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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代学术概论》有感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辽宁王苗苗
【摘 要】清代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其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简要地对清代的学术思潮进行了评价.其中把清代的学术思潮分为了启蒙、鼎盛、分裂、衰败四个时期.不同时期学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同的,但却都有值得学习之处,前期注重创新和务实,中期则朴实严谨.晚期由于社会动荡,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促进民众的觉醒.
【关键词】治学方法创新经世致用朴实严谨
梁启超先生被公认为是清朝末期最优秀的学者之一,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较高成就.其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原是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做的序言.结果却因“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此书是一部阐述清代学术思潮的源头及其流变的经典著作,对清代学术思潮做了简要的评价.读此书后,给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清代学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清初学者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晚明王学的衰敝,且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满清入主中原,引发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抵触情绪,他们以对学术的批判来影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表达其民族气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清代学者在批判旧有学术时,不断创新,开拓了学术研究的不同领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治学理论,学术流派也较多,打破了晚明王学垄断社会学术与思想的现象.清初的思想流派及其治学理论有: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生活行事中求知”.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有了根本的差异.
颜元曰“: 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其认为学问不能仅仅从书本上获得,要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获得.喜好空谈就如同纸上谈兵,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即因做事而求学问,要有社会责任感,开辟发展了实学的道路.
黄宗羲、万斯同一派是以史学为根柢来治学研究的.其在综合历代史实的基础上得出“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坏天下,其创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维系秩序的基础,观点明确,切中要点.以史学为根柢的治学方法,发挥了史学的“明鉴”作用,是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
清代初期学者的治学方法贵在创新,此时是清代学术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时期,研究方法与晚明时期是截然不同的.其治学理念多半是为了摆脱晚明虚学之弊,所以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说.认为学问、学习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的问题,高谈义理是虚诞可笑的.“经世致用”的提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把学术思潮从务虚转到务实上来,同时,也有利于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就当今社会而言,“经世致用”的思想依然是指导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知识,理论是为更好的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的.此时的清代学者是极富有批判精神的,固可开创出与前代完全不同的领域.
清代学术进入全盛时期后,其创新精神逐渐减弱,但其治学的方法却日益缜密.其中最为成熟的一派即为考证学派.其学派以考证为目的,成为清学的中坚.清代考据的特点为: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大意是说要确立一观点必须要有证据证明,不可凭空想象的发表观点.二,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正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利之反正则弃之.治学者不要忙于下结论要多搜集证据,然后再做出结论.三,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此点是尤其要学习之处,明知有错误却不更改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亦有害于社会风气.四,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这种风气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亦利于学术的发展.五,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每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以自己的喜好做深入研究更利于取得成果.以上几点为清代考据学的特点,也是值得学习的治学方法.
清代学者在全盛时期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梁启超先生认为,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治学方法为:
第一,注意.发现问题是研究问题的基础.问题往往存在于常人容易忽视之中的,要发现其有特别的研究之处,进而才会在研究上有所创新.就如启超在评价王氏所著的《经义述闻》时说“: 其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
第二,虚己.在注意观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和疑问,大多数人最易以自己一时的主观感想轻下判断,这样一来,观察所得的灵感也就失去了本来的价值.清代的考证学者则是十分反对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在研究时主张放空心思,不许存在一丝一毫的主观意见,只是搜集客观的资料,做极为忠实的研究.
第三,立说.研究要有一定的目的性,不能盲目地进行.
清代学者在研究问题时一般会假定一观点,以此观点为标准进行研究.立说,就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假定公式,确立之后进行证明和推理.
第四,搜证.既然已经确立了一种假说,就要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搜集证据.清代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并不轻易地下结论,总是以各种方式广集证据,务求证据的正确和丰富.顾祖禹治地理学,自言“: 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从容谈论,考核异同.”以此来确保搜集材料的真实,得出准确的结论.
第五,断案.经过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所定的假说可能成立,可能失败,这时可得到确定.
第六,推论.清代学者治学方法是极其缜密的.其研究方法层次分明,一问题研究得到定案之后,对同类问题同样适用.“揆之本文而协,验之它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其结论是有广泛的适用性的.
清代学术能取得如此繁盛成果,也与其学者自身的学术修养有很大的关系.学术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戴震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提出了学者应具备的三种治学修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博学才能善思,才能做好评判,之后取精去粗,提炼精粹.
要做到淹博,就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学问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在困惑时也要以坚持不懈的精神不断地鼓励自己,学无止境,不管是日常的生活中或是书本之中都存在着学问,要以坚持的精神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淹博不易,却也是治学的基础.
要做好识断,即做到明辨.戴震常言“: 知十而皆非,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所学如不加判断和整理就容易出现知识的相互矛盾,观点混乱.也可能以错误的观点来评判社会,“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礼杀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以自己所学对社会进行正确的评判.这一点是不易做到的,往往会受到所处环境或意识形态的影响.
要做到精审,不仅是对学者文字语言表达的要求,更是对学者提出的观点思想的要求,要切重要点,立意深远.戴震所著的《孟子字义疏证》,字字精粹,“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使人读后深受启发,教导人们治世做人的道理,起到的是灯塔式作用.这是对学者素养更高的要求.
清代后期,由于深受外来文化的大肆冲击,学者们徘徊于中外两种文化之间,分成了保守与激进两个派别,两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对待西学态度上,一派主张学习西方,反之,则要求固守本国文化.实际上,较多的学者是兼习了两种文化,并且由于社会的动荡,学者治学的目的更多的呈现出影射政治的倾向.其与清代学术的强盛期相比,已经不是单单纯粹的学问研究了.
清代学者给予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前期的创新精神,还是鼎盛时期踏实严谨的治学方法,或是对自身学术修养的要求,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启超曾说“: 此种研究学问的态度与方法可使我国学者之头脑,渐趋冷静缜密.”从而取得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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