代人深重的精神灾难与：伦理失范、道德下滑、家园遗弃,人类本初的质朴与天真早已远去,只留下满目疮痍的现实狼藉图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病症之下,生态小说将被遗弃的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叙事主角,并在小说中展示出人对大地母亲的依恋,以及由此升腾起复归家园的天人和谐的回归意识.在人类向自然复归的过程中,自然界的安宁与稳定已经成为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人性的精神症候就这样被自然同化.自然以其超脱、沉稳、静谧,不断激荡着早已被异化的心灵与精神,对生死命题的思考,对孤独体验的重温,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等,都成为生态小说中主人公借自然物象得以完成的象征性和精神性暗示的内容,人类也在精神的体悟中完成了对自然存在物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无论是对自然万物有灵论的观照,还是置于对立境遇中对人性力量的激发,抑或以宗教般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生命的追问,所呼唤的正是健康人性的回归,即“生态平衡、人心平衡、文化平衡和社会平衡为最终的理想目标.” 〔10 〕 （P88 ）生态小说让人从自然中净化、从自然中感召的价值倾向,正是对“大生命”概念的重新演绎,对生存隐秘的再次探索,是对人性力量和生命活力的深度寻觅.由此,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感应中,完成了对现代文明进程下造成的人的本性的缺憾与迷失的警醒,实现了从自然个体到人性完整的复归,构建了人性异化的救赎之路,完成着文学性的构想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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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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